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電視紀錄片創作低谷

歐陽宏生  賴黎捷

2009年04月14日17:25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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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中國紀錄片創作不容樂觀,如何走出困境,實現中國紀錄片創作的持續發展,這是紀錄片人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盡管我國電視紀錄片創作的數量逐年遞增,但有個性、高水准的紀錄片並不多見。創作題材雷同、主體模糊、記錄手法大同小異的情況普遍存在。中國紀錄片在國際上雖時有獲獎,但題材狹窄,主要局限在人文類、環境與自然類,不少種類在國際大獎中尚處於缺席狀態。2000年10月底舉行的“北京國際科教紀錄片展評研討會”聚集了近200部來自各國的科學紀錄片,但沒有一部中國紀錄片。2001年第14屆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上,中國紀錄片處於“缺席”的尷尬境地。電影節主席阿裡說,作為一個大規模的電影節,中國是被“漏掉了”的一塊。為了滿足國內電視紀錄片播放需求,不少電視台根據市場需求轉而購進國外優秀紀錄片。全國紀錄片無論從創作還是從市場看,都處於不容樂觀的狀態。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創作理念局限,難以突破紀實觀念的束縛。受格裡爾遜思想的影響,我國紀錄片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是作為宣傳工具而忽略了紀實本體。《望長城》掀起紀實熱潮,我國紀錄片隨即走上了本體回歸之路。一些創作者惟恐重蹈覆轍,矯枉過正,將紀錄簡單等同於紀實,視紀實風格為紀錄片的唯一風格,反而作繭自縛。紀實之外,是否還能有多種多樣的紀錄片風格呢?如何突破既有的記錄手段對被攝對象進行更加深入的記錄與思考呢?這是創作者們所要思考的問題。

  在紀實觀念的束縛下,紀錄片的整體風格難以脫離紀實的窠臼。編導們追求紀實風格,採用一種完全的紀實手法,在創作中盡可能不干涉拍攝對象,注重捕捉人物活動的真實細節,以活生生的細節感染人,從而啟發人們體會事物表象所包含的哲理和意義。,不少人甚至將紀實創作模式化為大量的長鏡頭、同期聲、無技巧剪輯、無解說詞等。有人就曾用“畫面加解說詞”概括80年代的紀錄手法,而用“同期聲加長鏡頭”來概括90年代至今的紀錄手法。

  在這種紀實理念的局限下,拍攝對象多限於普通百姓,拍攝視野難以越出平民的視線。但這種以普通百姓作拍攝對象的紀錄片也有局限性。它將其它層面的人們的生活排除在視線外,將復雜、多義的現實生活簡單化、平面化,導致了思維方式的單調和封閉。

  在紀實觀念的指導下,我國創作者積極汲取西方的創作理念。這本無可厚非,但一些創作者把紀實理念無限延伸,步入自然主義的誤區,反而作繭自縛。我國紀錄片理念受到弗拉哈迪《北方的納努克》的影響,受到吉加?維爾托夫的“電影眼睛”、讓?魯什的“真實電影”理論的影響,注重再現生活的原生態,強調紀實性。紀實理念無可厚非,但是不少創作者將自己局限於狹隘的紀實觀念中,大量羅列自然生活流程,使記錄過於瑣細與平面化,反而忽略了對生活的全面、深刻和立體的探求。“紀實理念”在無形中被異化了,進而演變為自然主義觀念。紀錄片創作也因此暴露出許多問題。比如將攝像機交給觀眾、不惜代價攝取客體生活最隱秘的部分等等,引發了業內人士的討論:記錄的界限到底在哪裡?

