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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中國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對外傳播》雜志供稿

2011年02月23日14:25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手機看新聞

  隨著中國的崛起,國際中國學的發展不可謂不快。這些年,西方各國無論是企業界、政策界,還是學術界越來越注重對中國的研究。一些傳統上隻側重於漢學研究的機構和組織也開始強調當代中國的研究,尤其是與政策相關的研究。對傳統漢學來說, 學者們感興趣的是中國的文明、歷史、詩歌和語言等等。傳統漢學因此也就是古典文獻研究。當代中國學則不一樣,它與當地政府、企業界和學界對當代變動中的中國興趣緊密相關,這裡更有背后強大的物質利益的驅動。傳統漢學是學者們對傳統中國的互動,而當代中國學是各方面和變遷中的中國的互動。很簡單,隻有和一個活生生的中國互動,才能理解中國,才能促進各方利益的實現。

  與此同時,中國方面也有越來越大的動力推動中外中國學的交流。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有關方面也迫切需要中國的文化“走出去”,來造就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軟力量。中國崛起首先是經濟上的崛起,而非軍事上的崛起。因為經濟力量要比軍事力量軟得多,中國的崛起因此可以說是“和平崛起”或者“和平發展”。但是文化力量遠比經濟力量來得軟,實行文化“走出去”來軟化經濟力量,這應當是一個有效的策略。更為重要的是,文化力量往往賦予經濟力量一種特殊的意義。因此,隨著經濟的崛起,中國內部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驅動力,希望西方來了解中國,了解中國崛起的意義。於是,各個方面開始努力“走出去”,向西方解釋中國。從早期的孔子學院到近來的媒體“走出去”,都是中國追求文化軟力量戰略的組成部分。

  但是,中國學或者理解中國的現狀則是令人擔憂的。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研究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這是西方世界對中國越來越擔憂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文化“走出去”努力的結果也同樣不能令人滿意。盡管在社會層面,西方和中國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在經濟層面,互相整合性越來越大,但似乎是越來越不了解對方。2005 年,當溫家寶總理訪問歐洲和法國簽訂中國購買150 架歐洲空中客車飛機的時候,就指出過,文化交流要比貿易更重要,並且強調,如果中外貿易代表現在,那麼文化交流代表未來。我非常認同這個認識。但是,代表現在的貿易飛速發展,但代表未來的文化交流呢?如果文化交流停滯不前,那麼未來肯定會成為問題的。

  文化交流當然不是單向度的,需要各國的努力。但我這裡要強調的是,中國不能光責怪西方人不了解中國,而是要自己努力提供各種途徑讓西方來了解中國。但目前的情形是,我們中國人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不能回答“我是誰?”的問題。如果是這樣,如何要求西方了解中國呢?

  西方的中國研究受到

  價值觀和方法論制約


  根據我的觀察,西方中國研究存在著幾個大的障礙。首先是價值觀問題。這是難免的,因為任何一個社會的學者都會自覺或者不自覺地用已經接受了的價值來看待另外一個社會。韋伯(Max Weber)曾經非常強調在認識社會和分析社會時要做到“價值中立”(valuefree),但這僅僅是個理想,能做得到的僅僅是少數幾個學者,大部分學者是做不到的,更不用說政治人物了。“看著蘋果(西方)來認識橘子(中國)”是西方學者的一個普遍趨勢。西方學者用蘋果來看橘子,也希望中國這個橘子能夠演變成為蘋果。馬克思說知識分子的兩大任務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對很多西方學者來說,他們“認識”中國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國。而改造中國則更具有價值觀含義。當然,西方人也的確相信,他們是有能力根據他們的價值觀來改造中國的。

  這使得學術具有了政治意義。

  實際上,要“改變中國”幾乎是中國和西方開始打交道時西方人就有的信念。西方能夠改變中國意味著什麼?很簡單,就是引導或者迫使中國成為一個符合西方理念的國家。從歷史上看,當西方(錯誤地)感覺到中國正在往西方所想象的方向發展時,就感到高興,中國和西方的關系也會表現出密切﹔但當西方感覺到中國的發展方向和西方所想象的背道而馳時,就感到悲憤,雙邊關系也自然轉壞。

  所以當上世紀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時,西方對中國表現出驚人的友好。當時很多西方人認為改革開放會使得中國成為另外一個西方式國家。鄧小平幾次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就很有這方面的味道。但是,中國並未發生像蘇聯和東歐一樣的巨變,西方人的“中國夢”很快就破滅了。美國領導整個西方對中國實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這些制裁到今天還在影響中國和西方的關系。

