芻議中國傳媒整體轉制的是與非

朱劍飛  郭哲涵

2008年10月10日14:18  來源:視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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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值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傳媒業正經歷“事轉企”的部分剝離,傳媒整體轉制面臨諸多爭議,事業企業之爭、意識形態控制之爭、政治利益之爭,一再紛擾我們的視野。本文以四大問題,對傳媒整體轉制的相關疑點進行辯解,以明確整體轉制的方向正確性,增強傳媒產業決策者改革的信心與決心。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翻天覆地的大發展,傳統壟斷的傳媒業也經歷了一系列由邊緣向中心內核滲透的機制、體制改革。當前,由事業轉為產業的傳媒業剝離轉制大勢所趨,漸成共識,但改革腳步大多停滯於此,傳媒整體轉制遲遲未能全面啟動。其中既有現實環境未准備好、改革條件尚未成熟的客觀因素,也有決策者思想認識上存在著傳統誤區與現實迷茫等主觀原因。整體轉制為何讓人如此遲疑,整體轉制是否是中國傳媒業未來的不二選擇?是是非非,謹以此文作為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獻禮,為中國傳媒體制改革注一旁白。

  一、我國傳媒體制改革歷史回顧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通過接收、驅逐、改造等手段對舊中國報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國初期,報業開始實行“企業化經營”,許多報紙實現了經費自給,但由於1957年后反右斗爭擴大化等政經環境的變化,市場化的嘗試中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傳媒改革的重點是轉變指導思想和改革新聞業務,在指導思想上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和經濟改革為中心。20世紀80年代初,先報業后廣電陸續實施“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過渡性政策,不但減輕了國家的經濟負擔,而且極大地調動了媒體自我發展的積極性。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中國傳媒業進入新一輪快速發展時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雙軌運行模式過渡過久,在實踐中帶來了雙重人格與雙軌行為,直接孕育了“相互矛盾的一種典型二元結構的運行體制”,不僅有可能破壞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也有可能破壞公共服務事業的基本性質,造成規制的雙重失靈,既不利於中國傳媒產業集團化按現代企業制度運作,也不利於按現代事業制度運行,已經開始受到市場經濟的嚴峻挑戰。回顧我國傳媒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可以發現,報紙、出版業總是先行於廣播電視媒體﹔媒體改革進入深水區,也毫無意外地由報紙開始。如果說1992年之前的媒體改革還主要在於報紙自身,其他媒體則多是以開展廣告經營這一小范圍的機制轉換的話,那麼,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后的改革則是超越報紙自身的、多元化的、大規模的體制創新,尤其是以1994年廣告代理制試點和1996年報業集團的出現為標志,報紙的經營資產部分實現了股份制改造,引進了國內外的資本,在報社控股的前提下成立合資公司。廣電行業亦步亦趨,經歷了“兩級辦”到“四級辦”再到新形勢下的“三級辦”階段。1999年6月,無錫廣播電視集團成立,標志著我國廣電集團化的開端,緊接著是新世紀初的湖南廣電集團的挂牌,掀起了以省級台為主的組建廣電集團的浪潮,廣電行業邁向集團化背景下頻道經營的管理制度階段。

  2001年年初,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提出“宏觀管理機制創新,微觀領域結構創新,市場組織體系創新,投融資體制創新”四個創新。同年5月,中國証監會新出版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將傳媒與文化產業定為上市公司13 個基本產業門類之一,其下含出版、聲像、廣播電影電視、藝術、信息傳播服務業5個大類。傳媒資本經營開始引人矚目。

  2003年,以“管辦分離”為主要內容的改革被稱為“有史以來最深入的一次報業改革”,包括8家新聞單位在內的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也全面展開。除少數黨報外,絕大多數的報紙實行了主管單位和主辦單位的人員分離、財務分離、發行分離,轉制為企業,成為市場競爭的法人主體,擁有財產權、經營權,承擔相應的經營風險和法律責任,並明確了外資和民間資本均可以投資媒體。與此同時,繼湖南之后,江浙與京滬粵,還有山東、福建、四川等二十余個省市以不同形式先后成立了一批廣電集團,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廣電業的傳統格局。只是到了2004年底,國家廣電總局卻明確表示:不再批准組建事業性質的廣電集團。廣電集團化步伐放緩,進入調整期。

