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廣播電視節目生產機制的選擇與演變

朱春陽

2007年09月24日16:37  來源:人民網──視聽界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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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廣播電視更多的受到政府規制的影響。同樣是制播分離,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詮釋和運作方式。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的節目制作向市場化演進,經濟規制、效率優先的原則佔據上風。與之相比,中國廣電節目市場化舉步維艱,節目社會化過程復雜,主要表現在政府與廣電產業制播環節間不均衡的關系結構。

  一、節目制作,往往受控於政府規制

  廣播電視節目的生產按照與播出平台之間的關系,可以分為制播合一和制播分離兩種模式。按照社會分工的原則,制播分離似乎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要求﹔但是,按照產業效率、價值鏈整合的說法,關於節目制作是社會化還是制播合一,卻還需要新的判斷指標。經濟學現代化演進的標志性概念——交易成本,可以作為廣播電視節目生產來源選擇的判斷指標。當播出平台獲取節目所花費的成本以及需要承擔的風險(即交易成本)大於內部生產所需另外支付的管理運營成本的時候,節目的市場化獲取方式被認為是非理性的﹔反之,則是理性的。就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而言,內部組織生產和外部市場交易,是兩種存在博弈關系的資源獲取方式,因此,交易成本被認為是檢驗企業規模是否合理的首要指標,在交易成本與管理成本達到均衡的時候,是企業規模和市場邊界的均衡狀態。但對於產業實踐而言,均衡只是教科書上的假設,市場永遠處於變動狀態,因此,所謂制播分離還是制播合一也就很難確定哪一種更加科學、或者更加理性。因為制播分離和制播合一是關乎企業規模和市場邊界的利益格局設計,如何選擇,從理論上講,應該更多的是企業自身的情況決定,每個廣電企業各自的情況不同,也有各自選擇節目獲取方式的差異。

  但是,節目制作真的只是廣電企業自己就可以決定的事情嗎?上述經濟維度上效率優先是否可以主導廣播電視節目獲取方式?就國內外的情況來看,並非如此。那麼,當代廣播電視節目生產機制的選擇是如何形成的呢?其演變路徑如何呢?國際的經驗與中國的現實問題可以為我們展示這一過程的矛盾沖突與發展趨勢。

  作為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廣播電視更多的受到政府規制的影響。一個國家的傳播政策一般包含政治福利、社會福利、經濟福利。[2]其中,與政治福利相關的主要價值觀念是支撐民主政治機制或者為民主政治機制所促進的那些價值,平等參與、言論出版自由是這一層面傳播福利的核心﹔社會福利在不同的國家具有較多分歧,但對社會秩序和凝聚力的重視卻是共同的﹔經濟福利的目標受不斷變更的傳播定義的影響,對基礎設施的最低要求是使國民經濟能夠在生產和市場環節中有效運行,此外,效率、就業和盈利性也是考慮因素。長期以來,競爭、壟斷、管制、多樣化四大問題彼此制約,難解難分。如何處理這些彼此關聯且時常沖突的問題,這是西方傳媒政策法規的核心任務。[3]美國公共政策學派代表人物哈維克(John·J· Havick)曾概括出傳播政策制訂的四種理論模式:一是經濟規制,指以經濟效率為標准,強調實施規制中的產業主導原則,在此基礎上制訂政策﹔二是新多元主義﹔三是多元主義﹔四是政府主導,指政府依據自己的偏好制訂政策,實施政府行為。[4]四種理論模型提供了政府規制關於廣電產業利益格局的四種假設,本文理論性的經濟分析更多的體現經濟規制的價值取向,而當規制偏好處於政治、社會、經濟三個目標間不同的沖突與合謀格局當中,關於制播關系、廣播電視節目生產社會化的論斷就會出現現實與理論判斷間方位的漂移。下面我們以一些國家制播分離的實踐狀況為例,來探討作為經濟行動指南的制播關系的多態表現。