  此后,中國和西方的故事,大都是中國主動向西方調整政策。盡管兩者之間的關系也有起伏,但總體上說是中國有意願向西方利益作調整。在經濟方面,中國加大開放自己的大門,“邀請”西方資本到中國。中國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西方來說具有標志性意義,因為這意味著中國接受了西方主導的現存國際經濟體系。在政治上,盡管中國官方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發展和民主化,但中國也表現出了很大的意願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領域(如人權)和西方對話,接受聯合國人權公約。這也促成了西方的對華“接觸”政策。

  更為重要的是,隱含在西方人“改變中國”信念背后是一個堅強的道德判斷,那就是西方代表著現代歷史唯一正確的方向。中國隻有接受西方的引導才是正確的,否則就是錯誤的。西方的信念符合其文化價值和國家利益,在這個信念主導下,西方很難意識到其在認識和理解中國過程中需要做到“價值中立”,更不用說從中國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中國。

  西方認識中國的第二個瓶頸是方法論問題。盡管西方一些學者的價值觀阻礙了他們對中國的客觀認識,但主要還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西方學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來分析中國,正如在西方本位價值立場上觀察中國一樣, 也往往產生一種“看著蘋果(西方)來論述橘子(中國)”的局面。到目前為止,大多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和理論是西方社會科學家用西方產生的科學方法來觀察西方社會現象的產物。對很多概念,西方學者之間本身就有很多爭論,但鑒於概念出自對西方社會現象的觀察,在方法論和其所產生的概念、理論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因此總會被人所接受。不過,當這些概念和理論被用於解釋中國現象時,這種邏輯一致性就消失了。結果往往是,西方學者在對中國研究過程中,或者削足適履,或者盲人摸象。

  在方法論方面,西方學者還面臨一些研究技術問題。一種情況是,一些學者越來越側重於微觀層面,研究題目越小越好。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從知識發展和增長的角度來看,從微觀層面入手更可能有新的發現。但這種情況往往產生“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的局面,或者出現中國所說的“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情況。進而,這樣得到的知識也很難應用到其他的時間和空間的社會現象。這些學者通過各種研究調查技術了解到很多細節,但不了解這些細節和其背景的關系。另一種情況剛好相反,學者們想通過研究中國得到一般性的結論。往往是帶著既定的一套觀念方法,繞開背景資料和歷史脈絡,尋找到一些可以操作的數據和案例(不管是經濟數據還是社會數據),用現存的技術來處理。這些學者往往不知道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背景,沒有細節。文章可能做得很好,但不知道文章在討論哪一個國家的問題。就是說,社會科學中的“社會”消失了,所留下的只是“科學”。但很顯然,離開了你所談論的“社會”,“科學”也就不是科學了。

  西方社會科學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時候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經過亞當斯密、馬克思、韋伯、涂爾干、帕森斯等諸多大師的建構,已經確立了宏觀的“大理論”(grandtheory)。社會科學家們已經把各種制度背景說得很清楚了,並且有長時期的爭論,人們對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各方面問題的共識和分歧看得比較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學者們轉向微觀是可以理解的。再者,從制度層面來說,西方國家和社會的各個方面已經高度制度化盡管在細節和規模上或有損益,但總體制度結構和原理相對恆定不變,這也使得西方學者可以在宏觀制度變量不變的情況下來研究微觀的行為。但中國顯然並沒有這種情形。自近代以來,中國一直處於大變動和大轉型過程之中,這個過程迄今還沒有完成。因此,很多概念和理論放在西方的背景合情合理,但一旦被機械地搬到中國的情形中,就顯得不合時宜。

  中國自身的研究任重道遠

  要理解中國,中國學者本身應當盡最大的責任。實際上,較之西方學界,中國的研究界存在著更大的問題。其實這其中的很多困難是多數西方學者所不能克服的,但對中國學者來說要克服並不難,問題在於中許多國學者本身並沒有問題意識。

