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社會極端事件報道“以死抗爭”框架的濫用

《新聞實踐》雜志供稿

2010年11月17日09:58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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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個時期以來,自殺、凶殺等社會極端事件成為了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以死抗爭”的新聞框架在此類事件報道中被屢屢使用。事實証明,“以死抗爭”框架在喚起受眾注意、制造情感共鳴方面,具有十分明顯的效果。但也應注意到,並非所有的極端事件都適用於“以死抗爭”框架,不加選擇和節制地使用這一框架,將使其傳播效果事與願違。

  “以死抗爭”框架的使用形式

  學界通常認為,新聞框架是記者在處理信息和意義時必然有的整體性的思考基模,或中心意義的組構方式。我國新聞媒體在社會極端事件報道中使用“以死抗爭”的框架通常表現為:圍繞沖突中“弱勢”一方為維權而以命相搏選取新聞事實,突出強調以“弱”抗“強”行為的悲慘性和正當性,並結合社會矛盾賦予抗爭個案以廣泛的社會意義。針對社會極端事件與當事人抗爭行為關系的直接與否,這一新聞框架在使用中主要有以下四種形式:

   原生型運用。

  “以死抗爭”新聞框架的原生型運用,是指社會極端事件在當事人維權的過程中發生,作為一種典型的身體抗爭形式,新聞報道圍繞侵權與維權的矛盾事實進行報道,通過強調弱勢一方為維權而死傷的事實凸顯“以死抗爭”的新聞框架。例如在江西“宜黃事件”的報道中,鐘家三口在自家屋頂上自焚的景象成為了社會輿論的引爆點,新聞媒體大都將鐘家自焚解讀為以死抗拒暴力拆遷。為進一步凸顯鐘家三口以死抗爭的深層原因,新聞媒體還對悲劇的始作俑者——撫州市宜黃縣的有關領導的強硬態度進行了聚焦,強化鐘家自焚慘劇反映出的制度不公問題,並引導受眾對這一問題進行思考。新聞媒體對張海超“開胸驗肺”、孫中界不滿釣魚執法而自斷手指等社會極端事件的報道,均屬此類。

   嫁接型運用。

  “以死抗爭”新聞框架的嫁接型運用,是指社會極端事件與維權存在間接關系時,新聞報道通過嫁接當事人被侵權的新聞背景的方法,指認極端行為的抗爭性質。例如2008年“楊佳襲警案”,最初以單純的犯罪新聞進入公眾視野,但隨著新聞媒體放大了楊佳襲警前投訴上海警方未果的新聞背景后,這起嚴重的刑事犯罪案件在一定程度上轉變成為了帶有一定合理性的“抗爭”行為。再如,2010年5月福建永春91歲老人劉線“聞拆自盡”,期間並未發生過任何主張和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舉動,新聞媒體在報道其親屬認為老人自盡與強拆有關的態度的同時,向受眾提供了大量關於當地老人難以租到房屋居住的新聞背景,使拆遷方強求老人拆遷的要求成為了潛在的侵權事實,從而為受眾構建了高壽老人為抗拒強拆而自盡的基本認知。

   聯想型運用。

  “以死抗爭”新聞框架的聯想型運用,是指社會極端事件與當事人的維權行動缺乏確切聯系時,新聞報道通過有目的地向受眾告知有關情況,誘使受眾將社會極端事件聯想為“抗爭”行為,進而將報道納入到“以死抗爭”的新聞框架。例如“富士康連環跳”事件報道,聚焦這一事件的各大媒體自始至終沒有說明員工自殺的確切原因,以及跳樓員工合法權益被侵害的相關報道,而是在關注連續自殺的同時不斷指認廠方是“血汗工廠”,從而引導受眾在侵權與自殺之間進行因果關系的聯想——將連續自殺行為理解為對“血汗工廠”的抗爭。

