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議程設置理論與媒介民主的發生

張榮華

2009年12月14日17:3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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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議程設置理論是廣為人知的傳播理論,其表征了傳媒與輿論之間的親密關系。同時,也成為化解“輿論事件”危機的可靠框架。然而,人們對議程設置理論存在的誤讀、誤用卻將其牢牢地束縛在引導和控制輿論層面,從而“綁架”了其對建構“媒介民主”的積極意義,也限制了探討“民主”的可能。

  [關鍵詞] 議程設置﹔輿論事件﹔媒介民主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隨著中國社會轉型進入深層,利益、觀念分化加劇,由此而生的矛盾沖突不斷,突發性與群體性事件頻仍,典型的如廈門“PX”事件、華南虎事件、瓮安事件、周久耕事件、鄧玉嬌事件、“躲貓貓”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等等。這些短時間內發生的社會敏感問題,多涉及公民權益受侵、強勢階層丑聞和政府作為失當,又因與公眾切身利益密切而演化為急劇性、沖突性的“輿論事件”,成為展示轉型社會敘事的場域。與此同時,媒體對相關事件的報道議程大幅上升,議程設置理論倍受關注。作為“從事環境再構成作業的機構”,媒體可以利用其議程建構主流輿論,引導輿論流向,化解結構風險。實際上,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通常外化為強勢的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架構著媒體的價值坐標。媒體的“議程”在為某種目的有意為之的同時,也會不期然地建構一種有益的社會價值——比如,權益意識的啟蒙與覺醒。基於此,本文試圖在還原議程設置理論原型之上,解放“媒介議程”與“公眾議程”,考察媒體與輿論事件之間的關系,發現中國現代媒體在從國家回歸社會的進程中具有增量色彩的媒介民主。

  二、議程設置理論的原型

  1968年因美國總統選舉研究而誕生的議程設置理論,最初用以檢驗媒介議程對公眾頭腦的影響。隨后數十年,大量研究証實這種影響廣泛地發生在設置議程主題與屬性圖譜之間。現在麥庫姆斯又強調,議程設置理論超越了政治傳播這個單一的語境。同時,他還強調,“議程設置效果可以發生於任何政治系統與傳媒系統相對開放的地方”[1]。他將議程設置統攝在大眾傳媒與輿論這個命題裡,“通過媒介議程這樣一個比喻,反映在日常新聞實踐中的媒介議程在多大程度上呼應了多樣的社會價值及其效用?媒介議程中的空間與時間,以及公眾對媒介議程的關注,這些都是稀缺資源”,“對於新聞記者而言,設置議程是一種令人敬畏的責任。”[2]

  不過,由於歷史的原因“美國實証傳播研究常以自由多元主義意識形態‘共識’為前提和假定來建構‘宏大理論’和‘抽象實証主義’”,以致它在帶有強烈的科學主義色彩的同時,卻“往往在分析傳播現象與過程中忽視權力問題和淡化社會歷史背景。”[3]很明顯,議程設置理論中的媒介與公眾對話是在認可美式制度的前提下去追問媒介傳播效果與公眾意見之間的表征關系。那麼,尊崇實証的技術主義,而不刻意將權力化和政治化的意識成分納入到研究之中,媒介議程與公眾議程互動關系的考察維持在微觀政策效果、商業訴求等方面,也就構成了傳統認知邏輯。如此以來,議程設置理論對那些真正觸及“媒介利益、公眾利益和政治利益之間關系對於傳播工具如何受到權力的影響、對於新聞的客觀化和社會責任等問題”[4]的研究便以無意的姿態忽略。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降,去政治化思潮使得國內對於西方傳播理論的目的和價值觀往往視而不見,同時卻過於在乎使用的方法和問題的去權力化。這種表層的研究取向影響了中國的一大批學者。反映在議程設置理論研究上就是“即便得出相同的研究結果,也可能有不同的原因”[5]。有學者曾忠告“可以借鑒這一研究假設研究輿論導向等問題,但不能直接用來解釋我國特殊的媒介議題的效果”[6]。在我國,沖突激烈的輿論事件的媒介議程大都是在行政批示與紀律管制下展開,指揮這種新聞傳播模式的原則是正面引導,內參指令,組織化報道、標簽化的傳媒黨政協調方式,而媒體自我安排版面、要聞次序、關注角度的職能則降低為次要事項。媒體議程也如它的記者一樣遭遇收編、游離或逃避。然而,“媒介議程與受眾議程(公眾議程)之間不是一個單向的因果關系,而是一種雙向互動、螺旋式前進的辯証運動過程,即由先在的受眾議程到媒介議程,再由媒介議程產生更進一步的受眾議程的過程。”[7]顯然,除卻媒體受內外干擾而安排的議程之外,其核心要素是“輿論事件”與公眾密切的利益攸關度,趣味攸關度等。這是一般意義上以新聞價值遴選公眾期待的媒介內容的標准。媒體主動,公眾被動,記者才被寄予厚望。可惜的是,經典議程設置理論的研究路向回避了共性之外的國別、文化、動機等個案性質的問題。