  二、韓國:國家強力扶持,制播合一,向海外市場擴張

  近年,關於文化產業的界定就是經濟規制偏好的體現。例如,韓國是一個奉行公共廣播體制的國家:一方面,政府大力扶持文化產業﹔另一方面,也曾一度試圖仿照英美國家,推行制播分離制度。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將文化產業作為21世紀發展國家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並於1998年正式提出 “文化立國”的國策方針。先后推出《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劃》,明確了文化產業的管理法規和未來規劃﹔同時,設立“文化產業振興院”和“文化產業振興局”等機構,並專門撥出巨額資金,對文化產業進行扶持。另一方面,為了打破三大集團的壟斷地位,推行制播分離制度,韓國政府從1990年代初期即開始推行節目配額制度,1999年並正式出台《廣播法》,規定電視網外制節目的播出比例到2001年增加到40%,其中獨立制作商節目份額增加到30%,並且電視網每月黃金時間必須播出15%的外制節目﹔如果違反規定將處以300萬-3000萬韓幣的罰金。[5]但配額制實行的1991年,KBS兩個頻道播出節目中大約96%是自制節目,MBC和SBS則分別是95%和93%﹔[6]到了2001年,當年三大集團全年播出時間中自制節目仍然佔到84.4%,台外節目時間僅佔16.6%(其中還包括與電視台有特殊關系的外部制作單位)。[7]對於韓國這樣一個政府明顯處於強勢地位的國家來說,政府規制的效果表現出如此糟糕的成效顯然另有原因。在產業經濟效率導向和公平市場建構導向的沖突中,韓國政府明顯偏向文化產業競爭力的培育,而對這一競爭力的基礎——壟斷,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韓國廣播電視節目產業因此表現出這樣的特征:國家強力扶持、寡頭積極競爭、制播合一,以國內市場帶動海外市場拓展並以海外市場擴張為最終目標。三大電視台(KBS、MBC、SBS)不但聯合壟斷了韓國電視收視市場和廣告市場,並且各自垂直整合節目制作流通和傳播環節,形成了“制播合一”的節目產制格局﹔同時,三台網相互之間極少進行橫向節目交流,絕大多數節目在本台播出后,國內市場便極少再有人問津。節目制作一直由播出台及其下屬公司所壟斷,播出台與制作公司兩者之間是定購關系。根據預算,播出台事先要付給影視制作公司整個拍攝資金的35%—45%,所以制作公司一般沒有資金壓力,就想把節目做好,以便播出台來定購。在上述政府與寡頭心照不宣的合謀下,韓國從1997年開始,電視節目的出口每年以33%的速度遞增,其中有19%左右的節目是銷往中國。2002年韓國電視節目出口額首次超過進口額,電視劇作為一個類型主宰著這個市場。[8]據韓國文化觀光部統計,韓國電視節目出口額自1999年的761.5萬美元,提高至 2001年的1235.6萬美元,其中2001年韓劇出口達9515集,金額約達790萬美元﹔2002 韓劇外銷收入達到1639萬美元,出口集為12363集﹔2003 韓國電視台節目進出口比2002 增長46%,達4300萬美元,其中韓劇佔 86%(約3698萬美元)。[9]出口市場除中國大陸外,還有日本、港台、東南亞等亞洲國家與地區,一些經典劇目遠銷俄羅斯、埃及和阿拉伯半島。價格方面,以中國大陸電視劇市場為例,早期韓劇價格僅僅每集兩三千元,而且一直處於市場邊緣,但從2001年到2005年間,不僅引進基數逐年增加,而且價格也上漲了15倍之多。最為突出的是,2005年湖南衛視購買《大長今》國內首播權的價格已經達到每集1.1萬美元,高於國內同期電視劇《漢武大帝》(央視全國性平台播出)創下的國內電視劇首播權銷售最高7.2萬元的紀錄。[10]這打破了關於美國電視劇出口研究中表現出的文化貼現規律,盡管與中國國內的市場因素有關,但也說明韓劇在海外市場強大的擴散能力。

