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年紀較大的新聞工作者在一起回憶往事，談起過去幾十年新聞工作入門不難、提高不易這種相當普遍的現象，多有感慨。這種現象在外勤記者身上表現比較明顯，不少同志為此煩惱，記者怎樣提高得快一些？我想說說個人的看法。

　　許多同志開始當記者時，很有銳氣，很有信心，工作生龍活虎。但是干上三五年、十來年后，好像疲乏了、停頓了，想再“跳一跳”，有所突破，很不容易。有的同志說：“把現在寫的東西同五十年代寫的比一比，看不出很大的變化。”言下很急。我斷斷續續當過五六年記者，最初寫東西相當多，相當快，但水平不高。最后當記者是在朝鮮戰場上，但“跳一跳”，沒有跳上去。此后，做了三十多年編輯工作，從編輯工作角度，也深感新聞工作提高不容易。

　　一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不少同志在議論、在探索。原因，我想：

　　１． 許多記者患有一種“職業病”，或者說有某種優點兼弱點。記者腿勤腳勤，馬不停蹄，夜以繼日，勞而無怨。但相對來說，許多人腦子沒有腿腳那麼勤。記者的工作方式，常常是“你做我寫，你說我記”，處於某種被動狀態。當然，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群眾、干部實踐了，我們才有東西寫。他們介紹這樣那樣的事物，我們老老實實記下來。這是正常的工作秩序，沒有什麼不對。在採訪、寫作的時候，記者有分析，有鑒別，有取舍，當然要用腦子，這種腦力勞動也是很緊張的。但這些思維活動，大體是為了表現別人的實踐、經驗和意見。記者的工作成果過於依賴被採訪對象的工作水平和認識水平。人家做的、談的好些，我們寫的也好些。人家做的、談的差些，我們寫的也差些。總之，難以擺脫過於被動的狀態。與腿勤腳勤比較，我們主動性創造性的思考少一點。我們寫稿可以減少一點什麼，很難增加一點什麼，這說明我們自己欠缺一點什麼。需要指出，這裡所說的“增加一點”，不是無中生有，不是編造“事實”，那是絕對不能允許的。而是說增加正確的觀點和必要的議論，有的滲透於事物的分析、褒貶之中，有的概括於事物的是非、善惡之上，作為記者畫龍點睛的語言。現在比較缺少的，我覺得正是這一點。

　　２． 缺乏長遠目標，習慣於現販現賣。經過緊張的採訪，稿子寫完了，登出了，就完事了。但計劃性不夠，長遠的奮斗目標不明確。至少我當記者時，長期犯這個毛病。誠然，記者應該服從工作需要，需要採訪什麼就去採訪什麼。但這並不妨礙自己有計劃、有目標地積累材料，研究問題，經過長期的准備和醞釀，撰寫某些著作。說得重一些，不少同志在工作中有急功近利傾向，忙於“趕任務”，除了採寫當前的題目外，不注意有計劃地積累材料，好像狗熊掰玉米，掰一個丟一個。范長江同志是十分注意積累材料的。他寫《中國的西北角》，從四川出發就開始大量積累材料，每到一個縣，詳細查看縣志，訪問各方人士，系統了解當地古今人物的各種情況。從某種意義說，縣志是一個縣的“百科全書”，對記者工作大有用處。我在朝鮮抗美戰爭初期，隨朝鮮人民軍在南朝鮮採訪，到過不少地方。本來對當地情況毫無所知，得志書之助甚大?有不少是漢文?。可惜不少材料未及利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

　　３． 更重要的原因，是學習不夠。記者的學習十分重要。這個誰也會講，許多同志都曾發憤，但堅持搞好的不多。記者與編輯不同，他的工作容易表現。稿子發表了，又署上名字，別人再表揚幾句，如不清醒，很容易滿足，自以為憑著自己的水平，已能應付當前的工作需要，好像不著力學習也過得去。另一方面，記者工作緊張，難以主動安排學習時間。想在窗明幾淨的環境裡，正襟危坐按計劃學習，很不容易。記者如果不學會擠時間學習，不善於在流動的環境中學習，今天沒有學，明天過去了，歲月蹉跎，到真正有所覺悟，往往為時過晚了。

　　上面是從主觀上講的。從客觀上講，也有若干原因。

　　１．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政治生活不正常。記者要寫稿，要登報，受外在影響相當大。解放初期，記者工作是相當活躍的，當時大家熱情高，框框少，敢寫事實，敢發議論，不少同志很快顯示了自己的才華，受到黨和廣大讀者的支持和鼓勵。反右斗爭以后，政治生活逐漸不正常，禁區越來越多，記者工作走下坡路，一些事情無法寫了，也不敢寫了。緊接著“大躍進”、“反右傾”。當時人民日報一位老同志出去採訪，由於心直口快，回來說了一些實話，被大批特批，氣得反問批判者：“為什麼調查的沒有發言權，不調查的反而有發言權？”在這種氣氛中，要麼不寫，要麼說違心話，要麼盡量同實際拉開距離。想實事求是而不可及，還談什麼提高？

　　２． 政治生活不正常，使得人不能“冒尖”。編輯是“無名英雄”。相比之下，記者是“有名英雄”，因為寫文章署名，好文章多了，對內對外產生了好的影響，就成為名記者。本來記者“冒尖”是好事。有見地，敢直言，擅文採，為黨為人民作了較多的貢獻，理應受到表揚。但當時情況往往相反，文章錯了不行?這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對了有時候也不行。“文化大革命”中更徹底，“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署名一律是“本報通訊員”、“本報記者”。姓名都沒有，不讓你發揮積極性、創造性，還談什麼“冒尖”？

