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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變局中的媒體角色

高祖貴

2011年11月22日16:03    來源:《對外傳播》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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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2011 年以來,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和大調整迎來新的形勢。

  一從全球范圍看,經濟上的“后危機時代”來而未到,美歐多國繼續努力促進經濟復蘇,但依然面臨多重困難﹔全球通脹形勢更趨嚴重,油價、金價和糧價高位徘徊,世界經濟走勢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在政治方面,多國社會矛盾加劇,美、法、俄等大國選戰提前開鑼預熱,其內外政策走向備受關注。在國際戰略格局方面,美國從提升經濟競爭力和推行新的網絡安全戰略等多個方面著手,力圖確保和穩固其全球領導地位﹔歐盟繼續遭受希臘等國債務危機拖累,經受利比亞戰爭的考驗﹔日本在努力擺脫經濟危機的過程中又受地震、海嘯和核輻射組成的綜合危機打擊,政局更趨不穩定,國家總體呈現下沉態勢﹔以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地位和影響力進一步提升﹔大國之間的競爭合作更顯突出。在國際安全方面,傳統安全問題在利比亞戰爭、美俄開發和部署新型導彈及導彈防御系統等因素的帶動下依舊突出,非傳統安全挑戰進一步增大,包括:恐怖主義與反恐形勢在拉登被擊斃之后出現新變化,以核電站安全為代表的和平利用核能的安全問題在日本核輻射之后成為國際核安全領域的焦點,干旱和洪澇等嚴重自然災害高度頻發推升糧食安全和水資源安全等問題,歐洲的“毒黃瓜事件”和台灣的“塑化劑事件”再度敲響食品安全警鐘。

  二從地區范圍看,尤其受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是包括西亞北非在內的中東變局的發酵和南海形勢的發展。

  中東大變局從突尼斯和埃及開始,迅速橫掃北非和西亞,蕩滌也門、約旦、巴林、阿爾及利亞、利比亞、敘利亞、摩洛哥、阿曼、科威特、沙特和伊朗等21 個國家,波及近5 億人,大有導致多國政局變動並向更廣泛地區擴散之勢。截至2011 年6 月,突尼斯本?阿裡政府和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已經被推翻,兩國內部各方正圍繞新政府組建展開激烈博弈。敘利亞在總統命令改組政府和實施強力彈壓並採取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措施之后,政局尚未實現穩定。也門薩利赫政府在海灣合作委員會斡旋下尋求與反對派實現妥協。巴林等國通過強力彈壓和政治妥協兩手策略,以確保政局穩定。利比亞卡扎菲政府面對北約和反政府武裝日益增大的軍事壓力,正在竭力為存續而戰,雙方斗爭局勢日顯膠著。其他國家在這場大變局的沖擊和裹挾之下,無論是否可能被更替,都不同程度地在政治、經濟、社會乃至外交等方面實施變革和調整,未來發展還可能遭遇多種曲折。在這一輪變局中, 土耳其、伊朗、沙特、阿盟、非盟等地區性力量的影響力明顯上升,而且程度不同地與美國拉開了距離,脫美趨勢可能進一步發展。以色列在地區范圍內面臨的安全形勢惡化,在巴以和談、黎以關系以及伊朗核問題上採取更加強硬的政策。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宣布放棄謀求連任,巴內部法塔赫與“哈馬斯”達成和解協議,著手組建聯合政府,並積極尋求聯合國大會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國。巴以和談由此面臨新的形勢,黎以再度爆發沖突的可能性上升。伊拉克總理馬利基也宣布不再謀求連任,一些激進勢力力圖借機擴大影響,暴力恐怖事件不斷。伊朗在核問題上的立場趨於強硬,進一步加快核開發進程。這種事態加上美歐內部面臨經濟重振乏力、社會政治矛盾深化、選舉政治制約因素上升等諸多因素,削弱了美歐按照其意願重新打造該地區的動力,使得它們進行干預的意願和努力變得勉強,追求的目標和策略搖擺多變。由此,整個地區將進入新的動蕩、轉型和重塑的時期,政治版圖將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寫,各種地區分野組合和美歐俄等外部力量的折沖消長都將不同程度地發生變化,各種關系調整和局勢發展更顯錯綜復雜。