  三、美國:市場導向,制播分離,效率優先

  美國廣播電視業呈現出的規制偏好和韓國非常不同,多元化與經濟規制的偏好相博弈,形成始於多元化、限制壟斷,而演變成為經濟規制與多元化動態博弈的格局。美國廣播電視的新聞節目一般實行制播合一制度,其他如娛樂類節目制作常常採用“赤字財政”[11]式的制播分離模式,即在制播分離的前提下,節目制作方分擔節目制作中的一部分資金風險,作為回報,他們可獲得自己制作的節目的二級和三級銷售權。這樣,制作方,而不是播出台,可以開發利用他們那些紅極一時的節目。這一產制模式將市場激勵和市場風險聯系在一起,形成權益分配的基礎,鼓勵風險共擔,共享市場收益。其運作方式如下:就直銷節目來說,為了獲得獨立制作商制作的節目的首輪播放權,美國廣播網一般會支付一筆拍攝許可証費用,一般佔到節目成本的70-85%。[12]因此,節目制作人需要承擔節目制作的部分費用。如果節目失敗了,會面臨被廣播網提前停播,制作商的投資也就損失了﹔反之,如果節目很受歡迎,那麼,節目制作商就可以憑借自己享有的節目相關的各種權利,把節目再出售給美國的其他廣播網、影碟發行公司、海外電視台等,可以從中獲取遞增的利潤。另外,節目“辛迪加”也在制播分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國的電台播放的音樂、娛樂、戲劇等類型的節目多從各種節目“辛迪加”公司購買。辛迪加公司的商業屬性是節目分銷商,是美國廣播市場上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13]辛迪加公司從節目制作人或全國商業電台手中購買節目的銷售權,制定銷售方案,走訪重要的有影響力的站台集團進行銷售﹔最后節目制作商從辛迪加公司獲得收入。一般而言,辛迪加公司獲得35%左右的銷售利潤費,外加15%的推銷、剪輯、錄制等其他費用。

  1954年迪斯尼為美國廣播公司制作的《迪斯尼樂園》可以說是制播分離早期最成功的案例,該節目的巨大成功從根本上改變了好萊塢與電視之間的敵對狀態。[14]為了推行制播分離, 美國1970年實施的《財政利益與辛迪加法案》強迫三大廣播網大量採用從獨立制作商那裡採購的節目﹔[15]同時,1971年通過的《黃金時間准入法案》規定廣播網在黃金時間(晚7∼11點)節目播出時限為3小時,由廣播網制作的節目為每周15小時。[16]這樣的規定旨在約束廣播網的勢力,解放獨立制作商的活力,鼓勵創作高質量的節目。[17]從此,廣播網被迫遵守一定的限制,並且,承諾不再在國內發行任何節目,也不在國外發行非自己制作的節目,在播放他方制作的娛樂節目時,限制自己獲得利益的比例。[18]上述兩個法案大大推動了一個資金充足的、成熟的廣播電視制作業在美國形成,美國本土的主流電視,除PBS(公共電視網)時常播出一些英國電視劇外,基本不播外國作品。[19]盡管1995年上述法案因被認定為不合時宜而相繼被廢止,但制播分離的傳統業已形成﹔並且,形成了制作商在節目收益分配中居於主導地位的市場結構,以電視劇市場為例,生產商、渠道、播出方的收益分配比例一般為6:2:2,與我國電視劇市場這一權益分配格局(2:2:6或3:2:5)基本相反。[20]

  四、英國:強調公共傳播福利,抑制了內容生產等的經濟動力

  按照對美國廣播電視節目生產模式的分析,制播分離似乎是廣播電視產業競爭力生成的根本。但是,從英國的情況來看,制播分離卻不能解釋全部。英國廣播電視節目生產盡管也是制播分離,但明顯表現出英國電視業作為公共服務者的特征。英國廣播電視節目產制模式常常又被稱為“成本附加”[21]模式,或“制作商委托制度”,[22]即英國的播出台傾向於支付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的所有費用,這樣節目制作人就不會承擔任何資金風險﹔但反過來,播出台卻持有了絕大部分二級權力。在這一機制下,播出台委托獨立制作商制作節目,並願意承擔全部制作費用,還要預付給節目制作人一小筆制作費或利潤,這筆費用通常是全部制作費用的10%﹔[23]反過來,作為回報,播出台要求制作商放棄與他們的產品有關的大部分首次、二次轉播或其他附屬權利。這樣,播出台得到的不僅僅是初級權利(首播權),而且通常還有二級權力(如在國內播出台的多次播放權、影碟發行權和海外銷售權等)。這一產制模式有意消減了市場對電視劇產制的干預,體現了英國一貫的關注社會公共傳播福利的價值取向。但是,由於主要制作成本將在第一輪的播放中收回,制作商承擔較少的市場風險,造成對市場需求的疏離,很難形成市場收視/收聽率對制作商的制約﹔同時,制作商也往往因為與巨大的市場成功帶來的經濟收益無緣,創新的動力明顯不足。這樣形成的制播分離其實賦予了播出台更多的權限,他們幾乎控制了節目品牌收益的所有權利而又無所作為。如英國第五頻道,把每年10%的節目預算(1.2億英鎊)用於對外購買節目,但這些節目帶來的收入卻佔它年收入的30%至40%。[24]播出台在供應鏈中的統治地位意味著很少有內容制作商可以從低成本的復制和遞減的邊際成本中受益。[25]當內容創作者沒有任何二級權利時,他們顯然就沒有什麼經濟動力去建立和擴展他們的節目品牌。在這種情況下,機械地割裂了制播之間的共同願景,作為創意的核心,制作商更多的只是工具意義上的生產機器,而不是可以與電視台共謀發展的合作伙伴。

