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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鬆的新聞理念

——讀《幸福了嗎?》《痛並快樂著》等

《新聞實踐》雜志供稿

2011年04月01日15:40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手機看新聞

  明星的暢銷書我是不買的,但白岩鬆是個例外。十年前購了他一本《痛並快樂著》,斷斷續續看完后,就建立了一種信任:他出的書必購無疑。以后就陸續買了《岩鬆看日本》、《幸福了嗎?》。他的《岩鬆看美國》、《岩鬆看台灣》卻失之交臂,隻能待機再補。

  《痛並快樂著》一書讀后印象頗深,一是他以自己的故事說了許多新聞從業經驗﹔二是其中蘊藏的文化含量很高﹔三是明白曉暢和生動可親的語言。作為一個同行,所有這些都是我所企盼的。這次讀了《幸福了嗎?》,更加深了這種感覺。正如有的報刊書評所說,這是白岩鬆十年行走、十年思考的又一部發力之作,相比十年前暢銷67萬冊卻相對青澀的《痛並快樂著》,新書中的白岩鬆呈現出的是一種成熟的睿智,以及身在高處卻清醒、平和的心境。

  白岩鬆的書不只是受年輕人的熱捧,而且更值得不論哪個年齡段的新聞從業人員閱讀。白岩鬆是一個明星主持人,但最根本的是一個新聞人,這也是他對自己的定位。他的書名“幸福”,只是一件美麗華彩的“外衣”,滿篇的“新聞”才是他矢志不移的目的。作為一個主持人,他親歷了中央電視台一次次重大事件的直播:香港回歸直播報道、98抗洪直播報道、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直播報道、美伊戰爭直播報道、非典直播報道及汶川、玉樹等抗震救災和2008奧運、2010亞運會等等直播報道。他還為“東方之子”專欄採訪了啟功、季羨林、楊振寧等一大批科學、文藝、體育界的精英人物。他在傳媒界的打滾,說是“身經百戰”毫不夸張。一次次臨場直播,一次次面對面採訪,都體現了白岩鬆思維縝密、出口成章的高超技藝,而且在新聞領域作出了少有的建樹。他以一個個親身經歷的報道和主持、評論的故事,闡述了豐富多彩的新聞理念,不作宣傳說教,沒有引經據典,決無牽強附會,卻似信手拈來、水到渠成般地引出一個個新聞理念,就實論虛,虛實並舉,這就是他比一般新聞報道高出一籌的過人之處。傳媒人員在接受系統新聞理論教育的同時,從白岩鬆的書中汲取營養,更是一種鮮活生動的學習。

  時時不忘記者的天責

  在《幸福了嗎?》一書中說,2003年8月,溫家寶總理視察中央電視台與他們面對面交談時,白岩鬆當面對總理說:“總理剛才談到做一個領導要清醒,但怎樣才能清醒?有人說記者是無冕之王,我個人不太同意,我更接受普利策的說法:記者是社會這艘大船上的瞭望員,前方海面上有任何好與不好的消息,都要拿望遠鏡看到,然后告訴船長和乘客,以便決定這艘大船怎樣航行。如果記者隻報告前方的好消息,而不告訴不好消息,這艘大船會不會成為泰坦尼克,而領導又怎能做到清醒呢?”事后反饋的信息說:“你昨天的發言不錯。”

  這個對記者職責的定位,與我們的喉舌說、耳目說是一致的,只是更形象生動了。記者不是高高在上、指手畫腳的“無冕之王”,而是體察社會民情,傳遞各種好的與不好的信息的信使,這樣才能使社會這艘大船穩當前進。正因為這種職責驅使,白岩鬆還斗膽在總理面前批評了國務院的部委:“重大政策出台,媒體要採訪,或推或拖,等到同意了,新聞成舊聞,也錯過了政策與公眾之間的溝通,希望能改進。”針對這一批評,總理現場辦公,當場讓隨同人員認真記下。這與在領導面前一味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憂的作派,形成鮮明對照。

  當然,記者的職責不僅是傳遞社會信息,更在於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早在《痛並快樂著》一書中,白岩鬆就詳細談到了輿論監督。上世紀90年代的《焦點訪談》真是紅極一時,從中央高層到億萬老百姓每天坐下來收看這一節目,各個地方台也紛紛推出與此相類似的節目,這個“焦點”,那個“時空”,蔚然成風。當時的朱?基總理還為此題詞:“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白岩鬆把此稱之為“星星之火開始燎原”。