  作為媒介的元功能之一,議程設置理論最初發生場域涉及的政治傳播(選舉事件)、傳媒開放(媒介環境)、稀缺資源(時間空間)三個關鍵概念一直未引起國內學者的深入討論。首先,選舉政治作為長時間效果研究的非事件性對象,在區域性和歷時性方面較為穩定,卻也生成一種從政策實施或時間跨度角度單純考察媒介議程累積效應的習慣,忽視對“輿論事件”等短時間發生的新聞事件的反思﹔其次,傳媒開放是對媒介環境的要求,也是議程設置功能的預設條件。在抽離為媒體的“元功能”之后,理論的適用范圍雖然擴大,但針對突發性事件的報道策略,僅僅置於輿論引導層面,偏重管理媒體每天報道的內容和對輿論情緒的疏導,直接呈現精英民主對公眾民主的獨佔——形式民主與口頭宣示以及政治決策的規模和復雜完全限制了公眾的參與程度﹔再次,媒體報道新聞的時間和空間資源是有限的、稀缺的,受眾接觸媒體的時間也是有限的、不同的。所以,議程設置理論中必然暗含一種權力的爭奪與社會關系的呈現。

  一直以來,議程設置研究的焦點都停留在媒介議程與公眾議程的實用層面。可以說,特別是在輿論事件的管理中決策者偏執於利用“媒介議程”引導控制,而使“公眾議程”的民本價值遭到人為的議程“綁架”。

  三、輿論事件引發的媒介民主

  中國進入社會轉型高風險期以后,以國家-社會關系為核心的鄉土社會內部多維度多層次的斷裂、分化,沖突矛盾主要表現為公眾合法利益受到侵害﹔利益訴求渠道不暢,傳統大眾媒體等易控制型傳播資源失語嚴重﹔地方性行政公共管理失調。然而從若干輿論事件來看,事件的發生本身並不基於十分復雜的問題。其中,多數參與者並不以“政治對抗”為目的,而是合理利益訴求未獲滿足﹔他們通常不選擇成本代價相對較高的激烈抗爭形式,而採取去政治化的行動策略。[8]值得注意的是,媒介民主恰就在其中得以顯示、發生。

  輿論事件在進入媒體議程以后,通常會成為展示議程設置理論兩大核心論題——媒介議程與公眾議程互構以及話語勢力的重要圖景。這些圖景包括:

  (1)媒介議程反映出利益階層或團體利用媒體時的話語位置。其一,強勢媒介使用權決定社會輿論走向:在媒體上無法實現自我話語權的弱勢階層與擁有媒介強勢使用力的階層對話基本上是失位的﹔其二,弱勢公眾議程對媒介議程反置的泛化——某些“輿論事件”過於壟斷簡化的處理方式招致公共的不信任乃至“示威”﹔

  (2)媒體社會傳統的轉變。從權力根源看,社會公眾是議程設置的主體,而實際的代理人則是黨政等強勢機構或個人。時下日益變化的信息社會為媒體提供了報道的話語環境:新媒體傳播技術的迅速發展,公眾媒介素養的普遍提高,國內信息疏導的傳播觀念和制度的適應性改變﹔商業權力與消費社會的內在驅動也構成媒體自身“利益追逐”的獨立性。這一切促成媒體社會傳統的轉型﹔

  (3)對國家-社會關系變革中媒體作為的多維審視。一般而言,國家是至高精神和公共權益的實體,是社會統一的最高層次,媒體則是國家-社會關系的重要協調者。在媒體成為公眾汲取信息載體的媒介化時代,“社會運動研究的最后一個重點是對媒體在運動中的意義,以及媒體公眾輿論與社會運動之間互動關系的研究。”[9]因自發性的、短暫的、非組織化的公眾權益受侵而發生的集體運動在媒體上反映為輿論事件。它是對權益民主的話語爭取,隨著在媒體上顯現形成媒介民主。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種累積性的增量民主質變后即為政治民主﹔

  (4)記者、編輯角色的自我搖擺與專業化的堅守。輿論事件往往與危機管理聯系在一起,記者們在報道相關新聞的同時也經歷職業倫理與生存法則的考驗。職業化的理想標准是要求記者能夠成為對抗意識形態的力量,獨立地批判地承擔社會責任與公共利益。但現實更多的要求指向生存問題與個體良知。

