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突發事件中媒體扮演的角色分析

張輝

2009年12月17日16:17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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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突發事件,顧名思義是人們意料之外的事情,無論是自然因素誘因或是認為因素誘因,都是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上產生的難以估量的影響。就一般而言,突發事件的性質往往具有負面性、不確定性、危害性乃至災難性,並攜帶規模信息量和形象的殺傷力,歷來是新聞價值的競技場,易於產生熱點效應。近年來,頻頻見諸媒體的突發事件報道一而再地成為人們關注和討論的話題。突發事件當前,對本應充分信任的媒體、社會公眾持懷疑、懼怕態度,使得作為社會管理者的政府部門不僅要應付突發事件,還要應對媒體與民眾這些“假想的對手”,其工作的難度、應急處理的效果可想而知。封鎖新聞的可怕之處還在於,隱瞞真相、設立採訪關卡,為新聞報道設置障礙,報道准確度受影響,報道效率低下,既影響了媒體與政府形象,還難免造成謠言滋生、蔓延。而我國報道環境的改善,使媒體對突發事件的報道態度也隨之改變,當然也帶來了媒體角色的轉變。

  關鍵詞:突發事件的報道環境 “非典”事件 角色意識轉變 反饋機制 角色多元性

  緒 論

  改革開放三十年,社會的變化不僅體現在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新聞輿論環境,新聞報道意識的轉變也成為其中突出的特點。其中最主要的特點是從不報瞞報,時效性不強轉變為報道多、時效性強、信息量大。新中國成立后到現在,國內的突發事件報道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宣傳為主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突破階段和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發展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突發事件報道面臨的傳播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表現為通訊技術的高速發展、受眾權利意識和心理承受能力的普遍增加,而更重要的是整個新聞報道環境的變化,使新聞媒體在突發事件中扮演角色的轉變,這也是使我國對突發事件的報道有了質的轉變。

  一、我國媒體在突發事件報道中的原有角色

  新聞觀念是指人們對於新聞事業的各種認識和評價,而新聞政策是指由政府制定的規范新聞報道活動、知道新聞宣傳的行動准則。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而言,媒體對突發事件的報道在很大程度上受這種新聞觀念和新聞政策的制約。迄今為止,中國沒有新聞法出台。媒體對於危機事件的報道,主要是依據相關法律以及各種有關新聞報道的規定條例。而制約新聞報道的另一重要力量就是新聞政策,更准確的說這是“習慣的政策”,新聞媒體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也是由這個潛在的習慣決定的。而“傳聲筒”、“喉舌”等字眼成為媒體的專屬名詞。

  在信息化社會裡,大眾媒體充當人們主要的信息源,因而大眾傳播媒介在突發事件中的表現,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突發事件的演變和進程。一些影響巨大的主流媒體在重大事件中可謂是“一言九鼎”。 在這樣的情況下,新聞媒體只是扮演著“喉舌”角色的話,公眾對信息的關注度就會大大降低,對媒體的信任程度也會隨著新聞信息的雷同程度的增長而較低。新聞報道收不到公眾的反饋,得不到預想的傳播效果,這樣的報道就沒有了存在的價值。提高突發事件的報道環境,轉變突發事件中媒體的角色,不僅是公眾對信息需求提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新聞報道觀念發生變化所提出的必然發展趨勢。

  二、新聞媒體在突發事件報道中的角色涅槃

  “非典”事件與媒體角色轉變的契機。2003年,“非典”事件不僅在考驗著人們的理性,也在考驗著公共管理、對外宣傳、政府信息公開等各方面,在這一重大事件面前,媒體報道機制、信息公開所暴露出來的弊端是我們不容忽視的,也成為專家學者爭先討論的話題。而對於新聞媒體來說,“非典”事件的發生,與其說是媒體報道的重頭戲,還不如說是一次媒體報道轉型的契機。因而在2009年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我們不難看出,媒體的角色發生重大轉變。從政府的喉舌轉變為公眾的傳聲筒、從被動者變為責任感強、報道力量集中的主動者、從新聞信息的曝光者轉變為人文關懷的媒體人。