  五、各國向市場化演進的路徑

  2003年,庫倫伯格與麥奎爾關於傳媒政策縱向演進的研究結果顯示,現代傳媒政策按照出現時間的先后次序可以劃分為三個范式:第一階段從19世紀到二戰爆發,管制目的是促進競爭,反對壟斷﹔第二階段自1945年到1980/1990年,側重於傳媒公共服務的政策取向﹔第三階段即1990年至今仍在演化的時期,其基本特點是全球化快速發展,民族國家政府、國內公司、跨國公司三者共同主導傳播政策的變化,公司力求放鬆管制,以此拓展並打通國際國內市場的發展空間,政府則逐漸從干預市場發展的管制中退出,並給予經濟而非社會與文化福利更多的優先權,通常遵循市場、技術、消費者和公民意願的邏輯,而不是強行實施其目標。[26]我們可以看到,盡管美國模式表現出深深的第一階段范式的烙印,但1995年、1996年前后一系列嚴格管制的政策,如《財政利益與辛迪加法案》、《黃金時間准入法案》相繼廢止。新的《1996年電信法案》的頒布,展示了一個由多樣向同一的轉向[27]——經濟規制,效率優先的原則明顯佔據了優先位置。大的媒介集團開始紛紛涉足節目的制作和發行,如美國廣播公司廣播網(ABC Radio Networks)擁有最大的廣播新聞聽眾群,它向全國近3000家電台銷售它制作的新聞節目﹔布隆博格公司(Bloomberg)向全國的200多家電台出售它的體育報道,不僅僅提供文字稿,還包括現場的音響報道、電話訪問等多種形式的完整節目,這些節目通過衛星、綜合數字網從節目公司傳至各個電台,保証其時效性和技術質量。[28]在英國,《1996年廣播電視法》提出法案的宗旨在於“解放英國的廣播電視業,使其成為21世紀世界的領袖”[29],其主要目標是通過放鬆管制,在依舊貫徹多元化的基礎上,促使現有不同傳媒與跨媒體所有權的自由化,提高經濟效率,並提升國際競爭力﹔而且,“贊成(所有權)自由化的一個關鍵因素是為了幫助英國傳媒在海外市場上更具競爭力”[30]。英國傳媒政策的走向也出現了從單純公共服務向公共服務與市場效率並重的轉變。韓國傳媒規制中表現出的多元化的努力與文化產業的效率導向之間的沖突則集中體現出了上述三種范式的影響,韓國1999廣播法案的邏輯起點表現出第一階段范式的特征,甚至一度(1980-1987)在公共服務的旗幟下取消了民營電視網的生存資格,[31]但最終文化產業政策的經濟效率偏好以第三階段范式主導了電視業的發展,不僅為三大電視網帶來了豐厚的收益,而且文化產業在海外市場的表現也作為良好的政績而被政府引以為豪。

