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人”的記者:災難情境中的新聞倫理學

王雄

2008年07月09日13:28  來源:《視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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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驚世界的汶川大地震,給中國的記者們設置了一個令人壓抑的災難性採訪——報道情境﹔地震不僅震撼著全體國人的心,也震撼著我們對媒體、記者、新聞倫理等基礎問題的認知。記者是特殊的職業工作者,他們擔負著向全國人民報道地震全過程的重擔﹔與此同時,記者和他們的報道對象一樣,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這樣,一系列問題便浮現出來:記者如何在災難性情境中從事新聞報道?當“記者”和“人”的身份發生沖突時,如何權衡和取舍?汶川大地震就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新聞倫理在特殊情境中的新問題。

  一、災難情境與新聞倫理學的嬗變

  在數百年的歷史發展中,新聞業和任何一個行業一樣,衍生出屬於自身的完整的行業規范和行業道德。美國第一所新聞學院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創始人沃爾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於1911年親手制定出《報人守則》,此守則影響極大,為世界報業協會所採用。二戰以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先后制定了《記者信條》一類的新聞道德准則,國際新聞記者聯合會於1954年通過《記者行為原則宣言》,聯合國亦頒布有《國際新聞道德信條》。從上述守則和信條看,其核心內容並無大別,主要是關於新聞事業工作獨立性、新聞報道客觀性、記者個人堅毅、自由品格等的陳述。作為一個合格的記者,恪守新聞職業道德的倫理學律令,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應該是沒有任何疑義的。

  事實上,在這次汶川大地震中,參與報道的我國絕大多數新聞記者通過他們創造性的勞動,交出了一份令全國人民較為滿意的答卷。然而,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現象,某些記者的行為客觀上傷害了災區人民和全國人民的感情。問題是,這些行為的出發點大多十分善良,記者們也試圖在採訪過程中帶給全國人民更多有“新聞價值”的信息、畫面和話語,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緊張關系和矛盾呢?在我看來,問題並不是出在記者是否嚴格遵守了職業倫理,或他們是否成功扮演了“記者”角色,而是他們沒有處理好作為“記者”和作為“人”的相互關系。

  在常態新聞環境中,也有可能發生記者的職業要求和人性要求之間的矛盾,比如在某種危機發生時,記者是搶先記錄下驚人的瞬間還是立即投身危機干預?驚人的瞬間如果在第一時間被記錄下來,當然具有極高的新聞價值,但記者干預行為的延宕會造成危機轉變為直接的危害﹔如果記者立即投入危機干預,有可能化解危機,但同時也喪失了抓取新聞瞬間的寶貴機會。從新聞史來看,有的記者選擇了前者,更多的記者選擇了后者——因為他們認為,即使身為記者,他們也首先是人,人道的原則高於新聞人的職業考量。在常態新聞環境中,記者們不會經常遇到這類“艱難的選擇”,記者和人的角色矛盾並不會凸顯出來,使記者苦惱的隻能是新聞職業道德內部的事情(如“有沒有勇氣報道或提問”、“能否抵制住說情或利益的誘惑”、“有沒有挖出最多的新聞價值,更好地履行記者的職責”等)。

  汶川大地震災區,作為一個極為“單純”(特指消除了妨礙自由報道的外部和內部障礙)的新聞環境,事實上為“一切記者”的“一切報道行為”設置了一個極為特殊的情境——我稱之為“災難情境”,在這一情境中,記者的採訪活動不會面臨外部的壓制(“抗震救災”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宣傳主題,會“一路綠燈”地獲得支持),也不會遭遇利益的誘惑(記者的採訪十分艱辛甚至危險),記者自身的職業素質也毋庸置疑(各新聞媒體派出的記者大多為精兵強將),因而這一時刻記者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別的,恰恰就是在常態新聞環境中被遮蔽掉的那個問題——“記者”與“人”的矛盾。