  從“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起步,我國傳媒經歷了事業單位、企事業混合型單位、企業單位的形態變更,傳媒從原來依靠國家財政補貼,編制化管理,走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這一“財政成本拉動型”的制度變遷之路。傳媒業也從傳媒事業、傳媒行業向傳媒產業的方向發展。

  二、什麼是整體轉制

  要理解傳媒的“整體轉制”,首先要對“轉制”進行定義。在此借用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杰對新聞出版業“轉制”的剖析:“轉制有兩層含義,第一是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事業體制邁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部分經營性的事業單位要轉制為企業﹔第二就是已經轉制為企業體制的新聞出版單位,由單一的國有企業轉變為股份制多元企業體制,就是由單一的國有制轉變為股份制。”概括起來就是“事轉企”、“獨轉股”。這兩方面的含義同樣適用於整個傳媒業的轉制問題。傳媒集團在轉制與擴張過程中急需第二次剝離,即整體轉制剝離。所謂傳媒的“整體轉制”,就是對傳媒單位的法人屬性進行重新定位,對納入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傳媒單位,明確其企業法人地位,獲得包括出版權、播出權和經營權在內的完整權利,以實現內容產品生產和經營的統一,作為企業法人參與市場競爭。整體轉制的核心任務在於建立傳媒集團真正的市場主體地位,首要目標是解決集團層面企業法人主體問題。其中,“整體”二字十分關鍵,它與“剝離轉制”的重要區別在於:“剝離轉制”是在出版權或播出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前提下的轉制,是將媒體的經營部門剝離之后組建公司,而採編部門即新聞宣傳與編輯出版業務均保留在作為事業單位的報社與廣播電視台內。目前國內的大部分報紙仍處於“事轉企”的層次,剝離轉制主要在黨報黨刊等重要的新聞媒體內進行,而整體轉制則面向產業屬性強的科技、專業類的報刊等出版單位開放。例如北京青年報社控股的下屬企業北青傳媒就在香港成功挂牌上市,實現社會融資。

  據2007年5月中宣部在“第三屆文化發展戰略論壇”上發布的《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狀況年度報告》顯示:“在推進速度上,新聞媒體的剝離轉制明顯快於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的整體改制。文化體制改革試點之前批准成立的報業集團和廣播電視集團(總台)行動較快,目前已進行剝離轉制的分別有24家和13家,分別佔報業集團、廣電集團總數的60%和72%。”

  三、關於整體轉制的辯証思考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把文化單位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公益性事業組成部分,即為公共事業服務,隸屬於國家的一些事業性質的部門,今后繼續以事業體制進行管理﹔一類是經營性產業組成部分,今后要按現代企業制度進行體制創新,它的產品要通過市場來實現其價值。中央的分類指導原則為傳媒單位轉制為企業在操作層面創造了條件,是中國傳媒集團在體制改革過程中一種現實而又合理的路徑選擇,但也帶來對“兩分開”政策的誤讀以及某些利益團體企圖借“事業”的帽子守住最后一畝三分地等衍生問題。“部分剝離”要持續到什麼時候,整體轉制何時才能大范圍興起?在此,我們就目前傳媒形勢以及整體轉制的相關疑點,進行辨析。

  1.“兩分開”是最適合中國傳媒業發展的道路選擇?

  在文化體制改革背景下,“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劃分對於中國傳媒業現有的“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體制來說是一次深刻的體制創新。但中國傳媒集團目前普遍採取的節目與廣告、宣傳與經營兩分開的做法是一種不徹底的部分剝離,它將對傳媒集團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新的體制性障礙。

  在一些人看來,宣傳、經營兩者分開,就可彼此互不干涉。宣傳系統用事業單位的傳統體制來運作,就能夠守住陣地,掌握輿論控制權﹔經營系統剝離出來以后,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就可以將報業做大做強,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事實上遠沒有這麼簡單。在現代媒體運營過程中,內容制作部門與經營部門既權責分離又相互倚重,它們的勞動最后都通過廣告額和發行量、收視率一起得到驗証,二者互為資源,互為因果,本質上不能截然分開。