  六、中國:節目市場,舉步維艱

  我國廣播電視節目社會化的過程是一個更加復雜的過程。中國電視業關於“制播分離”的嘗試最先體現在電視劇生產領域。1990年代初,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等有實力的大台,紛紛成立了電視劇制作中心。2000年初,廣電總局要求全國各電視台、有線電視台在19:00∼21:30的晚間黃金時段時間內,播放港台電視劇的比例全年不超過15%,除經廣電總局確定允許播放的引進劇外,不得安排播放引進劇。這一規定,極大刺激了國產電視劇的發展。電視劇市場開放的短短幾年裡,中國電視劇產量躍居世界第一﹔同時,1999年中國的電視觀眾佔了世界電視市場的1/4,佔亞洲市場的44 %。[32]廣播節目方面,90年代中期,廣州和上海等地?的廣播節目制作公司開始大量出現,迅速崛起,為廣播的“制播分離”奏響了先聲。1994年,原來廣州電台的主持人陳濤率先成立“至尚”?傳播公司,接著,“金碟”娛樂制作公司成立,將廣東電台音樂台的?著名主持人阿paul、羅杰網羅至旗下成為簽約DJ。不久,上海“申?巴音樂制作公司”也告開鑼。[33]調查統計表明,從2003年開始,我國廣播頻率專業化改革力度加大,速度加快,新增和改造的廣播專業化頻率大大增加。通過採取頻率品牌化、節目專業化等諸多手段,近五年來我國廣播營業額每年均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這為廣播節目社會化帶來了良好的基礎,吸引了更多成熟資金進入這一行業。目前,我國的廣播廣告收入僅佔全國廣告總收入的4.8%,而美國則為13.2%,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廣播市場,擁有13億人口、3.4億個家庭和超過1000家電台,[34]將成為廣播節目社會化的大舞台。2004年9月3日,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與鳳凰衛視控股有限公司(HK8002)簽署建立合資企業“北京同步廣告傳媒有限公司”的協議,分別持有合資企業55%、45%的股權,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向合資公司注入資金3000萬元,合資企業可以使用這兩家公司的節目庫﹔意在結合雙方的節目資源和資金優勢,拓展國內廣播廣告等經營合作市場。通過成立合資公司,此前從未涉足廣播領域的鳳凰衛視的節目可以以語音方式在電台廣播,實現了二次開發。雙方決定,在不違反國家政策的前提下,合資公司還將與內地的地方性廣播電台進行除跨地域廣播廣告經營之外的多種形式的合作,之前,國家級廣播電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已先后將“音樂之聲”和“都市之聲”的頻率廣告運營權交給了台資與民營機構——開麥拉來經營。

  但是,我國廣播電視節目市場的問題也十分突出。以電視劇市場為例,現在我國電視劇的流通領域,基本上是一種先制作完成,然后再集中購買的方式,而且基本上是一次性購買。據2004年6月第10屆上海電視節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參展的電視劇中已經完成制作的超過60%,正在制作中的佔16.01%,這還要歸於電視劇是電視節目市場中開始最早、市場化操作相對較為成熟的市場,電視劇“期貨”的比例(20%左右)要高於其他電視節目類型。[35]這樣的情況下,制作公司的風險非常的大。但是,高風險卻並非就意味著高回報。在我國,電視劇的生產、流通、播出三方利潤比例一般為2:2:6,利潤向播出方傾斜﹔而在美國電視劇市場上,上述比例一般6:2:2,利潤向生產方傾斜的。[36]政府對企業來說存在三種可能模式:權威主義型政府、關系依存型政府與規則依存型政府。其中,權威主義型政府對企業有極大管理權力,有很強的宏觀掌控與資源分配能力﹔關系依存型政府是在企業中有非常重要的利益,相互依存度較高﹔規則依存型政府與企業之間相互獨立性較強,企業較多的能力與政府博弈。[37]與之相對應,我國政府與廣播電視產業制播環節之間表現出不均衡的關系結構。其中,相對於播出業,政府以權威主義或關系依存類型行動,而對於民營主導的制作商則扮演著不均衡的規則依存型的關系角色,即雙方相互獨立,但政府明顯處於強勢。按照市場經濟的本意,作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應該是整個經濟體系的利益守護者,而不應該厚此薄彼﹔但是,由於舊的計劃經濟的慣性,國有資本一直處於規模壟斷與利益優先地位。在一個非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中,這種不平衡的關系結構有意強化了權益分割的不公平格局,並已經嚴重抑制了整個經濟體系的活力和張力。要想加快節目市場化的步伐,上述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將嚴重制約廣播電視節目市場的發展。

  注釋:

  [1](題目)本文為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7年度科研基金項目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文章提要和文中小題為本刊新加。

  [2]參見Jan Van Cuilenburg and Denis McQuail,“Media Policy Paradigm 
    Shift”.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8(2):181-207.2003.

