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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脈動·聚焦文化批評(下)

 從"娛樂至死"到"愚樂至死" "文化批評,我拿什麼拯救你"

記者 李舫

2011年05月06日00:00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手機看新聞

  “圍脖”時代的交集與疏離。
  人民圖片供圖

  國家廣電總局發文,嚴肅對待廣播、電影、電視中的“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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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文化一樣,文化批評顯然是異常復雜的概念。文化批評水准的高低,關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觀照、文化反思、文化發展的能力,但正是由於這一概念無所不包的復雜性和包容性,它也是我們社會生活中難以界說和難以回避的話題。

  值得警惕的是,由於文化批評的乏善可陳,凌空罵架的微博、插科打諢的秀場、泛娛樂化的舞台、權力尋租的理論期刊……正在遮蔽主流批評並匯聚成新的話語陣地。

  

  1. 新型文化貧困籠罩著批評

  文化批評泛娛樂化,批評家們趨紅包化,批評載體無序膨脹

  “我又不是人民幣,怎麼能讓人人都喜歡我?!”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禮讓三分﹔人再犯我,我還一針﹔人還犯我,斬草除根。”

  “鑒於國內油價不斷上漲,國家決定成立新的產油企業以打破壟斷遏制油價。現在共有四家成品油生產企業: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及中地溝油。”

  這是風靡熒屏、網絡的“周立波語錄”。語錄主題分散、重心游移,“沒有風格,隻剩腔調”,“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是,這些靠龐大的幕后團隊由網上流行的“段子”整合而成的語錄,卻因聚集當下周遭社會、生活、情感的一切“橋段”——調侃、惡搞、社會情緒、人間亂象、流言飛語、流行時尚、惡性事件而迅速“走紅”。不能否認的是,由於文化批評的乏善可陳,凌空罵架的微博、插科打諢的秀場、泛娛樂化的舞台、權力尋租的理論期刊……正在遮蔽主流批評並匯聚成新的話語陣地。

  “個個都是通訊社,人人都有麥克風”,科技的高度發展改變了信息的發布方式,讓每個人平等地擁有了發布信息的權力,以至有人驚呼,“在這樣的時代,甚至連討論互聯網都顯得有些過時了!”據CNNIC發布,我國2010年網民總數達4.57億,2011年第一季度手機用戶總數8.89億——在“13多億隻麥克風”的輿論場內,中國社會輿論的形成機制、傳播機制、干預機制、評價機制都在發生深刻變化。

  全媒體時代是一個“注意力經濟”時代。邊界不斷遠拓的新媒體場內,在“眾聲喧嘩”中吸引注意力,如果不能及時作出切中肯綮的文化判斷,就隻能依賴“先聲奪人”的“異聲”。然而事實是,文化批評既大量泛濫又嚴重缺失,文化理論既龐雜豐富也相當匱乏。在文化批評的日漸失落中,高發“異聲”的“意見”領袖正在搶灘佔地。“一種新型的文化貧困正籠罩在各種批評之上,文化批評像促銷廣告一樣華而不實,內容貧乏。”一位網友質問:“文化批評,我拿什麼拯救你?”

  文化批評的失落不僅廣受文化界質疑,同時也深為批評界詬病。“文化批評的發展,面臨著諸多因素的制約。其中有一種不正常的傾向,就是某些文化批評不是以追求真理為目的,而是更多圍繞某種需要而展開。”首都師范大學教授陶東風認為,文化批評存在著兩個頗為極端的現象值得人們思考——一極是過度吹捧,一極是一味謾罵。過度吹捧,毫無疑問不足取。一味地謾罵,把批評等同於罵,打冷槍、出冷拳、打群架,同樣有巨大的危害。