  首先是中國學者的價值問題。西方學者認識中國有價值問題,但很荒唐的是,中國學者在這方面的問題似乎更為嚴重。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傳統價值觀發生了動搖。無論是學者還是政治人物,都試圖用西方的概念、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這裡既表現為學術概念和理論問題,也表現為價值問題。很顯然,西方的很多概念是西方價值的載體。學習西方成為風潮,並且被視為是政治上正確。在學術研究上,抵制西方被認為是政治上不正確。這就造成了濫用西方概念和理論,隨意曲解中國歷史事實和現象。結果就是,不是用蘋果(西方)來批評橘子(中國),就是把蘋果皮硬貼到了橘子上。我舉一個例子。從“五四”以來,大多中國學者都說傳統中國是“封建專制”。但在西方的歷史中,封建和專制是兩碼事。要麼封建,要麼專制,兩者不能生長在一起。封建意味著分權,即西方統一民族國家產生之前的封建制度。而專制指的是另外一種國家形態,即高度集權的統一民族國家。在西方,人們很明白從封建到專制的轉型過程,指的是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形態。但在中國,秦朝之后再也沒有類似於西方的封建了。同樣,中國也不存在西方專制政治形態的一整套基本國家制度。這裡不是要為中國傳統的制度作辯護,只是想說明,西方的很多概念說明不了中國的歷史或者現實。用西方的價值來否定中國的傳統並不能使我們對中國有更好的認識﹔反之,它阻礙著我們對自身的認識。

  價值觀之外,那就是方法論問題了。中國本身沒有社會科學傳統,要做研究就不得不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學習西方就是搬用人家的概念和理論,而方法反而在其次。在很大程度上說,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扮演的只是一個西方“代理人”的角色,或者說,他們所作的和西方學者所作的並沒有什麼兩樣,他們把西方概念和理論傳播和應用到中國。直到今天,這個傳統還是根深蒂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大面積地西方化、美國化。學習西方是應該的,因為這是一個了解西方的過程。但學習西方並不見得照搬西方的思維方式。今天,隨便到哪一個書店,隨便翻一本書,人們可以發現,除了大量的連作者自己都沒有完全理解和消化的西方概念,什麼都沒有。從前還講一些一點“中國化”的口號,現在連這個口號干脆也取消了, 很多人是機械搬用。一些人言必稱“馬克思”,而另一些人言必稱“希臘”。很少有人真正在研究中國,也很少有人在真正認識中國。

  結果怎樣呢?學術研究變成空談。這使我想起了中國“左派”和“自由派”之間對政治改革的爭論。“左派”和“自由派”長期以來對中國政治改革處於無謂的爭論之中。盡管兩派的觀點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樣,即兩邊針對的都是同樣一個“稻草人”。“自由派”一談政治改革總是離不開西方式“多黨制”和“三權分立”。他們把西方的制度看成是普世的。他們看到了中國的問題,就簡單以為一旦選擇西方道路就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或者形象一些說,他們是看著蘋果(西方)罵橘子(中國),認為橘子沒有救了,隻有把橘子變成蘋果才好。所以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就是把“橘子”變成“蘋果”。“左派”的觀點剛好相反。他們立場明確,反對“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一旦談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臨大敵。“左派”從心理上抵御民主,認為民主僅僅屬於西方,中國並不需要。他們過分突出中國特色、國情、文化等等因素。在他們看來,中國和西方的不同不僅僅是蘋果和橘子之間的區別,而是一個是水果一個是蔬菜之間的差異。實際上,“左派”使用的話語大多也是從西方進來的,包括新馬克思主義。

  學者和社會現象之間的關系,就類似於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系。醫生根據自己所學的知識和掌握的技術為病人看病。如果醫生看不好病,他(她)隻能反思自己所學的知識和掌握的技術,而不能說病人的病“生錯了”。那麼看不好“病”怎麼辦?需要的是修正所學的概念和理論,因為“病”作為一個客觀的事物存在著。而對很多西方學者和中國學者來說,如果他們的理論解釋不了現實,就說“現實”錯了。這樣當然不會促使人們去認識客觀現實,增進對客觀現實的理解。應當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也產生了很大一批掌握了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技術的人才,包括留學生和中國自己培養的學者。在技術上,他們中很多人現在已經能夠和西方學者平起平坐,甚至比西方學者更優秀。他們可以在西方的主流學術雜志上發表文章。可惜的是,他們學到了西方的研究技術,而非方法論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和西方學者一樣,他們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強調的只是“科學”,而沒有“社會”。當然,如前面所說,這種研究很多都是膚淺的“科學”(很多嚴格來說只是對一般尋常見識的形式化表述),如果不能說是偽科學的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中國學研究也同樣在曲解中國本身。要麼自欺欺人,要麼欺騙他人。中國和西方之間越來越深的“誤解”因此也有中國本身的原因。

