“台灣新電影保姆”廖慶鬆:請用靈魂跟我談電影--傳媒--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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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電影保姆”廖慶鬆:請用靈魂跟我談電影

黃昉苨

2012年01月18日09:30    來源:《中國青年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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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慶鬆手握一把無形的“剪刀”。這把“剪刀”讓他被尊稱為“台灣新電影保姆”。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30多年來他幾乎和台灣每一位重要的導演都合作過,由他操刀剪輯的電影超過70部。他的經歷,被形容為“就像是一本台灣藝術電影史”。

  “隻要拍完交給小廖就好了。”據說,這是侯孝賢導演最常說的一句話。從1973年的第一部紀錄片開始,廖慶鬆與侯孝賢兩人一合作就是30多年。所以,如今有人這樣列舉廖慶鬆的剪輯作品:《多桑》、《海灘的一天》、《練習曲》、《十七歲的單車》、《姨媽的后現代生活》,以及——侯孝賢導演的所有電影。

  “剪接對我而言,從來不只是剪故事,它有一種氣氛與感覺在。就像羅丹雕塑,他會從石頭裡去找靈魂。每部影片都是一個影像雕塑,那個影像不是我去設計,而是用心去感受影片,去表達它本身的樣貌。”廖慶鬆說。

  影片到了他手裡,他就像個裁縫一樣,按自己的理解,把電影裁剪出來。他剪輯過獲得第3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的《山有多高》。這是導演湯湘竹在兒子出生之后,對父子關系有了新的感悟,於是帶父親去湖南老家探親的故事。

  廖慶鬆把原本初剪片的次序打亂,讓影片中老人的影像與新生兒的片段互相穿插,透過新生命,觀眾們會體悟到老人的歲月在慢慢消逝的感覺。放映時,很多人看了都默默拭淚。

  他也在下面看,但思考的是:“這個紀錄片會不會太好看了?紀錄片似乎不應該這麼好看。”

  有時候,影片甚至會在他的修剪下改變主題。一部本來的主題是“偷渡”的電影,拍攝出的效果不盡如人意。廖慶鬆看著素材片,覺得其中最動人、拍得最漂亮的部分是感情,於是他把偷渡變成了影片的背景,把影片的重點放在了兄弟之情上。

  結果片子出來,導演自己看了都目瞪口呆,問廖慶鬆:“我的片子還可以這樣剪?”

  廖慶鬆與電影的緣分由來已久。小時候,他陪著住巷子斜對面的小朋友去給在劇院工作的父親送飯,常常趁機溜進放映廳,無聲無息地坐在最后一排,等待下午即將開場的電影。

  他還曾撿回家一架廢棄的放映機鏡頭,釘木箱,架燈泡,自己搜集了照片和畫片,在牆上一格格放映起“電影”來。小伙伴要來看,還得交上個一毛兩毛票錢。

  廖慶鬆解釋不了為什麼小時候對這個游戲情有獨鐘。“好像生來就是做這一行的。”他笑笑說。

  不過,廖慶鬆正式與台灣電影結緣,是在1972年。當時,他在報紙上看到一份電影技術人員培訓班的招生廣告,便去報考。兩百多個人裡取二三十個,他也被錄取了。要到多年后回望的時候,人們才會發覺,那時,台灣電影正在醞釀著一個新時代。

  從訓練班出來沒多久,他就遇上了一個以后會讓他“很頭疼”的人。那時,一個陽光的年輕人每天踩著雙布鞋、背著一個藍布小布袋就出現在電影公司裡,貌不驚人地當著場記。后來了解華語電影的人都知道這個年輕人的名字了。他叫侯孝賢。

  這對黃金搭檔一合作就是30多年。可很多經典之作的背后,是無數的艱辛,尤其在當年,信息流通與技術遠沒有如今方便。

  廖慶鬆的學生時代,電影和理論書籍還是難得一見的事物,他學剪輯的方式,就是看電視,連烹飪節目也不放過,邊看邊記錄著別人的拍攝與鏡頭轉換方法,把所有電視節目都“抄”下來,累積了一本本厚厚的筆記。到后來,在電視機前觀看美國轉播的世運會,他可以根據畫面把場上每台攝影機的位置與拍攝任務都找出來。

  聽起來像是一個苦學成材的故事,但廖慶鬆回憶起來開心得很,這些事情“傻傻的”,可都是他“年輕的時候超愛的”。

  很多電影理論的書,廖慶鬆都是進入電影圈之后才讀到的,對他而言,這些書讀起來猶如故人來,因為他的筆記本上都已經整理過那些規則。

  初入行時,廖慶鬆面對的剪接機還是一張大桌子,四個角落有四個盤,坐在桌前的他得扯著一格格的畫面與聲音不斷修修剪剪,剪著剪著,常常是牆上貼滿了膠片,他的身上也挂了一圈又一圈的膠片。累了,貪剪接機的背后有燈,比較暖,他就直接鑽到剪接機下睡一兩個小時。

