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法治精神謹守法治底線

---"切除智障女童子宮案"採訪手記

鞠靖

2010年05月31日14:21  來源:新聞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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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記者,我們不得不承認,如今的輿論監督環境比起過去已經寬鬆了很多,媒體報道對於司法的影響力確實是與日俱增。隨著人們的法律意識逐漸增強,善用法律武器的人越來越多,媒體記者所面臨的報道對象也越來越復雜,准確、客觀地報道法律事件正變得越來越富有挑戰性。

  新聞事件的價值在於“起因”與“后果”

  媒體究竟應該如何報道類似案件?這使筆者想起5年前沸沸揚揚的“切除智障女童子宮”案的報道。

  事情的起因很簡單:江蘇南通兒童福利院有兩個重度智障的女孤兒,生活不能自理,經常發生痛經,院方覺得護理難度太大,也為避免意外的性侵害帶來惡果,便集體研究決定,請城東醫院給兩位女童做了子宮切除手術。

  此事被人披露到網上,上海東方早報最先報道了此事,隨后全國眾多的媒體跟進報道。一家媒體的評論甚至將這一行為和納粹德國的“絕育法”相提並論。此事驚動了江蘇省政府、中國殘聯和全國婦聯。隨后,警方介入調查,福利院正副院長和負責手術的兩位醫生被刑事拘留並很快進入司法程序,被以故意傷害罪提起公訴。

  然而,院方認為自己是監護人,擁有女童的父母一樣的權利,為她們的切身利益考慮,完全可以作出切除子宮的決定,而且國內外均有給智障兒童絕育的先例。手術醫生也認為是受委托進行的手術,完全是職務行為,個人不應承擔刑事責任。

  起先,南方周末沒有參與此案的報道,因為當時在時效上已經落后其他媒體,也難以獲得其他核心信息,而且當時亦認為本案似乎事實清楚,証據確鑿,並無爭議。

  時隔兩個多月,筆者在採訪另一起醫療事故糾紛時,偶爾聽到一位律師對此案的觀點:我國至今還沒有出台對智障人群絕育手術進行規范的制度,甚至連對這一領域進行研究的學者也很少。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過去的一段時間裡,給智障兒童做絕育手術的行為在我國相當多的福利院中存在。就在南通此前,已經發生過7例切除智障女童子宮事件。當務之急是對這一問題加以研究和規范。

  此刻,筆者意識到這其中可能存在巨大的爭議,而且可能涉及法律制度中的重要缺失。如果事實果真如此,其價值完全可以不受時效性的影響。筆者的看法,很快得到了報社的認同,決定前往南通深入採訪。

  在南通市區的街頭,筆者隨機訪問市民,回答卻是驚人的一致,認為福利院院長和醫生有罪。但問到假如由父母決定切除是否有罪,則有一半的市民認為無罪。“孤兒沒有父母怎麼辦呢?”多數人都被筆者問得卡住了。

  於是,這個新聞事件中隱藏的深層次沖突已經初步顯現:智障人有沒有生育權?對於孤兒來說,她的監護人——福利院的權利邊界在哪裡?就全社會而言,對於智障人群的關心和幫助是不是僅限於吃飽穿暖住好?還有,醫生在專業領域中的決定權究竟有多大?

  這就回到了這個新聞事件本身的價值——關於它的報道,不僅僅告訴人們新近發生的引人關注的事情,更在於隨著事件的發展,逐步揭示具有普遍意義、深遠影響的“起因”與“后果”。如果可以做到這一點,不僅僅可以突破時效上的瓶頸,更可以賦予這個新聞事件新的意義。

  記者要不被左右就須把視野放大

  在作出這樣的判斷之后,筆者決定從論証沖突的存在著手。在這個問題上,福利院和醫生的律師給了很大的幫助。但作為記者來說,自始至終應該對律師保持相當的警惕,時刻保持獨立觀察和思考,以免成為律師單方的發聲筒。

  之前,律師已經作了大量的取証和案件論証工作,其重要的是從醫學的角度來論証,請江蘇省內主要三級甲等醫院的十多位婦產科主任醫生出具意見書,認為子宮切除手術即是針對此類兒童的治療原則,且本身即是治療痛經的方案之一。

  通常情況下,依據這個相當有說服力的意見書,就可以做出很大的文章來。但是,記者應當對律師提供的這種材料持有警惕。首先,國內類似的鑒定或法律意見書越來越多,知曉內情的人明白這樣的意見書是怎麼來的,其公信力、科學性要打個折扣﹔其次,出具意見的是被告之一的同行,在危機面前是不是存在同行相護的現象?不過,筆者認為,意見書至少反映了沖突存在的一個剖面——醫學專家與普通公眾之間的沖突。記者要不被其左右,就須把視野放大,在世界范圍內來看待這個問題,並且跳出醫學圈子來分析。