  災難情境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新聞現場,環境混亂、危險而嘈雜,搶救工作節奏飛快,不容有一絲干擾和延宕﹔災民們不僅生命和軀體遭遇重創,精神上也飽受驚嚇和失去親人之痛,心理承受能力極為脆弱(據媒體報道,就連號稱“鐵軍”的部分搶險戰士也因過多目睹殘酷的災難場景而產生煩躁、易怒和焦慮自閉症狀)。也就是說,記者們要採訪和報道的不是一般的人群,而是深受地震重創,身心處於巨大哀痛、恐懼、緊張和焦慮狀態之中的特殊人群。面對如此特殊的採訪和報道對象,記者當然仍然是記者,他們不能放棄記者該做的事情,但此時的記者,更應該是一群肩負特殊使命的“人”,隻有是有責任、有愛心、有擔當、善助人的“人”時,他們才有可能是出色的、不辱使命的職業記者。

  具體說來,災難情境對於新聞倫理學產生了三大沖擊:

  一是記者的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常態新聞情境中,記者通常隻是一個旁觀者和局外人,對於採訪對象保持一定的心理距離和利益距離是必須的,否則就可能阻礙他們作出客觀冷靜的觀察,持有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場,做出真實可靠的新聞報道﹔災難情境則在瞬間把報道者和被報道者卷入了同一種危機情境,他們的共同敵人是無情的自然災害,記者在災難現場天然地成為事件的親歷者、參與者和觀察者,記者和報道對象的心理距離和利益距離瞬間拉平。

  二是記者的職業訴求讓位於其作為人的同情心、責任感和救世護生情懷。不管記者有著多麼強烈的職業敏感和能力,也不管記者有著多麼豐富、成熟、花樣繁多的採訪技巧,隻要他的活動不利於救災行動的開展,給處於極度悲痛和焦慮中的災民帶來了心理負擔或傷害(哪怕僅僅是不快),記者的新聞報道都將是失敗的和不道德的。

  三是媒體競爭的功利主義讓位於記者作為人的人道主義。毋庸諱言,即使在災難現場,媒體競爭仍然十分激烈,在這種壓力下,記者必然被要求在第一線多搶新聞、多描寫災民的抗震求生意志、多挖掘救援人員的道德閃光點,在這種新聞功利主義驅使下,記者通常會努力挖掘有價值的“感人故事”(一般說來,這種競爭並不與新聞倫理構成必然矛盾),但是,在災難現場,由於時間的緊迫和救援工作的繁重,記者很難從容發現和編織好完整的故事,這就容易使某些記者使盡渾身解數“誘導”被採訪者說出前者所需要的東西,或“拔高”、“修飾”甚至“催生”某些事實。對於困在廢墟中或處於慘烈現場的災民來說,這種要求往往是不通人性、極不道德的。央視主持人趙普曾憤怒地說:“我隻是在各種慘烈嚴峻的數字中告訴你一個生還的好消息,讓你鬆一口氣,那個時候講故事就太不要臉了……你做記者,傳遞信息是你的職責,但你讓廢墟裡面的人喊話,是在消耗他的生命”。[1]

  二、災難情境中記者的姿態

  相對於客體而言,主體的姿態意味著主體對於客體的相互關系結構﹔對於記者而言,其姿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意味著記者對於報道對象的身份體認、思維定勢、倫理立場和情感關懷,也決定著記者的報道策略、提問方式和最終的新聞話語表述。因此,選擇和確立報道主體自身的姿態,對於記者,尤其是災難情境中的記者來說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在此次地震災難報道中,大多數各級各類媒體之所以能完整、公正、全面地呈現出全國各方力量全力以赴抗震救災以及災區人民自救的感人場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記者們採取了正確的報道姿態:

  姿態一:記者和被報道者處於平等地位,記者採取了平視、交流的視角。

  從嚴格的新聞專業規范要求看,記者和被報道者的“平等”通常隻限於人格、公民權的層面,在實際報道策略中,記者是“高於”被報道對象的——這種“高人一頭”的姿態有自身道理:記者隻有帶著批判和審視的眼光才能更清楚、更便利地觀察被報道對象,才能更准確地挖掘出后者的新聞價值,給社會提供或客觀或足以令人警醒的信息。對於從事批評報道、輿論監督和深度報道的記者來說,記者對被報道對象採取俯視和考問的姿態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對於這類記者來說,避免被其報道對象的表象所迷惑,或被報道對象牽著鼻子走,是一種必須在內心堅守的心理立場。但在災難情境中,記者和被報道對象在所有方面都是完全“平等”的——這種平等包括立場、視角、利益訴求、心理體驗等所有層面,相互間也是“人”與“人”的平等交流。央視記者李小萌在告別地震現場時,碰到了一群從廢墟中走來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有故事”的人,但她沒有刻意地在自己災區報道的“最后時刻”誘導這些災民講出思想境界很高的話語,或敘述令人感傷的悲情故事以達到煽情的效果,相反,她和他們聊起了家常,聊得很細、很瑣碎,仿佛就像是他們的家人或鄰居,災民們也因此沒有面對鏡頭的拘謹,他們的語言是那麼朴實而堅毅,卻句句打動人心。望著他們離去的落寞背影,記者掩面大哭……這樣的採訪,這樣的畫面,能夠真正令觀眾感動!

  在這次地震災害報道中,大多數記者都忘卻了記者的身份投入採訪,他們和災區人民同呼吸、共患難,在心理上和災區人民完全融為一體。當記者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人的時候,才能真正走進災區人心中,挖掘出真正具有新聞價值的東西。在無數現場,我們看到,記者們不是詢問災民們帳篷能不能住得安心、飲水是否干淨、飯菜是否可口,而是走進帳篷,端起一勺水喝下,和災民們一起吃著同樣的飯菜或干糧……這樣的體驗式報道,使我們感覺到記者人性的閃光。

  姿態二:記者們在報道過程中融入自己的強烈情感,以自身情感的探針揭示出更多的新聞真實。

  傳統新聞倫理學認為,記者對採訪對象的情感偏向雖然難以徹底避免,但從新聞專業主義的要求看,為著保証報道的“客觀性”、“公正性”、“科學性”,記者在大多數時候隱匿或淡化自己的個人立場和情感傾向仍然是需要的。面對災難現場時,記者的同情心幾乎是無法抑制的﹔問題是,這種同情心會妨礙他們進行客觀准確的報道嗎?對此,記者或者學者是有爭議的。有的記者認為,記者同情心、淚水泛濫會模糊他的雙眼,妨礙他“看清”現實﹔更多的人則並不這樣看,美國資深記者和新聞學教授羅恩·史密斯就認為:“新聞工作者往往並不滿足於報道顯而易見的事實。他們還想把社會問題報道得富於人性,甚至激起讀者的同感。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和正在經歷這些問題的人打成一片,以深刻的洞察力採訪他們,心懷同情和關心描述他們的處境。”[2]伊朗和美國交惡爆發“德黑蘭危機”后,一批美國官員和士兵被扣押在伊朗,當一名美國海軍士兵比利·加裡戈經過緊張的談判即將獲釋的消息傳出后,數十名記者推推搡搡涌進這名士兵的父母家,把這個家庭糟踏得不成樣子。《科羅拉多人報》記者拉曼·科羅拉多目睹了這一大群記者的“德行”,寫下了這樣的一行字:“新聞界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加裡戈一家不僅是報道對象,還是人。是有感情,需要隱私的人。”[3]說得多好!在這次地震報道中,大多數記者都是飽含著悲憫和感動之情投入採訪,面對斷垣殘壁,他們無法不動情﹔面對失去親人的災民,他們無法不動容!記者們正是懷著這股骨肉同胞之情,才深入到最危險的第一線,記錄下最真實的畫面,同時用他們的真誠,喚起了全國人民的救災熱情。央視早間新聞節目主持人趙普在播報抗震救災新聞時多次潸然淚下,致使主持工作中斷,但觀眾並沒有因此責怪他,反而因他的真情流露而喝彩!


【1】 【2】 

 

(責任編輯: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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