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無寸鐵兵百萬，力舉千鈞紙一張。”在抗日戰爭時期，范長江曾“冒著敵人的炮火”深入前線採訪，寫出了不少名留青史的新聞作品，並做了大量抗戰工作。在時局危難時刻，作為一名新聞記者，他堅定了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挺直了知識分子的脊梁。

　　上海淪陷后，武漢成了抗日宣傳中心。為了團結記者，提高新聞工作的質量，加強新聞工作者之間的學習和交流，1938年3月30日，范長江聯合徐邁進、惲逸群等人在漢口成立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並在上海、重慶、香港等地建立分會，是中國新聞史上的一個重要裡程碑。

　　孟秋江，抗戰初期崛起的名記者，為《大公報》戰地特派員。當時與范長江齊名，井稱“兩江”。參加過南口、平型關、徐州、中條山等戰役的報道，所寫《在南口迂回線上》《大戰平型關》等戰地通訊，提供了不少有關抗日將士浴血奮戰的第一手材料，給讀者以很大激勵。

　　孟秋江在《大戰平型關》的通訊中提出的“記者的道德，即尊重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據事實說實話的一個原則”，贏得了廣大抗日將士和讀者的贊賞。孟秋江在家書中說自己“在中國社會第二個變動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找到了正確的道路”。

　　方大曾筆名小方，出生於外交官家庭。“九·一八”事變后國難當頭，他以相機和文字為武器，為抗日救亡而奔走，留下了很多反映抗日題材的攝影作品。

　　1937，他擔任上海《大公報》戰地特派員，在河北蠡縣寄出《平漢線北段的變化》之后，消失在前線，成為抗日戰爭中以身殉國的第一名戰地記者。他用25年短暫光陰，寫就了一個人生傳奇，被譽為中國的羅伯特·卡帕，報道“盧溝橋事變”第一人。

　　謝冰瑩在抗戰中以筆為槍，為國統區報紙撰寫新聞通訊，報道戰事。在戰爭間隙，堅持寫日記，發通訊，將一位女性的激情發揮到極至。這樣的女記者和報告文學家，在20世紀中國，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一位。

　　1937年，她組織“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赴滬寧一帶工作。1938年4月24日，她又到山東採訪，寫出了振奮人心的《踏進了偉大的戰壕——台兒庄》，其中有這麼一段令人難忘的警句：“中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失守！台兒庄，你偉大光榮的戰史，將與日月同輝，與民族永存！”

　　抗日戰爭時期，陸詒多次奔赴前線、后方進行報道，足跡遍及中國各個主要戰場，訪問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蔡廷鍇、吉星文、馮玉祥等，是抗戰時期出色的戰地記者。

　　陸詒從淞滬到熱河、百靈廟，到盧溝橋、台兒庄、太原、風陵渡直至緬甸曼德勒，跟著抗戰烽火一路走。什麼特殊待遇都談不上，就是嚼窩頭、宿野地、爬兵車、冒槍彈，結果寫下一系列優秀作品。陸詒總結出的經驗是：“做記者要行萬裡路，讀萬卷書，交一萬個朋友。”

　　1935年，上海各界組織抗日救國會時，曹聚仁被推選為11名常務委員之一，在會上他慷慨陳詞：“這回抗日，乃是我們這一輩人的事，要死，我們就去死好了！”他換上軍裝，選擇了戰地記者這一危險的職業，隨軍進退，冒著槍林彈雨，源源不斷地撰寫戰地通訊。1938年4月7日，轟動海內外的台兒庄大捷，首發者就是曹聚仁。消息見報后，舉國若狂。

　　1947年，曹聚仁和戰地記者、攝影記者舒宗僑編著出版了《中國抗戰畫史》，用20余萬文字、數千張珍貴的新聞照片留下了大量日本侵華罪証和中國人抗戰事跡，差不多是第一部內容完備、見解獨到的中國抗戰史著。

　　舒宗僑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還未畢業的時候就在上海剛剛創辦的《立報》當記者，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后成為蘇聯塔斯社記者，輾轉於上海、南京、武漢、重慶等地採訪，寫出了大量反映抗日戰爭實況的報道，拍下了大批照片。

　　舒宗僑1942年參與創辦的《聯合畫報》被稱為抗戰期間對敵展開攻心戰的最有力的“紙彈”。作為戰時宣傳品，《聯合畫報》由美國空軍時時空投到國內淪陷區，為突破日本實施的信息封鎖，傳遞盟國戰場反法西斯戰爭的消息，激勵國民的抗日斗志，挫敗日軍士氣起到了重大作用。

　　1937年抗日爆發后，前往華北前線，擔任全民通訊社攝影記者﹔9月採訪平型關大捷﹔10月參加八路軍，成為人民軍隊第一個專職新聞攝影記者。他曾在文章《攝影與救亡》中寫道“攝影在救亡運動上既是這麼重要，攝影作者就應該自覺起來，義不容辭地擔負起這重大的任務。把所有的精力、時間和金錢都用到處理有意義的題材上——將敵人侵略我國的暴行、我們前線將士英勇殺敵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來參加救亡運動等各種場面反映暴露出來，以激發民族自救的意識。同時並要嚴密地組織起來，與政府及出版界切實合作，務使多張有意義的照片，能夠迅速地呈現在全國同胞的眼前，以達到喚醒同胞共赴國難的目的。這就是我們攝影界當前所應負的使命。”

　　1938年春，一個名叫項俊文的文藝青年從浙江金華家鄉出發，到達延安后改名雷燁，他兼任各報刊的記者。1941年1月25日，冀東豐潤縣潘家峪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慘案，雷燁趕赴現場，強忍悲痛，舉起手中沉重的相機，拍攝下一組經典的冀東潘家峪慘案照片。

　　1943年4月19日，當雷燁正在平山曹家庄寫圖片說明時，畫報社駐地突遭日軍襲擊。沙飛讓兩個警衛員帶雷燁立即離村。雷燁三人向山下去看到大嶺溝的鄉親們，看到部隊休養員的同志，連連告他們有敵情快安全轉移。而他們自己道路不熟，20日晨與敵人狹路相逢，雷燁將最后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壯烈殉國，結束了29歲的生命。

　　何雲，筆名何文、王再然、露沛。《新華日報》華北版社長兼總編輯。他曾說過：“一個鉛字就等於一顆子彈。”為了用報紙來鼓舞廣大軍民反“掃蕩”和抗戰到底的決心，何雲竭智盡力，嘔心瀝血，成為敵后根據地新聞戰線的一員驍將，敵后新聞事業的一面旗幟。

　　1942年5月，日本侵略軍掃蕩太行山。在敵寇大舉掃蕩的情況下，何雲率領報社同志繼續工作，堅持在反“掃蕩”中出報。28日黎明，何雲在遼縣大羊角附近遭遇敵人，壯烈犧牲，時年3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