  其實,白岩鬆並不陶醉在一片贊揚聲中。他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認為,這是一條漫長而坎坷的道路,“中國的改革有多難,輿論監督之路就有多少坎坷需要征服。”“因為輿論監督發揮更大的作用,已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他不回避這麼充滿荊棘之路,而且一直會走下去,大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之感慨。做新聞主持人,名利雙收,安全穩當,而做評論員就意味著得罪人,你每天要得罪各種利益的人,甚至要連累你頂頭上司的“安全”,但白岩鬆認為自己已到了得罪人的年齡。他在回答吉林大學學子問題時說:“這條路我能不走嗎?我是最有可能走上這條路去拓寬這條路的人選之一,我要是不走,現在正處在30歲或者20來歲的弟弟妹妹會推遲走上這條路的可能,他們將來會遇到我現在遇到的同樣難題。但是你走了,就有可能把這條路拓寬了。門開開了,我就不會讓它關上。”《新聞1+1》制片人王力軍這樣評價白岩鬆:“作為名主持,他並不滿足於現狀,他期待在輿論監督上有更大的突破和更高的平台。他希望能夠質問官員,能達成與老百姓的溝通,能夠讓政府能聽進去更多話,能夠更有效溝通。”總之,他希望“輿論監督不是大驚小怪,而是一種常態。”

  處處呼吁尊重新聞規律

  伊拉克戰爭直播結束后,央視無論在收視率還是口碑上,都贏得了屬於自己的一場戰役。白岩鬆由此引申出:“事實証明,新聞的發展必須尊重規律,在中國日益走向大國的過程中,對世界上發生的大事已經無法置身其外,直播,已是觀眾和時代的共同需求。”

  沉默的“9·11”,讓白岩鬆耿耿於懷。在世界大事面前的“失聲”,他在書中有詳細的敘述,“那是一個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卻遺留了一些‘傷口’在遙遠的中國。”他當時受到了觀眾上門來的質問:“不是說隻要有大事就能看到你嗎?昨天為什麼沒有看到你?”當然指責的並不是白岩鬆,作為新聞人,他們當然不會無動於衷。“這讓央視長久背上一個自己根本背不起的重負。”直到8年后的2009年,他在作《岩鬆看美國》報道時來到“9·11”廢墟的重建工地現場,深感對這一事件未能同步直播,無法補上這一課的遺憾。

  直播,不僅是新聞改革的大趨勢,也是國家政治開放度的標志。白岩鬆經歷的1998年朱?基記者招待會,1998年江澤民、克林頓記者招待會,克林頓在北大演講等重大事件的直播,贏得了國內外的好評。克林頓在上海回答記者時說,最驚訝的事情是在中國訪問時的兩次直播。連美國駐華大使也致函中央電視台說:“在人民大會堂和北京大學的現場直播,將會作為中美兩國關系史上的重要事件被人們銘記。”直播已經上路,它不可能再回頭,盡管道路上還有障礙,但一定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尊重新聞規律,還要內部的新聞改革配套。搞新聞的人都知道,一個好的點子或一個好的欄目的產生,往往是思想碰撞或交鋒的結果。沒有碰撞,就不會產生思想火花,不能激發集體智慧。白岩鬆對此深有體會,他在《幸福了嗎?》一書中有仔細描繪。在《東方時空》開播后的幾年裡,爭吵天天有,對事不對人,一個節目該怎麼做,向東還是向西,面紅耳赤,但節目就這樣上了台階。他說:“有不同意見隨時表達,並不會去考慮復雜的面子、權威等問題,誰都相信,欄目真正做好了,才有了面子,節目影響大了,才真正有權威。” 白岩鬆調侃道:“在十多年的時間裡,我擁有著和幾任領導爭吵的記錄,而領導們也習慣了這種爭吵的記錄,大家都有一個不錯的開關。做事時開著,下班或平常相處時,關上。”但是,不知從何時起,在局部的空間裡,爭吵消失了,空氣中充滿著和諧,大家開始做人了!這種狀況,白岩鬆稱之為“無言的悲哀。”他說:“當年輕人不再擁有爭論或爭吵的環境時,也許會失去或推遲按他們想法改變世界的機會﹔而不年輕的人們,失去來自不同意見的沖擊,也許往往會使自己走上錯誤不斷的路程。這中間,沒人是贏家,太和諧是最大的不和諧。”這些話,充滿辯証法,是真正懂得民主的好處,是渴望民主的心態。我不知道現在的媒體裡,還有多少可以“爭吵”的環境,可是,這種民主、平等的氛圍也一直是傳統媒體的優秀傳統。