　　３．“大鍋鈑”的嚴重影響。不少記者實際上沒有完成採寫的全過程，稿件的“后加工”過多地依靠編輯。當然，並不是要求所有稿子都是一字不動的精品，但經常看到不少稿子編輯的加工量實在大。加工，有個別弄錯、弄壞了的，多數加工得比原來好，但發表時仍署記者的名字。記者實際沒有完成採寫的全過程，卻享受全部成果，這也是新聞工作中的一種“大鍋飯”。一個同志寫了稿子，如果從文字到邏輯甚至觀點都依賴別的同志幫助整理、推敲，至少說明本人思想、工作的某種懶惰，對記者的成長很不利。記者以採寫為主，同時熟悉一些編輯業務，特別是版面編輯業務，大有好處。有位同志當了幾十年記者，有相當豐富的採寫經驗，最近搞了幾個月夜班編輯工作，深有體會地說：“當記者不懂編輯工作，好像少了條腿。為著當好記者，必須當當編輯。”人民日報記者部調記者輪流當編輯，為期半年到一年，效果很好。

　　二

　　幫助記者迅速提高工作能力和業務水平，現在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好條件，我們應該看清、抓緊。我們首先看到，不利於記者提高的客觀因素消失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恢復和發展了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整個國家生機勃勃，欣欣向榮。事實是第一性的，這為記者工作創造了最有利的條件。說實話受鼓勵，寫好稿受表揚﹔為了人民利益同官僚主義、不良風氣作斗爭，受到我們黨和千千萬萬讀者的支持。以最近幾年各報興起的“記者來信”為例：介紹新事物，提出新問題，表揚先進，針砭時弊，記者在其中議論風生，有的開始顯露個人的風格，這在十年動亂期間不必說了，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也是少見的。所以能否提高快一些，現在關鍵看自己的努力。努力的方面很多。首要的如增強黨性，注重職業道德，先做一個好黨員，才能做一個好記者等等道理，不少同志已經說過，我完全同意，不再重復。這裡著重談談記者的學習問題。

　　１． 堅持學習理論，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自己，還有不少很熟悉的記者同志，對此覺悟甚遲，長期認為搞記者工作，一個政策，一個邏輯，一個文字，三者基本解決就能應付﹔至於馬克思主義理論，那是需要畢生解決的事，於是放鬆了眼下逐日逐月一點一滴的努力。很有些同志讀別的書相當勤奮，就是不注意學習理論，結果吃了大虧。在這方面我有教訓。１９４１年在太行一分區採訪，二十三歲，年少氣盛，工作積極，深入接敵區、“拉鋸區”採訪，搜集了不少敵我斗爭的材料，但是無力分析它，抓不住事物的本質，提不出正確的看法，文章總是寫不好。一位負責同志來了，隻用幾天功夫，調查研究，分析形勢，作出決策，確比包括地委、軍分區負責同志在內的熟悉情況的“老冀西”們?一分區在冀西?高一籌，更不要說我這個年輕記者了。大家一致的看法，那位負責同志的理論水平高，總結經驗的能力強。經過這件事情的啟發，我一度重視了理論學習，可惜為時不久，參加整風，錯誤地把學理論同教條主義劃等號，又放鬆了理論學習，成為難以補救的憾事。記者工作的優劣、高低，最終決定於自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沒有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鑒別事物沒有標准，分析問題沒有武器，堅持正確意見缺乏膽識。同不少老記者同志談起這個問題，每每有認識恨晚之感，所以應該向同志們，特別是青年同志大聲疾呼：接受我的教訓，注意學習理論！

　　２． 頑強地積累知識。前面說過，記者的工作方式，常常是你做我寫，你說我記，他長個葫蘆，我畫個瓢。當然，畫好瓢也不容易，但不能到此為止。還要提到范長江同志的《中國的西北角》，那裡面知識豐富，引人入勝，說服力強。我們寫新聞、通訊，多是從現實生活中找論據，用來說明自己的論點。這當然是頭等重要的，我們應該特別重視這些活材料。但我們同時知道，在一定情況下，知識也可以成為論據。運用得當，可以使論証更豐滿、更生動、更有力量。知識包括邏輯。有些稿子邏輯混亂，稍加調理就增色不少。但這個問題似乎並未引起所有同志的注意。鄧拓同志曾著文《歡迎“雜家”》。如果說“雜家”的優勢之一是知識豐富，我們記者實在應該力求成為“雜家”，這是治療文章干癟病的一個妙法。

　　３． 盡力提高文字表達能力。詞能達意，文字精通，應該是記者工作的起碼要求，可惜並非所有稿子都能達到這個要求。大文豪也有敗筆。但我們有些稿件，實在粗陋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有的同志似乎忘記自己是記者，而不是辦事員?要求這些同志辦事能力第一，寫文章比較就不那麼重要?，應該拿出讀者願意看的成品，而不能大筆一揮，好像觀點無誤就過得去，邏輯、文字區區小事，自有編輯幫助整理。多可怕的想法！是根絕這種現象的時候了。學習主要靠自覺，真正認識到它的重要性，在工作中抽時間、擠時間，堅持八年十年，必能收到成效。當然，從發展的眼光看，作為記者工作的基本建設，還是應當把脫產學習的制度恢復起來，硬著頭皮堅持下去。一年脫產學習一個月，或者兩個月。特別是學習理論，更要從組織上、時間上給予保証。記者工作這個百年大計，再也不能放鬆了。

　　１９８３年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