  三、媒體在突發事件報道中趨向多元角色

  經過對我國突發事件報道政策分析,對重大突發事件媒體的報道狀況和媒體所扮演角色的分析,我們可以深刻的認識到:在突發事件面前,媒體已經成為了公眾信賴的社會力量。不管是信息發布者,還是政府的發言人﹔不管是輿論導向者,還是公眾的代言人,對媒體在新時期的發展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社會生活和媒體報道環境的變化下,媒體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一蹴而就,不再是政府政策下的“附屬品”,不再是公眾心目中的“無冕之王“。通過對突發事件的報道,媒體自身也得到了洗禮,也在一次又一次的經驗中探索出了媒體發展的動力,要想做出精彩的新聞報道,要想在突發事件面前做到游刃有余,媒體就需要協調個方面力量,發揮出自己的個性。因而,媒體扮演的角色要趨向多元化,這樣的發展趨勢會給媒體帶來無可限量的發展,而這一趨勢也是不可逆轉的。

  (一)媒體責任感增強

  媒體在突發事件面前發布信息是第一位的,這是社會公認的事實。一掃美國9?11恐怖事件時的報道陰霾,央視用實際行動,証明了國家新聞媒體在重大突發事件中的地位。中央電視台在地震發生27分鐘后,在新聞頻道口播第一條新聞﹔15時20分,打破原有節目安排,推出汶川地震直播﹔22時,新聞頻道和第一套綜合頻道並機直播“抗震救災”特別節目,滾動播出抗震救災有關消息和工作進展。同時,《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在第一時間派出多路記者奔赴抗震救災前線,發回第一手信息。最多的時候,中央電視台派往前線的記者超過150名﹔新華社超過100名記者奮戰在抗災一線,在一周的時間內播發的稿件達4600多條。面對突發災難,我國媒體反應之迅捷、力量之強大、視野之廣闊、報道之深入,令許多國外媒體刮目相看。作為國際性的通訊社新華社在地震發生10多分鐘后,就發出了第一條快訊。新華社播發的英文快訊領先於所有外電,比法新社早6分鐘,比美聯社早8分鐘。第一張地震圖片也由新華社在地震發生28分鐘后迅速發出。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稱,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此次對四川地震的報道之迅捷、之全面,大出人們預料。英國《泰晤士報》報道稱,中國政府對四川地震的迅速反應令人欽佩。

  (二)充滿人文關懷的媒體人

  在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后的日子裡,各大新聞媒體都依照信息公開的原則,全面的介紹前方的情況。在五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的三天裡,國殤期間,各大新聞媒體的版面、字幕、預告等等都一律成為黑色,給中國的五月發出了最沉痛的悼念。

  在汶川大地震報道中,新聞媒體表現出的人文關懷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觀性在新聞報道裡是不可以出現的,但正是主觀意識的適當運用,讓我們記住的了央視新聞報道中的優秀記者主持人。趙普、海霞、文靜等一個個在汶川大地震期間,在電視上給我們傳達消息的主持人,在職業原則允許的范圍內,適當的情緒添加,成了調節新聞消息感染性的調和劑。從這點看來,媒體從業人員在突發事件面前,不僅僅是信息的傳遞者了,他們同樣也是信息的接受者,只是比公眾接受的早,比公眾接受的零散而已。

  新聞報道中的人文關懷,指的是在我們的報道中,多關注於人自身的生存價值,關注於人自身的生存處境,這是新聞工作者自身的職業道德的要求。新聞報道的人文關懷,突出地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人的情感、思想、尊嚴、生存境遇及與環境的關系得到充分的展示。可以說,新聞報道的人文關懷是通過對某個個體或群體的生命狀況的客觀、沉靜的解讀,或是以混雜著悲憫、同情、審視等復雜的情感去報道那些特殊的生命個體,借助新聞作品或影像或文字來完成對人與人之間的真切關懷與交流,從而反映出特定時期下的特定社會。