  [3]金冠軍等.國際傳媒政策新視野.上海三聯書店,2005.2.

  [4]參見Lee, S., & Joe, S. K. (2000). Key issues in the Korean television 
    industry: programmes and market structure. In D. French & M. Richards (Eds.), 
    Television in contemporary Asia (pp. 131-149). London: Sage.

  [5]Kyoung-Hee Song: Report on the Program Quota Regulation:What has changed 
    after nine years in the program supply market? KBI Report 2000. Seoul,Korea: KBI.

  [6]Kyoung-Hee Song: Report on the Program Quota Regulation:What has changed 
    after nine years in the program supply market? KBI Report 2000.Seoul,Korea: KBI.

  [7]唐世鼎、黎斌等.制播體制改革與電視業發展問題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243-245.

  [8]Moon Haeng LEE: Strong presence of Korean Drama in Asia Oriental Television 
    Forum: Media New Economy A Convers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Thesis 
    Album)(2005)

  [9]張國濤.本土生產與國際傳播:試析韓劇的生產機制與傳播策略.南方電視學刊,2005-05.

  [10]孫倩.一集“七劍”七萬多,央視首播看齊《漢武大帝》.南方都市報,2005-06-09.

  [11](英)吉莉安·道爾.理解傳媒經濟學.李穎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58.

  [12](英·加·澳)考林·霍斯金斯等著.全球電視和電影產業經濟學導論.劉豐海,張慧寧譯.新華出版社,2004:106.

  [13]錢慶義.國外廣播媒介經營初探.http://www.zijin.net

  [14]宋維才.中國影視節目制作社會化觀察.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4-01.

  [15]苗棣.美國電視劇.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16.

  [16](美)詹姆斯·沃克、道格拉斯·弗格森.美國廣播電視產業.陸地,趙麗穎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82.

  [17]吳克宇.電視媒介經濟學.華夏出版社,2004:197.

  [18]鐘海帆.走進美國廣電傳媒.南方日報出版社,2003:90.

  [19]苗棣.美國電視劇.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前言2.

  [20]參見陸地,郭淼.略論國產電視劇繁榮的市場環境.新聞大學,2003年秋季號.

  [21](英)吉莉安·道爾.理解傳媒經濟學.李穎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58.

  [22]唐世鼎、黎斌等.制播體制改革與電視業發展問題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221.

  [23](英)吉莉安·道爾.理解傳媒經濟學.李穎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58.

  [24](英)吉莉安·道爾.理解傳媒經濟學.李穎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63.

  [25](英)Gillian Doyle.傳媒所有權.陸劍南等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41.

  [26]參見Jan Van Cuilenburg and Denis McQuail,“Media Policy Paradigm 
    Shift”.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8(2):181-207.2003.

  [27]Anastasia Bednarski,From Diversity to Duplication : Mega-Merger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Marketplace Model Under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Federal Communications Law Journal, Vol.55,No.2,20003.

  [28]錢慶義.國外廣播媒介經營初探.http://www.zijin.net

  [29](英)Gillian Doyle.傳媒所有權.陸劍南等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77.

  [30](英)Gillian Doyle.傳媒所有權.陸劍南等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87.

  [31]郭鎮之.韓國廣播電視的發展歷程:敘述與分析.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1-08.

  [32]李懷亮.論國際文化貿易的現狀、問題與對策.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02.

  [33]霍浩輝.對廣播‘制播分離’的反思. http://www.radioguangzhou.com.cn/

  [34]沈舟兵.中國廣播媒體的二次復興.新聞記者,2006-07.

  [35]參見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發展研究部.第十屆上海電視節國際影視節目市場調查報告,2004-06.

  [36]參見陸地,郭淼.略論國產電視劇繁榮的市場環境.新聞大學,2003年秋季號.

  [37]參見[日]青木昌彥、奧野正寬.經濟體制的比較制度分析.魏加寧等譯.中國發展出版社,2005:194-196.

  (作者系傳播學國家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媒介管理博士)

(責編:孫宇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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