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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聯璧合:紀錄片與田野調查的聯姻

2012年04月09日14:42    來源:《今傳媒》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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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傳媒》雜志供稿

  摘 要:如今電視媒介與歷史題材的結合,已經屢見不鮮,像大型考古項目的現場直播、歷史事件的回顧等等,相應出彩的研究文章也為數不少,在此層面和類型上的課題本文就不再贅述。本文是分別深入到歷史與電視這兩個不同領域的亞層次——田野調查和電視紀錄片當中去探討兩者結合的利與弊。

  關鍵詞:電視紀錄片;田野調查;天然的同盟

  紀錄片是用影像手段紀錄歷史事件的一大手段,同時也屬於藝術創作的范疇。田野調查是人類學和考古學等領域的基本研究方法。兩者具有相當的共性和互補的可能,因此在兩者的實現過程中,經常可以看到彼此的身影,甚至有時候孰輕孰重都很難去界定。本文作者總結以往紀錄片的拍攝經驗,試圖解決紀錄片創作與田野調查如何深度結合的問題。

  一、田野調查與電視紀錄片的共性

  (一)田野調查的基本方法

  田野調查是來自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即“直接觀察法”的實踐與應用,也是研究工作開展之前,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前置步驟。田野調查涉獵的范疇和領域相當廣,凡是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行為學、人類學、文學、哲學、藝術、民俗等,都可透過田野資料的收集和記錄,架構出新的研究體系和理論基礎[1]。

  (二)電視紀錄片創作思路

  電視紀錄片是指紀錄型的電視專題報道類節目,是運用電子採錄設備和手段,對政治、經濟、文化等新聞題材,作比較系統完整的紀實報道[2]。

  如今隨著各種各樣媒體平台和媒體手段的出現,電視紀錄片和電視專題片的概念已經越來越模糊了,很多電視專題片的手段也逐漸被運用到電視紀錄片當中來,比如說情景模擬、特效和動畫手段等等,形成了不同於傳統觀念的紀錄片概念,這是廣義的電視紀錄片概念。本文所涉及到得電視紀錄片的概念是指廣義的電視紀錄片。

  (三)兩者的共性

  1.真實性。田野調查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它應該跟客觀事實相符合。而既屬於大眾傳媒領域,又屬於藝術創作領域的紀錄片所面對的是成千上萬的受眾且必須面對后世的推敲,從它的內核到外延都必須是真實的。

  2.紀實性。記錄真實的情況記錄真實情況的文字或其他形式的資料,包括影像、聲音等等。電視作為第一媒體,其現場或者是事件的紀實性相對於其他媒介來得更突出,更立體,其紀實性自不待言;而作為亞層次的紀錄片,“紀”字更是把該類型的電視片的紀實性凸顯無疑。然而這個“紀”字又不同於“記”字,筆者認為所有的紀錄片都是攝制者拍攝制作的,隻要有人參與的東西,其一定具有個人主觀意願,因此紀錄片都是有立場的。這種在兩者紀實性上的“先天不足”是紀錄片和田野調查的共性之一。然而,兩者技術手段上的差異性又讓兩者具有相互彌補的可能性。現在越來越多的田野調查運用先進的影像和音頻記錄技術就是很好的証明。

  二、田野調查與電視紀錄片的結合

  (一)思想上的結合

  電視紀錄片要求作者要有歷史觀,具體來說是要有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3],這樣做出來的節目才會真實可靠,才會有時代的背景。做節目跟做人是一樣的,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歷史定位,那麼做節目過程中就很容易迷失在時間的洪流中。而在創作紀錄片的過程中,面對所拍攝、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一段時間后,也可能成為史料),往往會讓創作者有“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感覺,這時候就需要創作者站在歷史的角度去思考——自己即將成型的作品在歷史時間軸上應該是位於哪個坐標點。紀錄片創作者有了基本的歷史觀以后,應該更進一步——運用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去處理創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首先承認人的社會性,而紀錄片作為社會輿論的公器之一,社會性是必須而且是第一性。但是紀錄片的創作者又是個人化、個性化的,因此在創作過程中經常會面臨個人意志與紀錄片社會公器屬性的矛盾。此時,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就是創作者應該持有的角度和歷史高度。綜上所述,不管是紀錄片還是田野調查,兩者的思想基礎都是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