  如果說“任何藝術的最后競爭,一定是人格的競爭”, 如果我們的新聞從業人員可以像那兩位外國記者那樣有自覺的“人文關懷”意識,能夠充分理解和尊重人性﹔如果媒體有意識地走“人性化採訪”之路,將是新聞媒體在21世紀立於不敗之地的決定因素。而在5?12汶川地震系列報道中,中國許多媒體、記者更多的讓我們體會到人文關懷的魅力,不僅電視、廣播全天24小時滾動播放,各大報紙、網絡媒體亦通過不同方式展現其人文關懷。比如,中新社記者放棄採訪加入救援行列——《記者憶述:那一夜,我們沒有採訪》﹔在央視直播的抗震救災特別節目中,主持人趙普不但憑借專業的播報態度贏得觀眾稱道,更因為直播時的淚水深得人心﹔2008抗震救災大型募捐活動《愛的奉獻》等等。

  (三)面對突發事件不再是尷尬角色

  媒體一直是以信息發布者的身份出現在受眾的面前,在一些重大事件面前只是嘗試信息的傳達,而在其他反面並沒有太大的涉及。而在2008年發生的事情上,媒體的意識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種意識的形成有三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政府部門不再用政策性、強勢性的方式指導媒體的報道。二是,公眾對媒體由不期待轉變為期待。三是,媒體從聽從轉變為了自主狀態下的新聞報道,真確理解了大眾傳播負載的公共權力。

  第一,政府部門不再用政策性、強勢性的方式指導媒體報道。我們很高興的看到,在2006年6月,“非典”事件過去三年的時候,中國政府將《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遞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首次審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於2007年8月30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並與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草案》的出台以及反復審議和修改本身就表明了中國政府執政為民的理念,而且這一事件本身不僅是給國外的新聞界提供了塑造中國政府形象的“媒介事件”, 更是贏得國內媒體的贊賞和推崇。為此,《南方都市報》發表社論指出:

  昨日,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二次審議。令人矚目的是,提交二審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刪除了有關新聞媒體不得“違規擅自發布”突發事件信息的規定。同時,草案一審稿曾規定,要求處置突發事件的人民政府“對新聞媒體的相關報道進行管理”,在提交二審的草案中,這樣的規定也被刪除。

  我們歡迎這一草案的二審稿為輿論監督鬆綁。去年6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對媒體報道作出了限制性規定:新聞媒體違反規定擅自發布有關突發事件處置工作的情況和事態發展的信息或者報道虛假情況,將由所在地履行統一領導職責的人民政府處以5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草案還規定,突發事件的相關信息由該地人民政府統一發布,新聞媒體的相關報道也歸其統一管理。這一規定,引發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全國多家媒體對此提出了商榷意見。本報曾刊文表示,這是一次令人遺憾的社會退步。在輿論監督掣肘的當下,如果突發事件應對立法據此立意,媒體將喑啞失聲,輿論也不復有力。

  2003年的“非典”事件,兩位高官因瞞報信息而下台,信息公開成為公眾最強烈的呼吁。此后的各種突發事件,新聞媒體都及時發布信息,遏制謠言流布,也揭露地方官員的腐敗行為。事實表明,公開透明、及時准確的輿論監督,在應對突發事件中意義重大。相反,干擾突發事件處理的,恰恰是負有直接責任卻一味掩蓋真相的某些官員。

  突發事件應對中的媒體表現,最為地方官員惱火的是“不顧大局”。統一的行動,固然可能提升效率,然而,分散的博弈卻更可能接近真實。正因如此,媒體並無特異之能與突出之責,要為每一條突發事件的報道承擔絕對的真實責任。在一個開放的動態過程中,媒體的充分競爭,會自然地修正偏差,趨於真相。阻止媒體這種自我能力的展開,無疑是拒絕社會對於真相的最終獲取。