  另一方面,業務的完整性是企業在市場上獲得生存與發展的安生立命之本,新聞媒體轉制為企業自然也不例外。採編環節從來就是內容產業的核心部分,內容制作權力與經營權的相間隔,就像一個擁有經營權的法人無法自主設計自己的產品,隻能經營體制外的成品,這種沒有採編權的經營性資產注定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傳媒企業,也不利於培育媒體的核心競爭力,更難以指望經營部分憑借自身力量形成優良資產。正因此,我國大部分傳媒類上市公司隻能靠與媒體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交易,延續它們傳媒股的概念。由於關聯交易過多,導致我國証券管理部門希望通過增資擴股在資本市場進一步融資的計劃一再受挫。這也是近年來我國傳媒類上市公司效益逐漸下滑的原因所在。[1]

  而一個集團內兩種體制並存的“一國兩制”現象,帶來的人事管理上的矛盾也不容回避。兩種體制下的人才交流存在體制性障礙,員工福利待遇也不平等,而同工不同酬,同一媒體產生貧富嚴重不均,大范圍地挫傷了一線宣傳隊伍人員的積極性,從而涉及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以及職工身份轉換兩個深層次的問題。

  “一個主體,兩個市場”(市場主體,人力資源市場和資本市場)成為了中國傳媒體制改革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2]種種跡象表明,宣傳、經營兩分開並非中國傳媒業的長久之計。作為一種過渡的中間形態,從部分剝離走向整體轉制,將是中國傳媒集團產業體制改革一種新的思路。

  2.以意識形態的多少作為“兩分開”劃分標准?

  除了將新聞媒體的採編環節與廣告、印刷、發行播出等環節進行流程分割外,我國報業在選剝離轉制試點單位時,也一致將意識形態的多少作為劃分公益性事業與經營性產業的標准,自覺地將手腳束縛在黨報黨刊等“重要”的新聞媒體內。在電視領域,新聞制作等部分理所當然地被視為“意識形態屬性強”的對象,當用“事業化管理”的外衣重點保護起來﹔而電視劇、體育節目、綜藝娛樂節目等由於不涉及政治,則可准許先行納入公司化進程。

  意識形態屬性強,就劃入“公益性文化事業”﹔意識形態屬性弱,就列為“非公益性產業”,——這本身就是個悖論。曾有學者指出,在電視系統內部施行部分剝離的國有資產清算時,是否拍新聞的機子就算國有資產,拍電視劇的機子就算企業資產?如此一問,生動描摹出該政策的內在矛盾性。在人類媒介文化發展的其他時期、在統一進行事業化管理的計劃經濟時期,非新聞類節目從來就沒被逐出公益服務的范疇。“提供娛樂”與“監視環境”都是大眾媒介與生俱來的社會功能。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是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生硬地用意識形態來劃分公益與非公益,間接反映了我國長期過分強調媒體的政治屬性,輕視其經濟屬性、社會屬性的傳統慣性思維。

  更有學者對此做出另一番注解,認為“公益性事業”就是“以公益為本”,這一部分放手給企業做將會有損其公共性。殊不知,世界范圍內有三種基本的媒體制度,即商業媒體、公共媒體和國有媒體,其管理模式也分三種,分別是:商業管理模式、公共管理模式以及黨政管理模式,其中最能發揮公益效應的當屬公共管理模式。所謂公共管理模式,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以服務公眾為原則,不以盈利為目的﹔二是以制播具有教育性、文化性的節目為主,節目內容要反映本土文化,同時兼顧多元文化和少數族群﹔三是由一個代表公眾利益的獨立機構負責經營管理。而我國是典型的政黨管理模式,媒體有著悠久的“工具論”傳統。我國媒體歸各級黨委領導,遵守黨性原則,既履行所有媒體都應承擔的社會職責,又要做好黨的耳目喉舌。近幾年媒體環境的放寬,大眾亦能借媒體發聲,但絕不可能驟然翻身變為純粹“公益為本”。

  如果我們把意識形態強的媒體看成是主流文化的代表,而把意識形態弱的媒體看成大眾文化的代表,那麼,就不單單隻有前者才會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產生影響,后者也一樣,而且可能更巧妙,效果更好。因此,以“公益”為名長期限制其市場發育,實屬不必,控制輿論並非隻有事業單位一張牌。

  3.企業化等於非政治化?