   暗示型運用。

  “以死抗爭”新聞框架的暗示型運用,是指新聞事件尚未發展到當事人傷亡的地步,新聞媒體通過放大某些新聞細節,暗示事態即將惡化為“以死抗爭”的社會極端事件。例如,2010年6月的“土炮維權”事件,其最初的報道是典型的“游戲框架”——新聞媒體以楊友德使用“土炮”抗拒強拆的成功與否為中心進行報道,凸顯雙方在攻防過程中的策略和行動,刻意突出事件的戲劇性和觀賞性。但在隨后的報道中,就開始不斷放大維權人士楊友德談論拼命、留下遺書的細節,並添加強拆者顯露殺機等內容,預示當事人的“抗爭”將會出現慘烈傷亡。如《新京報》刊登的《村民自制土炮轟拆遷隊續:留遺書讓兒子繼續維權》中這樣報道:“在后果出現之前,他說‘我隻能拼了’。”“楊友德:我的遺書是寫給我兒子的。我告訴他,我死了之后,你不能可惜,不要管尸體。還要依法維權,拿回我們應得的錢。”而事實上,“土炮維權”最終以楊友德與拆遷方達成協議而告終。

  總的來看,“以死抗爭”新聞框架的四種運用手法中,除原生型運用較為客觀外,其余三種均較為明顯地體現了新聞媒體的主觀判斷色彩,這為濫用“以死抗爭”框架創造了條件。

   “以死抗爭”框架的濫用現象

  必須看到,“抗爭”並非是所有社會極端事件的主要屬性,具有“抗爭”屬性的社會極端事件也並非都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新聞媒體在報道社會極端事件中,不加選擇地使用具有弘揚抗爭意味的“以死抗爭”框架,形成了這一框架的濫用現象。

  在漠視個體生命的基礎上弘揚“抗爭”。“死”(或以命相搏)是“以死抗爭”框架的主要新聞點,過分使用這一框架報道自殺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極端事件時,客觀上造成對生命的漠視。在“富士康連環跳”報道中,為體現“抗爭”的慘烈性,大部分新聞媒體都將連續自殺作為聚焦的“新聞點”,“×連跳”等突出連續死亡的標題屢見報端,有媒體還以“新聞回顧”的方式列舉了富士康的歷次跳樓自殺事件,卻始終沒有任何報道揭示富士康員工自殺的確切原因,以及自殺者的詳細故事。尊重和敬畏生命無疑是新聞工作所有底線中最不可逾越的一個,炒作死亡即是對生命的漠視。

  在盲目同情弱者的前提下報道“抗爭”。“以弱抗強”是“以死抗爭”框架運用過程中價值判斷的重要來源,同情支持弱者是這一框架價值判斷的主要指向,而將強弱作為判斷是非的唯一標准造成了受眾對弱勢方的盲目同情和認可。在鄧玉嬌案的報道中,有的媒體在案情調查尚未清楚之前,即將“弱女殺惡官”作為自己的報道傾向,這使得鄧玉嬌在案情大白之前即被輿論指認為“烈女”甚至是“俠女”。

  在淡化法制意識的意味中解讀“抗爭”。在涉及嚴重刑事犯罪的社會極端事件報道中使用“以死抗爭”框架,往往會引發淡化法制的不良社會效應。例如“楊佳襲警案”本來是一起典型的惡性犯罪事件,一些新聞媒體卻用“以死抗爭”框架放大事件中的抗爭情節——楊佳投訴閘北區公安分局警員未果,用抗爭屬性取代事件的犯罪屬性,竟然使得血腥暴行獲得了一定的合理性。維護法律的尊嚴應該是新聞媒體報道違法事件的首要前提,縱然事件中有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以死抗爭”的新聞框架依然不是新聞媒體唯一的選擇。遺憾的是,之后的“永州槍殺法官案”等惡性犯罪事件的報道,都有媒體不當使用“以死抗爭”新聞框架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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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許京楊(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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