  (二)技術操作層面的結合

  田野調查可分為五個階段:准備階段、開始階段、調查階段、撰寫調查研究報告階段、補充調查階段。紀錄片創作也分為四個階段:收集選題、確定選題、採訪拍攝、后期寫稿與剪輯、補充拍攝與制作。兩者的各個階段存在天生的相似性和契合度,在各個環節均可相輔相成。筆者以2009年攝制的一部田野調查類的紀錄片《匾問》作為例子,探討一下田野調查與紀錄片創作從技術角度上結合的可能性。

  《匾問》背景介紹:來自台灣屏東的洪明章2000年就來到廈門創業。短短七年間,他收藏了上萬件閩台文物,在這批文物中有一塊乾隆三十六年聖旨匾,其上非常明確寫有“福建台灣府彰化縣”這樣三級建制的字眼;如此明確的把台灣放在福建轄下的實物証據非常罕見。

  如果此匾為真品,它的歷史和學術價值將不可估量。然而,該匾究竟是真是偽,它的來歷又是怎樣仍存在種種疑問。這些問題對於洪明章這樣民間收藏者來說,考証過程是極其困難的。於是本片編導根據洪明章提供的一些線索,採用田野調查的方法,通過買家、專家以及族人、譜牒等各種渠道去探究該匾的來龍去脈。歷時三個多月,足跡踏遍福建、廣東兩省四縣市,終於找到了確鑿的物証和人証,証實牌匾的真實性和重要性。從該紀錄片攝制過程中,總結出田野調查起的作用如下:1.田野調查貫穿始終——田野調查讓筆者有了該題材,運用田野調查的方法搜集線索,運用田野調查方法追蹤拍攝。2.田野調查打開局面——關鍵時刻提供有效的方法。3.田野調查的精神增加紀錄片歷史厚重感。

  必須要說明的是,在該紀錄片的攝制從頭到尾,碰到各種各樣的問題,都是依靠田野調查才屢次讓紀錄片渡過危機:1.直接觀察法搜索一開始的線索隻有牌匾本身,並沒有其他相關的資料來幫助調查,而牌匾的所有者也是從文物販子手中購得的,而這個上線也中風許久,無法協助調查。於是我們採用田野調查中的直接觀察法去獲取更多的線索,從牌匾本身內容(日期、姓氏、地名等)入手,發散性思維去調查。比如在文獻和網路上按照日期搜索牌匾上所顯示的日期,在歷史上有何重大事件發生;根據地點聯系當地的文史辦,希望能提供幫忙;聯系姓氏研究會,望能從宗族方面入手調查;聯系北京故宮博物院看能否找到聖旨原件等一系列方法,大面積的進行調查。2.區域調查法相結合:通過直接觀察法,我們運用發散性的思維進行大面積的撒網,並經過分析、演繹和歸納以后,去假存真,從搜集到的各種各樣線索中找到了最重要的線索——牌匾主人的祖籍。於是就是這一條線索在該區域進行了大范圍的走訪,最終鎖定了上杭的某個小村子為最后的目的地。終於在這裡我們找到了答案,也為牌匾找到了家,同時也揭開了牌匾的身世之謎,最后甚至找到了牌匾主人的墓地。調查圓滿結束,紀錄片的素材也相當豐滿。

  三、總 結

  用田野調查的精神,借鑒田野調查的方式方法,讓電視紀錄片更具客觀公正的歷史使命感!最終讓專題片穿透演義迷霧,還原歷史真實,也讓電視紀錄片得到更多觀眾的關注和喜愛。(作者簡介:宋榮福,男,廈門廣播電視集團編導,記者,節目主持人,主要從事廣播電視新聞研究;裴雅樂,女,中國華藝廣播公司新聞部記者,節目主持人,主要從事廣播電視新聞研究)

  參考文獻:
  [1] 郝時遠.田野調查實錄[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2] 葉子,趙淑萍.電視採訪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3] 陸曄,趙民.當代廣播電視概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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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實習生鄧軍,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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