  南海地區事態的發展同樣受到國際社會尤其是亞太地區國家的廣泛關注。6 月初香格裡拉對話會前后,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就加強美國在南海及亞太地區力量存在發表講話﹔同月底,美國參議院通過支持美軍在南海捍衛所謂美國權益的議案。與此緊密關聯,越南和菲律賓等國為捍衛它們各自所宣稱的在南海的權益採取種種動作,特別是美菲和美越相繼圍繞南海展開外交聯動和軍事演習,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國際社會對南海形勢的關注度,甚至被描繪成為似乎快要爆發武裝沖突的海域。所有這些事態的演進,呈現出中國、美國、中國的亞洲鄰國三方之間互動的大格局。其中,中美之間的軍事和外交互動成為主線,包括第三次戰略與經濟對話,兩國國防部長在香格裡拉對話會上的會晤,以及首次亞太事務磋商。這表明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博弈正在以一種新的形式展開,博弈及其結果將對包括南海在內的亞太形勢走向產生重要影響。

  三在上述形勢的發展變化中,輿論和媒體所扮演的角色變得越來越突出。總體來說,在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和大調整深入發展和諸多風險上升的關鍵時期,國際社會如何看待和處理各種變局直接關系到世界的前途。就這個意義而言,媒體能否比較全面客觀公正地呈現事態,則直接關系到能否形成有助於准確看待和處理各種變局的輿論環境﹔輿論是否被誤導和是否保持理性,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變局是否被誤判以及有關應對的決策是否得當。這一切將影響各國能否正確處理爭端和競爭,能否加強磋商與合作,能否增進全球治理,最終將影響各國和世界的發展與安全。例如,各國媒體對當今世界經濟金融形勢的報道是否客觀全面,直接影響各國對國際經濟發展的信心, 導致股市、匯市、房市、金市的漲落﹔各國媒體對恐怖襲擊、食品安全和自然災害的報道是否適度,直接影響人們對當今世界的安全感﹔各國媒體對中東變局和南海形勢的報道是否客觀全面,更是直接影響世界各國的政策選擇和有關問題的解決。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在過去發生和正在發生的各種變局中,能夠比較全面客觀報道的媒體,就能由此獲得較高的信譽,話語權就會隨之提升。反之亦然。美國FOX 報道利比亞局勢時被指“在酒店裡編新聞”,自然在與CNN的競爭中失去了優勢﹔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站在其他阿拉伯國家當局的對立面報道中東變局,使其信譽受到質疑。

  相較而言,中國媒體在上述國際形勢的報道中進步突出。例如,在報道利比亞戰亂時,既反映利比亞政府控制的的黎波裡等地的形勢,也反映反對派控制的班加西等地的形勢,力求全面客觀。在報道南海形勢和中美關系時,既反映有關國家挑起爭端的舉動,也及時反映有關國家為緩和局勢而做出的努力﹔既反映中美關系在這些問題上的分歧,也反映中美兩國在這些問題上的交匯點和為防止局勢惡化做出的努力,力求促使輿論保持比較理性的狀態。

  然而,在看到這些進步的同時,更應該看到在中國與世界的聯系互動日益拓寬加深的新形勢下,中國的媒體要在國際輿論中進一步提升話語權,更好地維護中國的發展與安全,還需做出更大的努力。在報道國際事態時,中國的媒體理應更加注重中國視角、中國立場和中國話語。例如,西方輿論和媒體關注和報道中東變局充分體現其價值觀標准,所使用的話語是“民主”、“自由”、“獨裁”、“威權統治”、“公民社會”、“網絡自由”、“伊斯蘭極端主義”等。從中國的角度來獨立地進行觀察和評述,把穆巴拉克說成“獨裁者”、把穆斯林兄弟會說成“伊斯蘭極端組織”、認為家族執政是不能與時俱進的表現,諸如此類的表述,都顯得不夠客觀和准確。西方輿論在報道南海形勢時,多數認為是中國在採取行動破壞地區穩定,把中國視為南海航行自由的威脅。中國媒體當然要對此予以明確批駁,但同時要注重擺事實和講道理,以客觀性增加說服力。

  此外,我們已經在中東變局中見証了以“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互聯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在進行政治動員和組織行動方面的巨大潛力,以及它們與美國CNN、英國BBC、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緊密互動所形成的強大輿論影響力。同樣在有關南海形勢的輿論中我們也看到了我國民眾通過互聯網表達的意見的影響。中國媒體應該更加注重發揮網絡和手機短信等新媒體的優勢,特別是它們與傳播媒體聯系互動形成的強大塑造力和引導力,從新的高度深入看待和積極發揮新媒體的角色和作用。
(責任編輯: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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