  宣傳管理部門對媒體“企業化改革”的完全放開諱莫如深,改革步伐謹小慎微,視“企業化”為“非政治化”,更多是出於對輿論控制的顧慮,認為一旦將內容採編制作環節給予鬆綁,輿論必將有如洪水猛獸般一發不可收拾,嚴重沖擊黨和政府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權。政策止步於此,與對“事業單位”的偏執理解難脫干系。我國的傳媒體制有一個基本的價值支點——“喉舌工具論”,所有的傳媒體制設施與政策規定都圍繞著保障傳媒的“喉舌”工具作用而建構起來。在這一體制的實際運作中,往往過多地強調了對上級領導機關負責,甚至是對某個主要領導負責。這也間接導致了一級媒體對應一級黨委、一級政府的行政割據局面。“事業單位”的定性在獲得國家的經濟補助,享受 “大鍋飯”福利的同時,不能不說也是統治者巧妙設計的一種“陷阱”:臨時“電話通知”的事前審查屢見不鮮,時差控制保証播出安全是公開的秘密,從領導的任免,到切斷重要經濟命脈,各種牽制手段無不讓媒體管理者時刻謹記手中把持的是誰的媒體。小平同志講過一句很精辟的話:“所謂管理就是服務……管,不是為了管死,而是為了管活。”但是,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我國傳媒業的管理“宗旨”是為了“不出事”。要幫忙,不添亂,管理部門擅長“打招呼”,忙於“說不”,政策取向保守,這種唯上的管理方式讓媒體難有寬鬆的成長環境,即使做大了也做不強。

  政府部門如果能建立一種特殊產業的監管機制,即確保企業化管理模式下媒體的意識形態安全,按市場規律進行媒介產品產業化運作,完全是有可能的,也能期待市場培育出一批民間的、商業化的媒體,豐富競爭局面,打破信息壟斷格局,推動輿論監督的民主進程。這也是新聞法能夠早日出籠的基本前提。在管理的戰略選擇上,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一種“積極開發,有效管理”的策略,這對我國在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的條件下建立一種既調動社會資源,又確保黨和政府對輿論導向掌控的管理模式當有所借鑒。

  另一方面,在現代企業制度下,隻要國家控制著媒體經營機構的控股權,就可以控制編務方面的人事權,達到讓民營資本和外資隻當出資人不當操盤手的控制目的。當然,按照《公司法》的規定,股份可以轉讓買賣,但一旦確立國家主流的傳媒實體是特殊產業,即代表國家的主管和主辦方必須控股,媒體的輿論控制權得到法律的保障就不會旁落。“黨管意識形態不能變,黨管干部不能變,黨管輿論導向不能變,黨管宣傳不能變”這條鐵打的“四不原則”將自始至終發揮底線作用。無論如何改制,改制后的媒體企業裡國家股份的比例有多大,代表國家的主管部門的“職責”都不會變,都將擁有對媒體傳播內容的終審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必要借鑒西方確保政府控股的“黃金股”這一特殊股權制度,即“黃金股”不同於普通股、優先股,無投票權、收益權,不能用於擔保、抵押,其最關鍵的是掌握重大經營決策的“一票否決權”,不針對企業管理層人員任免、企業管理、分配等一般權限。此情形下即使轉變為全民營企業,政府仍可通過“黃金股”行使對企業的管理控制。因此,通過法律途徑確立國家股是“金股份”,它的“含金量”意味著執政黨及其政府對媒體的領導是不可動搖的。[3]

  產業或事業只是一種經濟和社會組織形式的運行載體,事業不等於完全公益性,產業也不等於單純追求利潤。產業化不等於非政治化,產業化與導向的正誤也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4]媒介走產業化之路,實行產業化改革,關鍵在於採取什麼樣的方式能夠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關鍵也在於不能簡單地把生產精神產品的媒介產業等同於生產物質產品的傳統企業,做到始終把媒介的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持新聞的黨性原則和新聞活動的社會公益性原則,從而實現宣傳、經營兩手抓,全面發揮媒介在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

  4.傳媒集團化為何遭遇政治不適?