  查找國內外的相關資料,是記者解決復雜疑難採訪時十分重要的途徑。如國內的文獻資料庫CNKI,文獻量非常之大,恰恰可以反映國內學界在某一個專業問題上的主流看法。由於閱讀CNKI的文獻需要付費,筆者所認識的不少深度報道記者,很多都有CNKI的賬號,不斷地充值,為了了解某個知識,從不計較下載了多少論文、花掉了多少費用。

  在一個不太重視記者個人專業領域積累的環境中,似乎都有這樣的經歷:突然被派去做一個自己完全陌生的領域的採訪,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採訪任務。記者就必須能夠盡快地熟悉這個領域,了解其知識,掌握其“生態”,筆者將這種能力稱為“快速習得”的能力。

  查閱國外文獻的結果,實際上在一定的范圍內証明了醫學意見的價值。而更為重要的是,國外的文獻証實,一些國家對於類似問題已經制訂了相關法律、規定了相關程序,這正是結果上的差別。像美國、澳大利亞乃至南非等國家都出台相關法律,規定在智障兒的父母或法律規定的監護人提出申請后,通過相應的程序確認進行絕育手術(包括子宮切除術)。文獻資料表明,經過長期對實施該類手術的智障兒進行跟蹤調查,確實有效地改善了智障者的生活質量。

  盡管查國外文獻是有收獲的,但是,這些文獻中的觀點未必能夠代表國外的真實狀況。為此,我們需要跳出單純的醫學范疇來探討。按照筆者的理解,當傳統文化和現代科學技術發生沖突時,往往出現大量需要澄清、解釋和闡明的問題,許多問題都要歸結到這個層面,這正是生命倫理學的價值。

  當時媒體已經發表了一些政府、公安、法律界人士對此案的觀點,可以說是一邊倒的,而唯獨缺少的恰恰是倫理學專家的意見。

  筆者首先找到我國生命倫理學領域“泰斗”級人物邱仁宗。他是亞洲生命倫理學協會會長,衛生部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委員,早在1992年,他就提出了對智力嚴重低下者施行絕育的倫理學問題。他認為這種手術不是不可以做,但是要衡量風險收益比例,並且中間要有論証的程序。“但是無論如何,這件事情追究刑事責任總是不妥的。”

  當考慮再找一個稍微年輕一些、女性的倫理學權威專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應用倫理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王延光研究員走進了採訪視野。雖說她是邱仁宗的學生,但富有戲劇性的是,師生兩人的觀點是截然相反的。她認為:“兩個女孩雖然是智障,但是將來還有生育權,他們(福利院和醫生)這樣做是不對的,不人道的。”她盡管同意老師“經過醫學倫理委員會討論后可以做手術”的說法,但還是堅持認為,手術的動機要出於對女童的利益考慮,不能從福利院的任何角度去考慮。

  師生同為權威,觀點卻相左,恰恰証明這個在倫理學層面尚未達成共識的問題,用刑法來加以調整和規范就顯得不太恰當。

  也許很多人不很贊同這個觀點。有些問題盡管還存在一定的爭論,但是按照社會的公序良俗,多數情況下,公眾還是可以判斷其對錯的,具體到本案,可以說多數人依然可以達成一個共識,那就是福利院院長和醫生有罪。記者應該認識到這樣的社會心理,在報道中理應直面並回答這樣的問題。如果最終不回到這個問題上,整個報道就會成為空談,無法落到實處。

  此外,從認知來說,無論是醫學還是倫理學,對於普通讀者都顯得十分遙遠,既虛無縹緲又艱澀難懂。讀者所關心的依然是“有罪”還是“無罪”。隻有回答這個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揭示報道本案的真正意義。特別是,當公眾已經根據自己的經驗作出“判決”的時候,回答這個問題就更有意義。

  其實作為記者,也是普通人,其思維能力與普通人並無差別,當他們自己心目中作出和公眾大體一致的判斷的時候,往往不太有勇氣加以質疑。比如本案之中,很多記者內心都贊同“有罪”論,因此對於刑法學方面的採訪不予考慮,甚至根本就是失去信心。筆者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採訪刑法學專家,得到的意見是一致的“有罪”,這個報道也就失去了意義(事實上,在我們的報道發表之前,已經有眾多媒體採訪了法律專家,的確是一致認為有罪)。

  筆者起初也有這樣的擔憂,如果刑法專家一致認為有罪,那麼之前所做的醫學、倫理學方面的採訪就全是無用功。但是,后來筆者還是決定試一試。作出這一決定是基於以下判斷:首先,盡管已經有刑法專家表態並且意見一致,但是這些專家的權威程度尚不足﹔第二,刑法專家往往根據記者的描述來作出判斷,不排除記者的描述有一定的導向性,也不排除專家表態之前已經了解到媒體一邊倒的聲音,不願意和社會輿論唱反調﹔最后,可能刑法學專家判斷時尚未了解倫理學方面的爭議,需要有人加以啟發。由於我們是當時唯一採訪了倫理學專家的媒體,因此我們相信,此前的刑法學家們據以判斷的條件並不充分,還需要去補充。

  考慮到這幾方面,我們決定選擇國內最權威、敢言的刑法學專家,並且告訴他們記者目前的採訪進展,讓他們據此作出判斷。

  事實上,在知道了我們所掌握的倫理學方面的爭論之后,刑法學家們作出判斷並不困難。我們分別詢問了4個同樣的問題:“福利院是否可以以監護人的身份決定切除女童子宮?”“4名被告的行為究竟是職務行為還是個人行為?”“是否應當追究4名被告的刑事責任?”“4名被告是否可以因為不知道行為的危害性而不承擔責任?”

