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的外宣思考—專訪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傳媒--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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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的外宣思考—專訪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

黃歆  岳瑞芳

2011年11月23日14:38    來源:《對外傳播》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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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濟學家看來,轉型是令人興奮的研究課題。對外宣工作者來說,經濟轉型同樣可以激發思考和記錄的熱情。當此全國經濟轉變發展方式、全面進入轉型階段之際,我們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教授。

  記者:在當代世界經濟大環境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的經濟轉型?

  劉元春:目前來講,世界大環境面臨幾個問題:第一,這次金融危機暴露了全球傳統增長模式和發展模式存在的一些致命問題。這一問題表現在全球不平衡發展到一種不可持續狀態。第二,隨著IT 技術革命的完成,新的增長動力沒有發現,而傳統的增長動力步入衰竭期。還有,全球老齡化導致的發達國家福利主義與他們的政府收入模式之間的巨大沖突。因此,世界經濟面臨著增長源泉和政府債務模式的轉換期,同時也面臨著新的金融格局重組這樣一個時期。

  中國的轉型要放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下來看。中國要從根本上轉變高出口、高投資、高儲蓄、高污染、高投入的模式。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著眼點是反思我們傳統的簡單外向型發展戰略。這些年我們還是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這兩個拉動要素。

  當前,技術周期的變化導致世界經濟步入一個無創新的復蘇階段。金融危機和目前的美歐債務危機宣布世界金融步入一個動蕩常態化階段。貨幣體系多元化重構的階段也在如火如荼地展開。對於西方來說,超前消費、福利主義的社會經濟模式可能面臨著一些根本性的挑戰。在全球增長乏力、無創新、無就業的背景條件下,世界未來的利益沖突和摩擦可能加劇。可見,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大環境和自我發展的共同要求。

  記者:外界對於中國經濟轉型的關注點有哪些?這些關注基於什麼樣的考量?

  劉元春:第一個是貿易問題。中國貿易戰略和政策的定位,與此相關的是人民幣戰略的問題,還包括貿易模式和引資戰略的變化。很多國家將本國的失業與中國大規模的出口相聯系,將國內的政治壓力轉換成國際上的貿易沖突,同時將金融危機的根源性原因之一歸結為外部的不平衡發展。很多政治家將之看作是一個很好的國內政治壓力的轉移途徑。

  第二個重要方面是產業升級、技術創新和知識產權。經合組織(OECD)對中國在研發上投入的大規模的提高,中國專利技術的變化,以及中國在一些集成創新的知識產權糾紛方面的問題,都表現了高度的關注。

  第三個是新興產業。中美在戰略對話中,對新興產業特別是新能源等方面提出了高度的關注,包括中國高能耗的增長方式、對未來世界能源、原材料需求的變化等。

  外界關注這些問題主要是從本國利益出發。關注貿易是從就業、國內政治壓力轉移角度。人民幣匯率涉及到這些國家基本的利益。技術創新涉及到核心競爭力和知識產權的糾紛。新興產業涉及到對未來能源的關注,對新產業的合作大家還是有一些共同利益的,特別是在后危機時代,西方很多企業缺少資金,中國資金充裕,大家可以在這一塊進行合作。

  記者:根據我們的觀察,境外媒體對報道中國轉型中出現的問題是樂此不疲的,在您看來,我們的轉型遇到了哪些困難和問題?外宣媒體應該如何把握這方面的報道,為我們國家營造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

  劉元春:首先,很核心的一個問題是經濟發展中利益格局的固化,轉型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格局是很困難的。目前我們轉型中最困難的就是要解決分權模式中形成的GDP 至上、簡單的經濟至上的做法。很多高污染、高能耗的現象都是地方政府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造成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些問題?實際上就是由於分權主義模式下的發展主義極端化。對外要說明這種模式在過去三十多年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同時它也帶來了“GDP 至上”的做法,污染嚴重、能耗過高的現象也相伴而生。要講清楚這種關系,同時要介紹中國為改變現狀所做的努力。

  第二,要看到中國經濟轉型、產業結構轉化所帶來的失業問題是很嚴重的。而失業又面臨著我們整個福利體系的缺失。

  我們社會體系、結構的脆弱性難以承受過大幅度的轉型。稍微轉快一點失業就多了,失業多了社會就容易亂。這方面的對外報道在客觀反映轉型中失業問題的同時,可以突出社會福利體系建設的進展。

  第三,我們的轉型還遇到了全球分工格局的固化。全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希望中國還是用最廉價的方式生產最便宜最好的東西賣給他們。現在很多美國學者就在反思讓中國人民幣大幅度升值可能並不符合他們的利益。全球分工格局變化關系到中國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對外要講明中國在產業升級中的結構調整是調整外部不平衡的一個關鍵,這不僅符合中國人的中長期利益,同時也在降低能耗、減少污染和促進全球經濟的平衡性發展等方面對發達國家有巨大的好處。

  記者:如何看待經濟轉型在文明發展和地區以及國際安全中的作用?這方面的外宣應如何把握?

  劉元春: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歷了一個價值轉型的過程。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邁進的過程中,傳統的一大二公的分配方式轉向按要素分配的市場分配體系,使大家的價值觀念發生根本變化。在這個變化中,我們看到隨著人們物質的不斷充裕,整個民族在社會關懷和終極關懷上面不斷地升級和擴展。最明顯的,比如對誠信的要求,對新儒教的訴求。這使我們中華文明在新的環境中增加了一些新內涵。而這些內涵強調的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和諧,強調倫理秩序和社會價值的回歸。這種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緩和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利益沖突和人與人之間的張力,使大家更好地看待物質與人、福利、價值的關系。這樣一種文明的再生和在新時期的內涵的擴展,在后危機時代對全世界有很重要的意義。

  中國經濟轉型在國際安全中當然很重要。中國有這麼多人口,她的成功轉型在能源和資源的訴求方面、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降低貧困方面對國際安全都很重要。中國經濟持續性發展是一個國際性安全問題。如果中國經濟崩潰必然連帶世界經濟崩潰。這可能是大家都認識到的一個問題。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可能可以大幅度減少國際社會之間的摩擦和利益的沖突,包括貿易沖突,能源、資源的爭端等。經濟的成功轉型,還可能使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提供世界公共品上更有作為。然后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價值觀等各方面的擴展。

  對外宣傳中國在地區及國際安全方面的作用,可以把“中國的穩定是全球穩定的基石”作為基調,從這個角度去說明我們對於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樣既有利於保護本國利益,又可以贏得國際上更多的支持。
(責任編輯: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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