  第二,紀錄片題材狹窄。整體上講,大部分紀錄片是人文類、社會類、自然環境類題材,通過展示人的生存形態和各種本真的情感來引起觀眾的共鳴。經濟類、時事政治類、科學類題材相對少見。

  從局部看,首先在人文類紀錄片中就存在選題狹窄的問題。有兩類題材所佔比例最大:一類是邊緣群體,另一類是弱勢群體,其次,在科技類紀錄片中,所選題材局限於熊貓、猿猴、鳥類等動物。

  題材的狹窄束縛了紀錄片的手法、視角,也限制了它的風格。久而久之,大量雷同的題材、模式化的拍攝方式和單調的思維方式便令人乏味和厭倦。狹窄的題材使紀錄片與現實生活越來越遠,失去了題材本身所應具有的重要的社會價值與現實意義。

  人文關懷理念的泛濫表現為許多紀錄片無論題材如何,都從人文視角切入,以人文關懷貫穿始終。大多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狀態為基點,抓取生活細節,以其源自生命深處的溫暖與魅力震撼人心。這種人文關懷的視角局限在對人類的本體關懷中,這種關注相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是對人作為個體的存在進行關注,但相對忽視了人所生存的環境———社會的現實狀況的關注,是一種狹隘的人文關懷。

  這種狀況有著特定的社會和心理原因。我國紀錄片創作起步晚、起點低,制作力量單薄,與西方紀錄片有一定差距,不少創作者存在著“接軌心態”,加之各種急功近利的趨向,就導致了這種情況的產生。以下對此進行詳細分析。

  我國紀錄片創作者來源較雜,水平參差不齊,文化知識結構不夠合理,整體力量較為薄弱。除去各台或民間專業創作人員,很少邀請、培養各行業專家、學者制作相應領域的紀錄片,紀錄片的社會制作力量也十分貧乏。

  80、90年代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創作者們有著明顯的“接軌心態”:認為西方的都是先進的,於是採取拿來主義,用於創作中,比如格裡爾遜的信條:“我們首先是宣傳員,其次才是影片攝制者”曾為一代紀錄片人所迷信﹔比如弗拉哈迪在拍攝《北方的納努克》是採用讓主人公表演的手法,“真實電影”的拍攝手法,不少人競相模仿。

  急功近利的趨向也是導致狹隘人文關懷的重要原因。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不少創作者抱著討巧的心理,以獲大獎為目的,迎合西方國家的偏好。但作為現代化的中國,那種紀錄片記錄的傳統生存方式必將成為歷史,這決定了此種題材的生命力必定是脆弱而短暫的。而那種落后的、行將淘汰的生存方式與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是背道而馳的。因此這種迎合西方社會的價值取向而以放棄反映本國發展的實際狀況的責任的做法是弊大於利的。其二,避重就輕、投機取巧的心理導致創作者選取邊緣群體、弱勢群體的生活作為進行拍攝。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創作者對生活的體驗往往是浮光掠影而不是深入透徹,對生活的紀錄也就流於表象而難以深入實質,那種附庸風雅的人文式感喟也就顯得無病呻吟、蒼白無力。

  從以上對中國當代紀錄片創作中存在的一些主要問題及其分析中不難發現,這一系列問題的原因可以歸結到“狹隘的人文關懷的理念”泛濫。要解決這些問題當從根本上更新觀念。

  

  紀錄片要走出創作低谷,必須以新的人文理念取代狹隘的人文理念,拓寬題材,關注社會現實,記錄當下社會現實。

  用新的人文理念取代狹隘的人文理念。過去的紀錄片創作多重在尋找人類共同的心靈結構。無可否認,紀錄片關注的核心是人,是人的生存狀態。但生存狀況其實只是一種結果,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斷變化的,它們涉及到經濟、科技、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是生活的內在動力。尋找人類的本質離不開對這些因素的探究,由此將人的生存發展過程挖掘出來,供人思考,這樣的人文關懷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文關懷。

  所謂新的人文理念,就是從人和文化的協調發展,特別是從人的生存、發展、自由和解放這個高度來理解和把握人文概念。以往的人文觀念往往局限在把人上升到抽象的人,把對人的生活的關注局限在文化生活或精神生活的范圍內,甚至離開現實社會抽象地談論人的精神生活。這種人文觀念是狹隘、膚淺而片面的。新的人文觀念將人看作唯物史觀意義上的現實的人,其所關注的人的生存,是通過人的物質生產、勞動能力和社會交往的全面發展獲得的。