  長期以來,中國也的確在誤解西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本身也對自己國家的變化充滿信心,很多人也相信,隨著改革開放和世界接軌,中國本身也會成為類似於西方的國家。中國人總是告訴西方人,我們正在學你們,遲早我們也會變成你們那樣的國家。很多中國學者在他們發表的論文中,大都想傳達這個信息。這樣的話語表現在政治人物和外交官身上,還可以理解,但表現在學界則很不應該了。亞洲的一些政治人物就是這麼做的。在自己社會實踐表面上的西方民主,然后告訴西方,我們變成你們了。但是學者不能這樣做。學者追求的是真理,不是一時的宣傳效果。因為相信自己會成為另外一個西方國家,很多中國人也相信西方理所當然會接受中國。中國在接受和加入現存國際體系的同時也提出了諸如“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和“和諧世界”等政策主張。但是,在很多問題上,很多人總不願意去考慮西方會接受一個什麼樣的中國的問題。無論是政策界還是媒體,都是有選擇地接受和轉述西方釋放出來的信息。很多方面的信息在中國得到無限的放大,例如對中國“有利”的論述,主要包括那些在中國有巨大利益而對中國說盡好話的論述,以及那些對西方本身持有批評態度的論述。同時,很多相反的論述被無限縮小,甚至在翻譯中“被消失”。

  中國對西方的“誤解”也影響著中國人對真實世界的看法,影響著中國的對外關系。在政策層面,中國對國際格局的變化常常沒有很好的思想准備。一旦發生,不知道如何正確應付,往往造成“救火式”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說,甚至連對本身崛起對外在世界的影響及外在世界對中國崛起的可能反應,中國也缺乏足夠的理性理解。在政策層面,除了一些表達中國的善意的政策口號外,沒有任何理論創新來解釋中國崛起對世界的意義。而無論是政策界還是社會層面,在很多國際問題上,一直停留在表達“喜、怒、哀、樂”情緒的層面,所缺少的是對真實世界問題的理解和對問題的理性回應。在中國開始進入世界體系的時候,一些西方人說,中國和西方會是“同床異夢”。但是在早期,因為中國還處於世界體系的底端,並不能真正和西方“同床”,相互理解的問題還不那麼迫切。不過現在,中國從世界體系底端一步一步往上爬,至少在經濟方面來說,已經變成了世界第二。也就是說,中國開始和西方(確切地說,是和美國)“同床”了。一旦“同床”,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大家都覺得雙方互不了解。因此,很多矛盾甚至沖突就爆發出來。

  正因為如此,中國政府決定下大力氣發展軟力量,向西方解釋中國。這當然有必要。但是關鍵的問題是中國還不能回答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我是誰?”。在自己不知道是誰的情況下,如何向西方解釋自己呢?如何要讓西方世界了解中國呢?

  中國的理論研究或者對自身的認識至少落后中國的實踐好幾十年。實踐前進了,理論還停留在原地。在很多方面,學術界甚至比“五四”時代都倒退。那個時候,中國還有很多同時精通中國和西方的學者,他們知道西方的東西不能隨便用來解釋中國,也不可隨意應用西方的東西。但是現在,精通傳統的人消失了,精通西方的人也消失了,同時精通兩者的人更不知道在哪裡。

  要讓西方了解中國,首要的任務是中國人自己要了解自己。如何了解?這就要建立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這裡對所謂的“本土化”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中國很多學者完全在學西方,而另外一些學者則強調“本土化”,但對“本土化”的定義並不清楚。提倡“本土化”的學者看到了不能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來解釋中國,這一點不錯。但是,問題是中國本來就沒有類似西方的科學傳統。本土化如果意味著簡單地抵抗西方,那也很難建立自己的社會科學。

  要確立中國的知識體系,但這個知識體系不是自說自話。任何知識體系必須是能夠和其他知識體系溝通的。這就意味著,我們要確立能夠和西方溝通的中國學,這就要求中國學者拋棄很多現存西方的概念和理論,返回原點,使用社會科學的方法重新觀察中國現象,在此基礎上再概念化和理論化。隻有這樣,才可以有和西方交流的平台和交流的語言。也隻有這樣,才能建設中國的社會科學或者中國的知識體系。

  建立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並且是可以和西方溝通的體系,可能說容易,做很難。不過,這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問題在於,中國的研究者必須具有這個意識。沒有這個意識,再過多少年也不會有中國的知識體系,更不用說是話語權了。中國研究任重道遠。【作者:鄭永年】
(責任編輯:郭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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