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把關”理論的中國現實--傳媒--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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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把關”理論的中國現實

公共突發事件報道中當代中國電視人的把關標准

溫鳳鳴

2011年04月26日13:41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手機看新聞

  【摘要】媒體由於其性質、任務和作用不同,“把關人”的觀點、方法和立場也不同,都按照各自的“標准”來把關。公共突發事件由於影響面廣,影響力大而需要媒體更加嚴格的把關。那麼,在我國特殊的媒介環境下,電視公共突發事件報道的把關標准是什麼?為此,本文採用參與觀察法和深度訪談法,結合把關人理論與我國電視媒體所處的現實環境,試圖從理論層面和電視把關實踐層面的對照中得出我國電視公共突發事件報道的若干把關標准。

  【關鍵詞】電視﹔公共突發事件報道﹔把關標准

  SARS、南方雪災、汶川地震、重慶出租車停運事件、廣州番禺垃圾焚燒事件、青海玉樹7.1級地震,以及剛剛發生的甘肅舟曲泥石流滑坡,表明我國已經進入了公共突發事件的多發期。一個公共突發事件報道從採編到最后播出需要經過層層把關,也會有多個把關人,而本文所說的把關人特指直接從事公共突發事件報道的電視新聞記者以及負責該報道最后播出的節目監制或總監、部門主任。

  一、“把關人”理論與西方新聞人的把關標准

  “把關人”(gatekeeper)這一概念,最早是在1947年由美國心理學家、傳播學創始人之一庫爾特.盧因在其《群體生活的渠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他指出:信息流動的渠道中總存在某種“關區”( gate areas ) ,即根據公平的原則,或者根據“把關人”的個人意見,而決定信息或食品是否可被允許進人渠道,或繼續在渠道裡流動[1]。

  1950年,傳播學者懷特將這個社會學概念引入新聞傳播領域。他認為,大眾傳媒的新聞報道不是也不可能是“有聞必錄”,而是新聞編輯基於個人主觀判斷的取舍選擇活動,並且隻強調了編輯的把關作用。 “把關”的標准主要是來自於作為自身原有經驗、看法、興趣等總和的預存立場。同時,也受到周圍環境如上級、同僚以及受眾等的影響。把關人在信道裡可以控制信息流通,可以扣壓信息、構成信息、擴展信息或重復信息[2]。

  懷特之后,巴斯、沃特.吉伯、蓋爾頓與魯奇等人就“把關”現象分別提出了“新聞流動”、“雙重行動”和“選擇性把關”等理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巴斯和沃特.吉伯。

  1969年,巴斯(Bass)在《 新聞學季刊》 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把整個新聞流動過程分為“新聞採集和新聞加工”兩個階段[3]。他以為,真正的“把關人”是從事新聞採集的人或組織。他提出“雙重行動模式”:第一重是新聞採集,此處的把關人是記者﹔第二重是新聞加工,此處的把關人就是編輯、審稿員。該模式明確指出真正意義上的把關人是那些對流入內容進行挑選、修改或剔除的人。

  1956年,沃特.吉伯對《威斯康星日報》的16位電訊稿編輯做過調查,並發表文章《新聞是報人們制造的東西》(News is what newspapermen make it ),根據吉伯的分析,電訊稿編輯-“ 把關人”要領受兩方面的壓力。一是信源的壓力﹔二是新聞機構的壓力﹔因此,決定新聞取舍和強有力的因素不是對新聞本身性質的評估,而是隨著這條新聞而來的壓力,夾在這一中間的“ 把關人”較難有很大的作為[4]。由此顯示了“ 把關人”研究開始從個人控制模式向社會控制模式轉化。

  國內學者對信息傳播過程中的把關現象也有研究。陸曄從宜傳管理、媒介組織、消息來源三個方面來分析新聞生產過程中的權力實踐,揭示了中國新聞生產過程中的幾種重要的把關力量[5]。張國良則在媒介把關行為的共性中發掘出了個性,他提出:宏觀層面上媒介組織基本按照相同的標准、原則進行信息的採集、加工和處理,而從微觀層面上看,由於對象、風格的不同,各家媒介在對抽象標准的具體理解和運用上也不盡相同,它們力求在信息把關的基礎上突出媒介個性和特色[6]。

  國內外學者對把關現象的探討和研究,推動了對“把關人”理論的建設。但這些研究與探討大多集中在媒介運作的宏觀層面,而對公共突發事件報道特別是電視公共突發事件報道的把關及其把關標准的微觀研究卻難覓其蹤。

  盧因的“把關”概念是建立在“渠道理論”的基礎之上的,他認為 “把關”的除了“把關人”之外,還有一些“規則”[7],正是這些“規則”構成了新聞報道的把關標准。研究“把關人”實際上就是研究導致把關人作出某一決定的因素,也就是探析隱藏於“關”的開、閉行為中的各種因素[8]。

  “把關人”理論起源於西方,經過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孕育,西方新聞人在新聞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確立了包括影響力、接近性、異常性、及時性、沖突性和趣味性等價值標准在內的西方新聞價值理論。但新聞作為一種社會生產活動,從社會學角度上講,新聞“把關人”的把關標准遠不止這些,正如社會學家他他塔奇曼所言:“新聞是人們了解世界的窗口”,“窗口展示的視野取決於窗口的大小、窗格的多少、窗玻璃的明暗以及窗戶的朝向是迎著街面還是對著后院” [9]。這個形象的比喻說明新聞受制於一定的“框架”,是媒介組織按照一定的標准“制造”出來的。這些標准除了新聞作為一門職業所要遵循的上述價值標准之外,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標准也決定著一個事件能否成為新聞。

  所謂政治標准,主要體現在“新聞人的職業行為用來服務於政治利益” [10] ,在18世紀的西方政黨報刊時期,政治因素曾一度超越客觀原則成為報紙新聞的唯一把關標准﹔所謂經濟標准,則由於西方資產階級的媒體大多由財團控制,媒體所報道的內容當然不能違背“老板”的要求,正如施拉姆所說的:“就美國和西方的制度來說,經濟力量對傳播媒介的控制,遠比政治力量的控制叫人擔心” [11]﹔所謂社會標准,則是指新聞對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成為新聞把關的一個標准,社會責任理論要求新聞媒體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而宗教標准則要求新聞要體現對人們信仰的追求和精神依托的關懷,體現對受眾文化層面需求的滿足,更要承擔起傳承社會文化的責任,因此也成為新聞把關的一個重要標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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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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