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驗式隱性採訪質疑

　　民間曾經流傳著一句半是感慨半是調侃的話：“防火防盜防記者”。而如今隱性採訪的頻繁使用，是否真的置記者於尷尬的角色呢？

　　考驗式隱性採訪中，記者隱藏職業身份，通過制造假事件以達到考驗採訪對象的目的，考驗的范圍主要包括社會公德、文明風尚、職業素質等。如江蘇某電視台曾經播出一檔這樣的調查節目，記者假扮行動不便的殘疾人，故意從居民樓的4樓陽台往樓下過道扔床單，攝像機就架在離過道不遠處記錄來往行人的反應：有人看見床單置之不理繼續趕路，有人則拿起床單四處尋找失主，而有人干脆把床單塞自己包裡匆匆走掉。如果遇到尋找失主的路人，樓上假扮殘疾人的記者就會告訴他自己腿不方便，請他把床單送上來。這種情況下多數人會試圖把床單送上4樓。而電視台設計這個局的目的，是隨機地考驗路人是否具備助人為樂的公德心。

　　諸如此類的考驗式採訪屬於隱性採訪中的介入式採訪，即記者作為當事人直接參與到事件之中，既是採訪者，又是事件過程的直接參與者。①但和一般的介入式隱性採訪不同的是，考驗式隱性採訪完全是記者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行新聞策劃的產物。媒體在整個新聞活動中的自發和自主的介入是考驗式隱性採訪最重要的特點。

　　考驗式隱性採訪如果駕馭得不好，介入的分寸和程度不恰當，極有可能變異為策劃新聞，成為媒體嘩眾取寵、吸引眼球的一種手段，頻繁使用則必將遭到質疑和詬病。目前社會對考驗式隱性採訪主要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的質疑之處：

　　1.媒體有無“考驗”的權力

　　媒體的首要屬性是社會的觀察者和記錄者，而在考驗式隱性採訪中，記者跳出了旁觀者的身份，直接參與到其所策劃的事件中，成為被採訪對象所承擔的社會角色的測試員和監督者。媒體究竟有沒有考驗公民道德水平或職業素質的權力?

　　強調記者的採訪權能否回答這一質疑呢？魏永征在其《新聞法新論》中表示：“記者的採訪權是一種權利而不是權力。”②也就是說採訪權是對付運用權力干擾採訪行為的，而不意味著記者有強制性採訪的權力。在考驗式隱性採訪中，記者並非出於迫不得已而隱藏身份，而是置自己於“考驗者”的高位來俯視被採訪對象，對他們進行強制性的行為測驗，這實質上是對採訪權的濫用。盡管新聞媒體負有輿論監督的重要使命，但它本身不是權力機構，無權進行任何自發的“考驗”行為。因此，如果這種監督出現在媒體自己策劃的假事件中，受到質疑也不足為奇。用不道德的欺騙手段考驗他人的道德，媒體本來也理不直、氣不壯。

　　2.誘導性的“有罪推定”

　　司法意義上的“有罪推定”是指未經司法機關依法判決有罪，而對刑事訴訟過程中的被追訴人，推定其為實際犯罪人。而對媒體進行考驗式隱性採訪的另一大質疑，就在於其採訪行為中可能存在的“有罪推定”。著名的例子是去年發生的“茶水發炎”事件：浙江電視台的記者假扮患者，用普通茶水代替尿液送給多家醫院化驗，以此考驗醫生的職業素質，結果半數以上的醫院給記者開出了消炎藥，由此引起了關於新聞倫理和醫生職業素質問題的雙重社會討論。

　　“茶水發炎”事件中，記者預斷性地認定醫生的職業道德存在問題，進而採用欺騙性手段誘導醫生做出不正確的診斷。盡管“茶水發炎”事件中的記者不涉及真正的誘導犯罪，但預先推定對方有過錯的誘導性也是有悖新聞職業道德的。

　　3.媒體公信力危機

　　考驗式隱性採訪歸根到底是一種欺騙行為，如果僅僅為了滿足受眾的好奇心，或者為了圖省事而策劃考驗式隱性採訪，最終失去的將是廣大受眾對媒體的信任感。考驗式隱性採訪中，採訪者與被訪者雙方處於一種信息不對稱的態勢。試想，在人際交往中，你坦率地把自己的本性展現出來，而對方卻是隱瞞身份的“考驗者”，並且把你的行為舉止廣泛傳播出去，先不論被考驗者在這種行為測試中是否達標，也先不論媒體的傳播是否存在名譽權的侵犯，被考驗者總是會產生一種被愚弄的感覺：你憑什麼來考驗我？還是一種欺騙的手段！隨著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他們對這種考驗會逐漸產生厭倦和反感，進而對考驗他們的媒體甚至整個媒體行業產生不信任和反感。當“防火防盜防記者”一說從調侃變成了人們的切身感悟，媒體盡管得到了暫時的收視率，失去的卻是更可貴的公信力。

　　考驗式隱性採訪作為新聞策劃的產物，在贏得受眾關注的同時，社會對其的負面質疑不容忽視。媒體在新聞活動中應當從自身的長遠利益考慮，擺正自己的社會角色，慎用考驗式隱性採訪。

　　注釋：

　　①駱漢城：《行走在火上——隱性採訪的法律思考》，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頁

　　②魏永征：《新聞法新論》，中國海關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頁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