  記者面前的名利、學歷和地位

  常人可能以為,像白岩鬆這樣的著名主持人、評論員,傳媒界的大腕,在央視總有什麼級別的官位和專用的辦公室,他也一定會是碩士或博士,但白岩鬆告訴讀者,他在央視“一直是一個永遠本科文憑、沒有一張辦公桌的普通群眾。”“我沒有任何級別,我連個股長也不是。”他一直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做新聞的電視人。“背靠大樹,就真以為自己成了大樹,這很搞笑!”甚至像他的這樣的名人連網上的博客也沒有,有人告訴他:“你在網上開了博客。”他驚訝地說:“我怎麼不知道?其實,我永遠不會有經紀人,也不需要新聞發言人。”

  這一切,可說白岩鬆是名利場中的“另類”:他就是這樣的有名,又是這樣的平淡無奇﹔他幾乎每天與千百萬觀眾見面,他又是這樣平等地待人﹔像他這樣的名人,弄個碩士、博士大概也不是難事,他卻滿足於本科,還說:“我不想沒投入就鍍一層金。我不會虛弱到沒有博士學位就感覺自卑的地步。”他回到母校主持校慶,不斷面對學弟學妹合影與簽名的要求,他在主持時卻脫口而出:“這不是廣播學院的傳統,我們那時候不管誰來,迎接他的都是質疑的問題和懷疑的目光,而不是簽名和合影。”種種現象表明,他真好像不識抬舉?

  白岩鬆出道二十多年,就是按照央視領導提出的一條路走過來的:“首先做一個好記者,之后要做一個好主持人,最后要做一個好評論員。”記者、主持人、評論員,這都是新聞崗位最朴實的名稱,也是很光榮的名稱,白岩鬆很懂得這中間的含量和責任,它不是輕飄飄的。不像現在的一些新聞從業人員,總覺得一個“光頭記者、編輯”不夠過癮似的,一定要在它前面加上“首席”“主編”“特派”之類的頭銜。何苦啊!記者、主持人、評論員都是傳媒一線主力軍,影響著千百萬受眾的視線﹔全世界的所有地方發生的重大事件,哪裡沒有他的身影?這擔子輕嗎?這影響小嗎?

  其實,當你選擇了傳媒這個職業時,就要遠離仕途,傳媒不是官場競逐之地。我們很多優秀記者,無論從其資歷、素質、能力都是可以當一個不小的官,但他一輩子的“頭銜”就是一個記者,無怨無悔。白岩鬆在書中多處袒露,他最願意做的是當教師,這與他的家庭教師出身有關。他調侃自己不當官的理由是“要聽媽媽的話,隻好不當官”﹔“不當官,與任何人平起平坐﹔當了官,永遠是人家的下級。”他自稱這些想法都是“搞笑版”和“狂傲版”。但他對周圍一些當官同事的看法,表達的才是“內心版”。他的當了官的朋友陳虻,當官非其所長,英年早逝,白岩鬆感慨萬端,他說:“由於他的優秀,他被提拔了。一個中國慣有的邏輯。我們總能發現,誰優秀了,似乎隻能用提拔他當官來獎勵他,但我們也恰恰用這種方式毀了很多人。這可不是電視圈裡的問題,是整個社會的。”為什麼?他進一步分析道:“有些人適合當官,有些人不適合。陳虻屬於后者。”

  白岩鬆的書如此暢銷,擁有無數粉絲熱烈向往,不知是把他作為一個成功人士慕名追隨其后,還是從他傳媒生涯中看出一個人,一個時代的成長和困惑,那隻能是各取所需了。 □成放
(責任編輯:郭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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