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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視角下的紀錄片社會認識價值

閆小芬

2012年04月17日15:21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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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愛好者》雜志供稿  

  【摘要】群體視角下的紀錄片具有較高的社會認識價值。它容易引起社會的共鳴,能夠多方面地反映社會普遍問題並得到大眾的普遍認同;《遠在北京的家》、《姐妹》等紀錄片從群體視角記錄了中國女性農民工群體進城的個人遭遇及其奮斗的一段經歷,多方面記錄和揭示了群體生活現狀與面臨的普遍問題,引起了業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充分體現了紀錄片的社會認識價值。

  【關鍵詞】紀錄片;社會認識價值;群體視角;《遠在北京的家》;《姐妹》

  復旦大學教授呂新雨曾言:“我覺得在大眾傳媒中出現的紀錄片必須而且隻有發揮它的社會功能,才可能在電視屏幕中出現。所以我說紀錄片工作者在這個意義上應該是個社會工作者。”[1]由此我們看出電視紀錄片的社會價值是紀錄片價值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紀錄片的社會效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的社會認知價值。從大量的紀錄片社會效應來看,一些優秀的群體視角紀錄片佔據著重要的位置,它們的成功經驗值得研究。有人著重選取角度、謀劃結構、刻畫細節、精練語言等諸多方法,來“深化電視紀錄片的主題”[2],從而達到創作者反映民生、民情、民意。本文從認識論的角度,以近年來影響較大的女性群體紀錄片為例來分析它們的社會價值,以期能夠較好地揭示群體視角的社會認識價值,希望紀錄片研究界和創作者能夠關注群體視角所反映的社會普遍矛盾的優勢和潛藏的社會效應,從而更好地策劃創作,宣傳紀錄片,充分發揮紀錄片的社會作用,推動社會的和諧繁榮,從而也推動我國紀錄片的發展。

  紀錄片群體視角的社會認知價值分析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群體視角更容易使多數人產生共鳴。紀錄片的視角對象按照數量來區分,可以分為個體和群體,中國習慣將三人以上稱為群。由於群體視角的每個個體從不同的方面展現了豐富的社會人生,所以她們中某人的經歷很容易使觀眾聯想到自己或者親朋好友,吸引觀眾的廣泛關注,並在審美過程中與之產生情感共振即共鳴,從而達到某些程度的認識升華。

  從辯証法的角度來看,群體視角能夠多方面反映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唯物辯証法向我們揭示了普遍矛盾與特殊矛盾的關系,指出:矛盾普遍性存在於特殊性之中,必須通過特殊矛盾來表現。無論是群體還是個體都是矛盾的特殊性,她們都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但是群體是部分個體的集合,由於是群體視角,每個個體集體表達矛盾的普遍性時,顯得更加豐富多彩,而且更有深度和廣度。例如《遠在北京的家》,對女性農民工進城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從每個人不同的遭遇中生動地、具體地揭示出來。

  群體視角能夠更好地實現紀錄片的社會價值和歷史價值。首先,群體視角所反映的社會問題更容易獲得大眾的承認。由於大眾大多數有從眾心理,對於社會的普遍矛盾,雖然從辯証法的角度來講,群體和個體都是矛盾的特殊性,都能反映普遍存在的社會矛盾,但是人們往往將個體反映的問題探究他的個體因素,卻把群體所反映的問題看做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換句話說,群體視角的紀錄片所反映的社會問題更容易得到大眾的承認,也更容易引起決策者的注意。

  李京紅的《姐妹》,讓人們認識了發廊妹及其他農民工姐妹生存的艱難,以及她們為了改變命運吃苦、耐勞、堅忍不拔,感動了許多人,也改變了許多人對她們的看法。在採訪李京紅時,李說:“‘我以前的女朋友也是開發廊的,我看不起她,但現在看了《姐妹》,我一定要找到她,我要和她結婚。’……每次看到這些短信,我的眼淚都會止不住地流下來。”[3]

  總之,群體視角讓人們看出了問題的復雜性,有較高的社會價值,同時作為時代的記錄,成為一種珍貴的史料。

  《遠在北京的家》多方面社會認識價值的案例分析

  陳曉卿等拍攝的《遠在北京的家》是1992年到1993年之間拍攝的,記錄了一群從安徽省無為縣到北京打工一年的女性的生活歷程。主要人物有張菊芳、謝素平、劉春花、劉紅春、張紅芳等五位農村姑娘。她們在北京尋找掙錢的機會,顛簸不寧,不斷地尋找工作,被辭退,再尋找自己能干的工作,在遠離故鄉的北京,竭力尋找一個立身之所。本片客觀記錄了20世紀90年代初民工潮剛剛出現時的各方面社會矛盾沖突及其現象,有多方面的社會認知價值。

  在民工潮中,女性佔的分量越來越大。本片以女性為主題,她們遠離家鄉進城做保姆、賣菜、賣小吃,許多工廠中的手工工人大多數也是女性,而且女性的身份由未婚到已婚,以及有孩子的婦女。這個趨勢改變了男人闖世界、女人守家的傳統,同時也帶來新的社會問題,如留守兒童的教育與撫育、農民工子女進城的教育等。謝素平夫妻兩人出外打工,一對雙胞胎孩子留給了家中的爺爺、奶奶。

  反映了農民工進城生活與生產面臨的問題。一是農民工進城需要知識、技術培訓。從片中可以看到,張菊芳、謝素平等小姑娘進城前沒有任何心理、知識和技術的准備,她們認為這是一件隻要出力就會很容易做的事,但是進了城,她們有的由於不能滿足雇主的需要,被辭退或者勉強聘用。張菊芳第一次走進城裡人的家,感到忐忑不安,煤氣灶、微波爐這些東西她可能連聽說過都沒有,當然也不會用,所以隻干了三天就被雇主辭退。二是農民工工作不穩定,生活沒有保障。在一年中,張菊芳曾換了六次工作,做過保姆、賣過早點和菜、做過飯店服務員和工廠計件工。謝素平也換了三次工作。

【1】 【2】 

 


ceshi
 
(責任編輯:實習生鄧軍、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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