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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外交中的我軍國際形象塑造

劉大勇

2011年11月22日16:02    來源:《對外傳播》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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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爾?馬倫邀請,我軍總參謀長陳炳德率團於2011 年5 月15日至22 日對美國進行了正式訪問。這次出訪不僅促進了中美軍事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也通過磋商、演講、接受媒體採訪和文化交流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矯正了被長期扭曲的我軍國際形象,大力傳播了我軍和平之師、文明之師和威武之師的國際形象。

  我國軍事外交的重要內容

  近年來, 在我國國際傳播能力相對較弱的背景下,蓬勃開展的軍事外交活動已經成為實施我軍國際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我國已與22 個國家建立防務安全磋商對話機制,2009、2010 年間我軍高級軍事代表團共出訪40 多個國家,有60 多個國家的國防部長、總參謀長來訪。此外,我軍參與的多邊防務對話等活動也在逐年增多。這些重大軍事外交活動不僅直接影響了他國“有影響力的人”,也通過國際媒體的廣泛聚焦清晰地回應了國際社會對我國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大關切,對有關我軍的模糊和不實認識進行了有力澄清。此外,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國際社會主動傾聽我軍聲音的需要也在不斷增強,為實施我軍國際形象塑造提供了更加寬廣的舞台。今年6 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十屆“香格裡拉對話會”有近30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參加,為傾聽我國在防務問題上的態度和立場,對話會專門設置了“中國的國際安全合作”這一議題,由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上將就我國的國際安全合作理念、政策主張和實踐發表了演講。此外,本屆對話還舉行了5 場閉門討論會,為我國就南海問題表明態度、明辨是非曲直提供了舞台,有力消解了個別國家炒作我國南海問題產生的我軍“威脅”形象。

  我軍國際形象塑造面臨的主要挑戰

  近年來,隨著我國現代化步伐的加快,我國與一些國家在國家利益、意識形態以及文化傳播方面的碰撞也逐漸增多。作為大國快速發展中難以避免的過程,這些碰撞給我國軍事外交中的我軍國際形象塑造帶來了挑戰。

  國家利益矛盾 2010 年皮尤全球態度項目(Pew Global AttitudesProject)對22 個國家的公眾進行民意測驗。調查結果顯示:在政治、經濟和地緣上與我國存在矛盾的國家普遍認為我國軍事強大是一件壞事(如日本、印度等國),而在政治、經濟上與我國存在共同利益較多的國家則普遍樂見我軍發展壯大(如巴基斯坦、肯尼亞和尼日利亞等國)。這說明我國與世界各國間的利益關系已經成為影響我軍國際形象好壞的一個重要因素。

  意識形態偏見 盡管我國早已在外交方面放棄了“按意識形態劃線”的原則,但意識形態因素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部分西方傳媒對我國軍事外交事件的解讀。一些帶有嚴重意識形態偏見的西方媒體,甚至有意扭曲我國軍事外交活動的初衷和善意。例如,涉外軍事行動是近年來我國軍事外交的重要內容,也是在意識形態偏見下被扭曲的主要目標:旨在地區反恐的“和平使命”系列跨國軍事演習,曾被一些西方媒體扭曲為我軍“謀求地區性軍事霸權”﹔而我海軍在聯合國授權下赴亞丁灣索馬裡海域開展護航等行動,則被一些西方媒體扭曲為我軍的“軍事擴張”。

  東西文化差異 現有的文化研究成果表明,中西文化差異使得中西在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很容易產生“誤讀”現象,這給軍事外交行動中的我軍國際形象塑造帶來了較明顯的挑戰。例如,我國軍事文化強調遏制與控制戰爭,認為和平本質上是指“伐亂平息,秩序安定”,即消除戰爭后的安定平和的狀態,主張通過“仁”、“禮”、“外交”等非戰爭方式來追求和平。而西方文明大多是從戰爭的角度來認識和平的,認為“和平不過是兩次戰爭的間歇”,主張把戰爭作為謀求和平最主要的途徑和手段。這種中西文化上的差異,常常使西方社會無視本國外交政策過度軍事化的惡果,而將我國旨在謀求和平的軍事外交努力誤讀為態度曖昧、甚至是軟弱可欺。

  運用軍事外交進一步塑造好我軍國際形象

  運用軍事外交進一步塑造好我軍國際形象,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加強。彰顯我國在共同安全方面與世界各國存在的共同利益。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我國在維護世界和地區安全穩定方面付出了大量努力:截止2010 年,我國派遣軍隊先后參加了19 項聯合國維和行動,派出維和軍事人員17390人次,有1955 名在9 個聯合國任務區執行維和任務,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派遣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此外,在共同應對恐怖主義、海盜活動和自然災害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方面,發展壯大的我軍也日益顯現出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我國軍事外交宜採取更加主動的方式,使世界各國清晰地感知到在共同安全方面與我國存在的巨大共同利益,以及發展壯大的我軍在維護這些利益方面付出的艱苦努力,增強國際社會在國家利益層面對我軍國際形象的認同。

  展示“中國模式”在安全事務方面體現出的獨有優勢。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崛起,我國在建設和發展方面的特有形式和理念——“中國模式”正在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和思考。這不僅是國際社會對我國建設和發展經驗的探究,也體現出了國際社會對我國所秉承的意識形態重新進行理性審視和客觀評價的思潮。事實上“中國模式”不僅在我國經濟建設方面發揮出了顯著作用,在國家安全事務方面也體現出了西方國家所不具備的優勢,這主要表現為:我軍作為人民軍隊在服務人民方面的堅決和徹底,以及我國在安全事務方面“集中力量辦大事”體現出的迅速與高效。前者主要體現在我軍執行的汶川抗震等國內救災行動中,后者則集中體現在我國利比亞撤僑的非戰爭軍事行動中。這些獨有優勢不僅受到了我國公眾的一致認同,也受到了國際社會較為廣泛的肯定和贊揚。我國應借助軍事外交進一步展示“中國模式”在安全事務方面體現出的獨有優勢,不斷增強國際社會在意識形態層面對我軍國際形象的認同。

  凸顯我國軍事文化在處理國際安全事務中的獨有魅力。二戰以來,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我國軍事文化一直備受世界各國軍隊的重視和研究。從20 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西點軍校將《孫子兵法》列為教學參考書。1982年,美軍在《空地一體戰》和《作戰綱要》中甚至多處引用《孫子兵法》的名言。迄今為止,我國軍事文化一直對世界各國具有十分重要的吸引力。我國軍事外交應積極發揮軍事學術交流等“第二軌”渠道,牢牢把握弘揚和普及我國軍事文化的主動權,凸顯我國軍事文化在處理國際安全事務中的獨有魅力,在國際安全理念層面為我軍國際形象的塑造奠定堅實的基礎.
(責任編輯: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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