  文化批評本是一種借助文化學剖析文學或借助文本探討文化的研究方法。但不幸的是,文化批評的時尚化、邊緣化、口語化、散文化、紀實化、低俗化,批評家們對於重大文化現象的缺席、缺位、失語、亂語、無序膨脹,使批評載體滑向媒體化、口號化、紅包化、核心刊物化,這些是文化批評喪失生命力、降低文化品位的重要原因,是文化批評失去讀者、失去喝彩的重要原因,也是“微博撬開文化批評大門”、批評流於“泛娛樂化”的重要原因。

  有人一針見血地說過,文化越是泛濫,整個社會就越沒有文化。“現在文化不僅表現為一種熱熱鬧鬧的淺層化,還存在著明顯的文化被濫用的情況。當任何東西都可以冠上文化的時候,實際上,文化被消解得差不多了。”復旦大學教授錢文忠認為。文化批評也是如此。當失語、亂語成為常態,評論也就逐漸失去了自身的獨立品格,甚至“受雇”於商業利益,為人吆喝,變相炒作,搶奪眼球,制造賣點,文化不再是尊嚴的存在。

  2. 警惕“群體盲思”和“信息繭房”

  如果信息聚合和文化判斷失當,人們很快就會失去理性,人群很快就會變為暴徒

  微博的出現極大地降低了言論的門檻,移動終端更使這種言論的發布趨於簡便。在信息爆炸與媒介膨脹的時代,眾聲喧嘩,觀點紛雜,“意見”領袖的“意見”、“石破天驚”的表達,不僅成為信息世界的新“入口”,而且主導著動輒數百、數千萬“粉絲”的價值判斷,進而影響著社會生活的觀念與態度。

  不能忽視的是,微博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僅是一個傳播媒體和娛樂工具,它巨大的潛能正在被挖掘出來。微博的“意見”渠道正在成為互聯網公司“圈地運動”必爭之地的時候,動輒數百、數千萬的“粉絲”其實是由某些利益集團操控的。“微博的作用與商業價值是建立在一個微博運作成功的基礎之上的,試想,如果你的微博粉絲‘寥寥’,關注者非常少,怎麼可能達到效果呢。”一位叫做史光啟的研究者撰文道。

  他舉例,在Twitter上,戴爾公司的@DellOutlet這個專門以優惠價出清存貨的微博,目前已經有了近150萬名關注者﹔而通過這一渠道宣傳促銷而賣出的個人電腦、計算機配件和軟件,已經讓戴爾進賬650萬美元以上。

  值得警惕的是,在一個信息超負荷的時代裡,人們對信息的隨波逐流很容易使自己退回到信息封鎖時代的偏見。文化判斷是容易受到影響並且是可以模仿的——86年前,魯迅先生借助他的短篇小說,寫出了他有感於中國人求同心理太重容易形成文化盲從的基本判斷,從而高呼:“向庸眾宣戰!”

  “在一個正見和八卦日益難分伯仲的世界裡,許多頭腦聚在一起上網的努力可能會提供最好的通向信息烏托邦之路。”美國白宮信息與監管事務辦公室主任、原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凱斯·桑斯坦說。

  桑斯坦把對信息社會多年的研究成果集納為一部著作《信息烏托邦》,在書中他提醒大家注意,全媒體時代須警惕“群體盲思”和“信息繭房”效應。在泛濫的信息中,團體決策往往不能“群策群力”、“各抒己見”,相反常常由於種種原因而隨大流。特別是在互聯網上,當某種聲音成為主流的時候,很多人可能會不再去深究其合理性,而是盡力讓自己顯得與多數人的價值觀相一致,從而導致“群體盲思”。與此同時,在泛濫的信息中,人們很容易隻關注自己感興趣的人和事,隻跟從與自己氣味相投的聲音,於是作繭自縛。他對於人類積蓄信息和運用知識改善我們生活的潛能非常樂觀,卻也不無擔憂,如果信息聚合和文化判斷失當,人們很快就會失去理性,“人群很快就會變為暴徒”。

  “有人曾經以為我們會毀於我們所憎恨的東西,”著名文化評論家尼爾·波茲曼說,“不!”在文化成為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中,“我們將毀於我們所熱愛的東西”。這個“我們所熱愛的東西”就是“過度娛樂”、“泛娛樂化”,“新聞、文化、體育、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我們從而成為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3. 文化的一小步,通向自由的一大步

  文化批評關乎民族自在的想象資源和人類永恆的價值判斷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20世紀70年代,顧城在一首詩中吟誦。對於今天這個更加多元、更加開放、更加包容的時代來說,批評家們何嘗不是引導文化世界走向光明的眼睛?