  誰知,詢問與採訪的結果,充分展示了刑法學界的分歧。

  最大的收獲在於刑法專家們在更高的層次上分析了本案,從而揭示了本案法律上的意義。有刑法專家認為,首先要分析法律法規禁令是不是明確,這個案件一般公眾、司法界、理論界都有很大爭議,怎麼能要求當事人應當知道?因此本案的犯罪故意不是非常明確的。還有專家的觀點是,傷害犯罪在法學理論上被稱為“自然犯罪”,也稱“倫理犯”,以嚴重違背人類的基本理性作為構成犯罪的道德前提。福利院發生的事情和這種倫理犯、自然犯的典型含義有差別,不是一看就知道不對的。既然對這種行為的倫理有爭議,就應該採取慎重態度,要明確是不是有這種權利之后,才能做。犯罪追究也是要在比較明確的法律規定之下才能追究。這種觀點,實際上已經証明了倫理學在判斷是否犯罪時的重要性。

  媒體干預司法的“雙刃劍”屬性

  在完成對刑法專家的採訪之后,整個採訪終於結束了,事實上我們的邏輯鏈條到這時才算閉合。南方周末頭版刊發了《福利院切智障少女子宮之人道倫理爭議》和《“切除智障少女子宮案”四問》,報道的真正主題和價值到這時才真正顯示。

  報道本身所關注的事件,恰恰折射了當今中國的社會現狀。無論是在司法機關、普通公眾還是新聞媒體之中,法治精神依然相當欠缺。所謂法治精神,簡單地說就是依法辦事——司法機關如此,普通公眾如此,媒體也是如此。

  我們常常要求媒體不得干預司法,尤其對於正在司法程序中的案件的報道應當持慎重的態度,以此來保障司法獨立。但是,本案再一次顯示了媒體干預司法所特有的“雙刃劍”的屬性。

  如果媒體果真不干預司法,那麼本案就不會公諸於眾,就不會出現對4名被告的一邊倒的批判輿論,也就不會出現中國殘聯、全國婦聯、政府官員的分別表態,法院可以在相對獨立的氛圍中作出判決。但問題是,人們無法保証司法機關是不是真的有獨立的審判氛圍,而不必考慮判決公布之后的社會輿論。

  在一邊倒的輿論出現之后,南方周末的報道實際上干預了雙重輿論場,其一是媒體的輿論場,其二是司法機關的輿論場,而這種干預是否有效,取決於干預本身的方向和強度——如果是隨波逐流,自然是被輿論淹沒,“泯然眾人矣”﹔如果言而無據,自然會被人嘲笑“嘩眾取寵”。

  和其他媒體的報道相比,南方周末的這個報道至少具有4個方面的優勢:一是通過調查發掘出主體新聞的背后原因﹔二是在調查的基礎上做出解釋性報道﹔三是顛覆了部分受眾對此事的固有觀念﹔四是引發了對於司法制度的思考。這也是典型的南方周末深度報道的特征。美國哈欽斯委員會在其著名的報告《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中說:“深度報道就是圍繞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把新聞事件呈現在一種可以表現真正意義的脈絡中”。

  中國媒體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大致相當於西方社會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社會轉型正在進行之中,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都發生著變化,人們在層出不窮的社會現象面前變得無所適從,因而更需要一種附帶過程和“有意義”的深度報道。而這也是南方周末在都市報競爭和海量信息的大背景下得以生存的根本。

  從客觀效果來看,我們的報道是成功的,在我們報道之后,媒體關於本案的“一邊倒”的報道宣告結束,開始出現了冷靜和理智的分析﹔司法機關對於本案的判決變得十分慎重,在很長時間之后才作出終審判決:4名被告被判緩刑。可以說,我們的報道使得整個輿論導向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鳳凰衛視等媒體評論說,此文發出“理智而獨立的聲音”。

  在今天的輿論環境中,媒體對於司法審判的報道已經無法禁止,干預司法的報道時時都在發生,尤其在本案中,媒體干預司法已經實實在在地出現,對於負責任的媒體來說,重要的已經不是要不要參與報道、要不要干預,而是如何報道、如何干預。如果無法守住法治的底線,如果沒有扎實細致的調查工作,報道往往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毫無疑問,與此相關的報道必將接受歷史的檢驗,唯有尊重法治精神、謹守法治底線的報道,才能得以流傳。

(責編:付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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