  記錄當下社會現實。在紀錄性紀錄片中,真實的細節以其特有的細膩和感染力備受創作者喜愛,但這種由若干細節連綴而成的生活流程事實上只是一種單點展示,它所反映的並非生活全貌,更難以深入生活內部。紀錄片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真實記錄,而任何一段歷史都具有歷時性和共時性,既有橫的、面上的擴展,也有縱的、點的延伸,因此,紀錄片的記錄就不應只是對生活某個側面的單點式的展示,而應該是基於生活的整體的記錄﹔不應只是對生活表象的平面的記錄,而應該是對生活多角度、多層次的立體式記錄。

  當前我們所處的正是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紀錄片題材的選取有著廣闊的拓展空間,我們應該拓寬思路,積極地從以下幾個方面開拓:

  一是具有政治價值的題材,主要指關系國家發展的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人物及其相關活動等。這類題材在紀錄片初創時期反映得較多,主要是報道型的,與新聞報道分野不清晰,還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紀錄片本體特征。!"年代政論性紀錄片歷經高潮,但因其主觀意向過於突出、政治寓意的不恰當表達終於引起爭議而消退。進入新世紀,世界政治格局尚不穩定,政治沖突時有發生,中國與他國的外交活動不斷有新的進展,國內時常舉行有重大政治意義的活動,這些都應該在紀錄片中得到反映。

  二是反映國家經濟建設、人民經濟生活的題材。國內創作者往往先入為主,認為大量的媒體報道已經使西方世界對我國發生的重大變化有所了解,紀錄片如果再選取這些題材就不會吸引他們的注意。事實上,西方人非常關注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現代化進程,而現有的錄片偏重於表現悠久的歷史文化、展現優美的山水風光或者探尋處於現代文明邊緣的少數民族文化,這些紀錄片給他們帶來的更多的是審美享受,其信息含量遠遠滿足不了他們的需求。

  在我國經濟變革過程中,部門、企業改制碰到了各種各樣的難題,在各行業市場化過程中,業內競爭不斷加劇,再加上國外同類企業大量登陸中國市場,即便是一度輝煌的同業巨頭也逐漸舉步維艱。越來越多的企業面臨著更加激烈的競爭和更小利潤的巨大壓力,也有不少企業很快意識到傳統的經營模式已不能再適應新的市場環境,而以全新的角度審視自己的市場定位和經營手段。這樣,在整個經濟變革過程中,既有帶普遍性的經濟領域的難題,也有領先潮流的佼佼者典型事例。紀錄片如果能夠深入其中,摸准經濟建設的脈搏,抓取其中典型的、有深遠意義的事例或人物,必會成為一定時期較有份量的作品。

  三是與經濟密切相關的科技文化方面的題材。當前我國數量有限的科技類選題中,多側重於從人類學角度表現自然現象,或者紀錄大熊貓與人的和諧關系,或者以擬人化的方式表現動物的生活,如《袁扁的鷺鷥》、《峨嵋藏獼猴》等,對科學知識的探求很少,缺乏科學性與趣味性。放眼國外紀錄片創作,科技類題材已經出現專業化的發展趨勢:生物學、社會學、環境生態學、民俗學等等,而且各專業紀錄片創作往往有專家協助,通過紀錄片表達對各自研究領域的深刻思考。

  四是歷史性題材。當前歷史性紀錄片多為人物紀錄片,紀錄典型、重要的歷史人物,如《孫中山》、《劉少奇》、《百年恩來》等等,也有關於歷史事件的紀錄片,如《辛亥革命與上海》、《孫子兵法》等。這類題材的紀錄片在量上並不缺乏,薄弱的是質。它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打破時空鴻溝的限制,更好地再現歷史。

  五是人類學題材。社會主流人群的主流生活,在一個國家的發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主流人群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往往把握著主要話語權,社會發展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與他們有關,百姓生活的改變也與他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社會行為有著密切的關系。但事實上紀錄片對主流人群及其生存狀況極少有所表現,更缺乏這方面的優秀之作。

  我國紀錄片創作如果能夠以全新的人文理念關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必將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載《新聞界》 2003年第4期)

(責編: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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