  毫無疑問,輿論事件是一種顯在的話語實踐或集體行為,“不僅被看作是一種正常事態,而且被看成是造成社會變化特別是媒介系統依賴關系性質上的變化的一種重要力量”[10]。媒體對輿論事件的大面積呈現使得公眾議程深度參與,媒介議程與公眾議程朝對話維度轉化。作為一種公眾自我保護性行動和媒介無法回避的“事件性新聞資源”,輿論事件包含著國家-社會關系變動中權益分配的原發性批判與反抗。

  至此,“媒介民主”可以界定為——國家-社會轉型情境下“媒體作為”自主的實現,受政策支持、公眾參與與市場驅動三方協調性因素影響,從而獲得的一種根本上指向政治權益合法訴求的互構權利。

  綜上言之,一方面,中國層面上的“媒介民主”是基於現階段社會改革轉型中的“過程-事件”而引發的媒體“使用”與“主動”角色的反思。所以,本文所指的“媒介民主”不是歷史傳統自上而下的遺產,也不是知識轉移的一廂情願,而是原生的、有條件的。所謂的原生、條件是指,基於社會發展階段過程中公眾經濟利益訴求經由媒介展現,從而決定了“媒介民主”的存在發生,以及如何發生、發生何種效力的媒體內外因素。例如輿論事件為什麼能夠在媒體上呈現?所遵循的原則是什麼?對媒介生產過程及形態產生影響的社會權力主體是否發生了變化等等。另一方面,“媒介民主”的社會關系指向中國民主理論視閾下的傳播觀,且與社會發展凸顯的各種矛盾問題糾結在一起,既反映宏觀制度框架和困境下中國媒體公共性的漸次成長,又折射公眾對社會公共空間的判斷——人們通過怎樣的公共行為表達、認可、批判和重構集體共享的教育、文化、資本、權力等財富的差距。這區別於西方政治學視野中的理想媒介民主。在西方學者看來,媒介民主是指媒體從某種程度上轉化為取代政黨政治,成為新的溝通民意、制定政策的橋梁,媒體是診治社會的獨立系統,“通過媒介這一渠道,了解民意聽政於民”[11]。從合法正義的范疇考量,我們的媒介民主更是一種話語民主,與觀念上宣稱的、存在的傳媒公共性有重疊之處,形式上卻更服從於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傳播邏輯,表征為媒介議程與公眾議程對公共權力資源(Public Power Source)的爭奪和市民社會“公眾議程”對國家-社會“公共領域”的期待。現在來看,中國社會的“公共領域”是一個無法獨立的話題。然而輿論事件的大面積發生與呈現,卻將公共領域轉化為以“事件”形式維護公共權益的“場所”,盡管為獲得這種接近的權利,公眾是以犧牲各種成本的方式進行。

  結 語

  早就有學者感嘆新媒體正在終結大眾傳媒的話語霸權。不過話語權與權力、利益之間復雜的裙帶關系,以及階層團體分化造成的話語斷裂,並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而且我們的慣性思維浸淫於議程設置中的“控制問題”,遮蔽了對轉型時期媒介自身價值理性空間自我孕育的發現。至今,媒體的議程設置作用已可成為考察各種支配性力量,觀察媒介在輿論影響下解釋以及催生新現象、新問題在整個社會內部運動狀態的有力路徑。因此,在羨慕傳統議程設置理論的累累碩果時,就不能繼續迷戀“方法”用理論“綁架”輿論(民意)而置其建構力於不顧。正如社會學家趙鼎新所言,一個平穩的民主轉型應該在社會矛盾比較分散的時候進行。

  (本文系陝西師范大學研究生培養創新基金項目《風險社會公共輿論事件傳播價值與限度研究》2009CXS010階段成果)

  注釋:

  ① [美]麥庫姆斯著.議程設置:大眾傳媒與輿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43.
  ② [美]麥庫姆斯.議程設置理論概覽:過去,現在與未來[J],新聞大學,2007(3):66.
  ③ 趙月枝 鄧理峰:中國的“美國中心論”與中國新聞業和新聞傳播學術的發展[J],新聞大學,2009(1):41.
  ④ 殷曉蓉.議程設置理論的產生、發展和內在矛盾[J]. 廈門大學學報,1999(2):113.
  ⑤ ○11黃旦著.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216,215.
  ⑥ 陳力丹.關於傳播學研究的幾點意見[J],國際新聞界,2002(2):54.
  ⑦ 樊亞平.從受眾議程到媒介議程再到受眾議程[J],科學經濟社會177(3):74.
  ⑧ 吳麟.大眾傳媒在我國轉型期群體性事件中的作為[J].新聞記者 2009(5):23.
  ⑨ 趙鼎新. 西方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發展之述評[J].社會學研究,2005(1):169.
  ⑩[美]梅爾文?德弗勒著:大眾傳播學諸論[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0:359.
    (作者系陝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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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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