  媒體的輿論監督,源自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在行政權力一枝獨大的當下,任何對輿論監督的管制規定,都可能成為某些政府官員打壓媒體,拒絕監督的直接武器。這將使公眾的輿論為行政權力所要挾,失去其推動社會進步的真正能力。此次草案的二稿修改,認為一稿的限制性規定,“有可能成為某些地方政府限制媒體正常報道突發事件的借口,不利於媒體對其謊報瞞報開展輿論監督”。突發事件應對法二審草案,呼應了嚴峻的政治現實,肯定了媒體所起到的正面作用,不為可能的權力謀私和官員戕害而置媒體監督於不利。這是一次社會進步與輿論監督的相互助力。

  一個現代國家的公共生活,輿論監督的正當性已屬常識,但常識的彰顯歷盡曲折。但我們仍然認為,一種向上的努力仍未折斷,艱難的生長仍夠頑強,更重要的是,點滴的開放,緩慢的進步,它仍會相互借重,彼此助力。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兩易其稿,讓我們看到這種艱難的向上,也就此期待一個更積極的前景到來。

  第二,公眾對媒體由不期待轉變為期待。“非典”事件考驗著人們的理性,而2008年發生的突發性重大事件考驗人們的不止是理性。公眾對媒體的期待程度反而是我們要關注的。在突發事件面前,如果媒體不報道,事件不具有接近性,公眾關注的程度會大大降低。突發事件如果發生在我們身邊,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公眾對信息的期待程度就會提高,相輔相成的,這樣的期待就會轉移到媒體身上。2008年新年伊始的南方大范圍暴風雪報道和拉薩“3?14打砸搶燒”事件中,這樣的期待變得尤為明顯。一個是關乎我國對此提到的民生,一個是關乎國家的形象,在這樣的事件性質面前公眾們的關心程度當然會大大提高,關注的目光當然也投入到了官方的、重要重大媒體身上。在暴風雪期間,央視的“迎戰暴風雪”,湖南衛視報道,以及安徽台等地方性媒體,都在這次新聞信息競爭戰中使出渾身解數,24小時不間斷的連續報道,實況轉播、連線受災現場等等報道形式,使公眾在接受不同地區受災情況的同時,有了不同的選擇。鮮明的報道形式、及時的信息補充,給信息受眾充足的信心,對媒體報道充滿期待。

  第三,媒體從聽從轉變為了自主狀態下的新聞報道,真確理解了大眾傳播負載的公共權力。大眾傳播負載的公共權力是媒體進行輿論引導的表現。一旦突發事件出現,不管是有利的信息還是不利的信息,媒體都有責任對事件進行引導,使公眾的想法向著一個合理的方向進行發展,尤其是在事件發展進程模糊和公眾理性脆弱的時候。

  突發事件報道已經成為媒體進行新聞報道的重要一部分,這不僅考驗著媒體的報道策劃能力,更重要的是考驗媒體在突發事件是否保持理性的能力。媒體是否能在突發時間報道中保持理性,直接關系到受眾接受信息的准確性,直接關系到職能部門對突發事件的處理速度,從 更大的層面上來說,突發事件報道的成功與否更關系到整個社會的安定程度。

  因此,媒體在越來越激烈的新聞報道中,在突發事件的發布態度中,已經不單單是在扮演一個事件的敘述者,事件的旁觀者,更重要的是一個突發事件的引導者。在突發事件報道中,媒體扮演的角色已經趨於多元性,而在期間帶給媒體的是更大的挑戰,給公眾的是更多的維持理性的方式。

    注釋

  參考文獻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新聞傳播系)

更多傳媒信息

(責編:郭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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