  從學科起源和知識譜系來看,誕生於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批評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價值。濫觴於法蘭克福學派,文化批評整合了語言學、符號學、結構主義、敘述學、精神分析、文化人類學等思想與學理資源,是文化思想界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之間復雜關系的一種新的認識。在這種意義上,文化批評的研究方式遠離文學批評對於文學文本、敘事、喻義、象征、原型、文體、能指、所指、節奏的瑣碎剝離,遠離對藝術形式、藝術技巧的抽象把握,其存在的價值在於它更關注人性、關注當下、關注實踐,關注日常生活的審美判斷和意義識別,關注文化工業、文化市場、大眾文化以及中國現代化模式,這些標志著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意識與參與意識的重新凸顯,標志著他們的社會責任感與參與意識。

  “批評與創作是有通識的,對天地人的魅性的追問和呈現,關乎命運,關乎情境,關乎情感,關乎肉體,關乎倫常與破戒,關乎民族自在的想象資源和人類基本價值……”魯迅文學院副院長、評論家施戰軍深情寫道。懂文化、愛真理、有悟性、明是非、重史識無疑是一名優秀的文化批評家應該具備的素質,從這個源點和這些素質出發,才能夠建構出文化判斷的光明之城。

  從漢語的使用習慣上看,“批評”起碼包括兩個部分,“批”和“評”。錢文忠認為,“批”不是大批判的“批”,而是中國傳統中的讀書方法,即努力使自己冷靜理性的“批注”。這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獲取知識、表達意見的渠道和方式。“評”,我們尤其需要注意到言字旁邊的“平”。語詞、語氣、態度應該努力平和,尤其應該避免為了聳人聽聞而故意走極端。“批評家們應該時刻提醒自己,批評的生命正是朝向公正、公平、平和的努力過程。”

  “人類文化上的每一小步,都是通向自由的一大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歷史上文化的昌盛也總是伴隨著批評的活躍。文化興盛,則言路暢通,批評健康的時代一定也是文化繁榮的時代。與往昔相比,文化批評今天有了一個更寬容的空間,如何不辜負這個空間,主動維護文化和批評的純淨,主動抵制人情的誘惑、商業的誘惑、名利的誘惑,這是值得廣大文化工作者深思的問題。

  時代的瞬息萬變造就了文化變幻不定的品格,無論是科技手段的提升還是文化體制的改革,無論是信息資源的多元還是輿論平台的開放,中國文化正處於前所未有發展建設的最好時代。積極健康的文化批評的價值在於,批評家們不應僅僅徜徉於文化舞台的聚光燈下,更應該跋涉於文化思想的邊界、人類精神的頂峰。今天的時代是文化走向繁榮和發展的時代,在這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我們對批評家的約束越嚴格、他們的自律性越高,就說明他們需要擔負的文化責任越重大。批評家應該通過跟文化作品、文化產品、文化環境的相互砥礪、相互應對和相互磨合,規范文化批評的法則和樣式,預言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前景和路向。盡管“轉型”中的文化批評失卻了20世紀80年代的那種榮耀與鋒芒,但應該肯定的是90年代以來文化批評一直在自我反思中前進,而且腳步越來越堅定。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吳義勤認為,許多嚴肅的批評者,始終兢兢業業地堅守在文化批評的第一線,在文化批評之路上,他們的步伐堅定而從容,他們的反思嚴苛而深刻。由此,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批評的希望,也看到了中國文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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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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