  他最怕剪輯的時候有其他人來剪接機前觀看。“一見有人來就‘熱情’得不得了,主動站起來端茶送水,堅決不能讓他靠近剪接機。”

  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剪接出的電影開始接近世界一流水准。

  在台灣電影的“新浪潮”運動中,出現了一批侯孝賢、楊德昌、萬仁等新導演。而所有這些導演在 “新浪潮”的早期拍攝的電影,幾乎都是廖慶鬆一個人剪輯的。有那麼五到十年,一年365天中,有200多天他都在熬夜。

  后來他發現,甚至自己的性格也被剪輯改變了。“侯孝賢導演很浪漫,所以做剪輯的有時候需要理性一點﹔而楊德昌導演是學計算機的,在拍片之前一步步就設計得很精密,剪輯時得告訴他觀眾未必像程序那樣理性。”

  一次,廖慶鬆捧起一本心理學方面的書做性格測試,發現自己在各項測試中的結果都是偏中庸的。他想,這大概是跟不同脾氣的導演合作之后磨煉出來的性格。

  剪輯影片之余,廖慶鬆喜歡讀書。公司裡的同事曾調侃他“隻要不在剪片,就是在抱著書看”。從中國古代的老庄、佛學、唐詩宋詞,到西方的心理學、管理學的典籍,他都有興趣去看。

  他甚至還鑽研過一陣子營養學,“因為年輕時熬夜那麼多,我怕我會暴斃啊”。

  看著看著,這些書也融入了他的電影剪輯。在1989年,古詩詞幫他解決了侯孝賢拋過來的一個大難題——后來台灣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的攝影師陳懷恩在二十年后談起這部影片,還在念念不忘剪輯師的重要:“侯導的電影風格之所以能夠貫徹下去,關鍵在於廖慶鬆能夠接受他這樣去拍。”

  剛開始接過《悲情城市》的素材時,廖慶鬆是照著劇本一場場規規矩矩地剪的,后來發覺不對頭了:劇本上的兩百余場戲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場次,導演都沒有拍。

  廖慶鬆幾乎以為這部影片剪不出來了。不過,面對一堆接不起來故事的素材,他靈光一現地想到了自己當時在讀的唐詩。

  侯孝賢導演的影片鏡頭幾乎不動,遠遠地望著景物,畫面安靜而悠長,廖慶鬆發現,每一個鏡頭都像是一句詩。他甚至能從這“詩歌”的韻律中辨別出杜甫,三吏三別,那種流離顛沛的氛圍與《悲情城市》是一樣的。

  他想到了“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古詩可以經過這樣的倒裝,意思卻不受影響﹔他還想到了“遙憐小兒女,不解憶長安”,從這邊看過去,那邊又想回來,詩句本身就是無比精彩的剪接。

  影片剪了整整四個半月,完成沒多久,他就與劇組踏上了去威尼斯影展的路途。也不知道為什麼,廖慶鬆就有一種感覺,他對侯孝賢導演說:“我們會去拿獎。”

  頒獎那天,侯孝賢導演對他說:“小廖,好像都給你講對了”。1989年,在威尼斯電影節,《悲情城市》奪得了金獅獎。這是台灣電影人第一次在世界三大電影節上得獎。

  《悲情城市》也是廖慶鬆剪輯生涯的一個轉折點,他形容這種關於詩歌與電影的頓悟“好比是一下打通了任督二脈”。

  “你看我剪接的影片有個人風格嗎?沒有的,我都是在尋找影片本身的樣子。” 他說。

  從1998年起,他開始擔任侯孝賢多部影片的制片人,另外,他也在台灣的一些大學內兼課。

  “現在我的時間,大概隻有兩三成是花在電影的剪輯上。”廖慶鬆說,但“最愛的,還是剪輯”。

  台灣出版過一本廖慶鬆的傳記,叫《電影靈魂深度的溝通者》,這書名出自他說過的一句話:“剪接對我而言,是深度溝通,深到你連靈魂都得交付。”

  廖慶鬆的腦海中一直有一個畫面。那是童年時,住在台北市的艋胛地區的自己,在隻容一輛車開過的碎石土路旁,童年的他帶著一頭一臉白扑扑的痱子粉坐在傍晚五六點的屋檐下,繪聲繪色地講著從廣播劇裡聽來的故事,旁邊圍著一群聽得津津有味的小伙伴。

  “那其實需要很多的想象力,可以鍛煉影像轉換的節奏,可以看到每個人投入的表情”,廖慶鬆說,“現在想來,那就是我最初被電影吸引、累積感覺的時候。”

ceshi
 
(責任編輯: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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