  目前我國傳媒集團化過程中多採用“權力嫁接”的模式,即直接使用行政權力來配置傳媒市場的相關資源,以權力的意志來實現傳媒產業的擴張,並且權力單位直接成為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與西方傳媒集團的組建主要是由會計師、律師、審計師運作大不相同,中國傳媒集團是政府全權運作,連資產評估、債權轉移等極為重要的問題都忽略而過,考慮的重點通常是權利的再分配和利益的重組,而不是資產和其他資源的重組。”[5]可以說,中國傳媒集團的組建是在不完全市場化的條件下計劃配置的結果。在現有的體制、政策及傳媒自身發展狀況的條件下,按照西方傳媒發展的道路,通過自由市場競爭實現資源的重組和集團的組建都不太現實,因此,承認行政力量對傳媒整合的介入有其相當積極的歷史意義。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中國傳媒業實際存在的現實弊端:目前我國傳媒業的資產屬於國有資產,而媒介的市場擴張行為又是以權力單位為主體來進行,這樣就存在著一個國有資產出資人缺位的問題,出資人的缺位使得媒介無法建立起適應市場競爭的現代企業制度﹔[6]同時,該模式下的集團化在傳媒擴張時的價值取向不是依照提升傳媒影響力、競爭力的要求,而更多考慮的是合並后政治上的利益分配是否均衡﹔另外,優勢傳媒往往會因為“級別低”而無法兼並“級別高”的傳媒,權力級別意識限制了資源的優化整合。中國人民大學的喻國明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媒體跨地區進入的時候,首先發生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生態的不適問題”。[7]一段時間以來,跨地區經營的報紙都在叛逆和歸順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對當地政府負面新聞的揭露式報道常引起封殺與抵制,《南方都市報》進入深圳以及《南方周未》走出廣東后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就是典型的中國現象。

  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改革應該“首先發生在舊有體制危機最嚴重、機會成本最低和收益最高的場合,因為舊有體制的危機使得這種場合的交易很容易達成,重新簽約的交易成本較低”。[8]傳統的傳媒體制牽動著各級黨和政府的利益,從鐵飯碗上開刀,改革成本讓利益既得者表現出一再遲疑。

  當前,在中國加入WTO背景下行政推動的媒介集團化,並沒有像原先所期待的靈丹妙藥一樣給中國電視業帶來一個燦爛的春天,相反產生了一些令人費解和尷尬的問題。[9]從根本上說,這是由對媒介集團化認識上的誤區所造成的。廣電集團化遇到的問題,不是集團化本身的問題,更不是做大做強這方面的問題,而是我國現有廣電體制與集團化走向不相適應的問題。不剪斷媒體與行政單位的“臍帶”,就無法形成獨立自主的市場主體。隻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才有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現實需求和內在沖動,才能真正走上市場化道路,以實現傳媒產業化的跨越與振興。過去我們對媒介產業的特殊性談得太多,一直在“事業集團”的自我暗示中繞圈圈而作繭自縛。如今,我國第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媒介產業集團”——牡丹江新聞傳媒集團,在原牡丹江廣播電視局局長張寶才的帶動下,所有領導放棄公務員待遇,集團職工實行全員聘任制,完全按照產業化的要求開展經營活動,改革歷時十年,不僅年收入超常規增長,而且集團化后連續創下了多年“播出零事故”的記錄。“敢於革自己的命”,牡丹江新聞傳媒集團為中國傳媒集團化烙下了一個深深的印記,為既得利益的留戀者們所汗顏。

  四、小結

  中國的傳媒體制改革,能得到政府主管部門的正式認可,似乎是莫大的榮耀。新聞出版界已有一撥先行者搭上了試點單位的順風車,但對於下一步整體轉制怎麼走,尤其要后者居上的廣電行業怎麼順利轉制,高層管理者還略顯遲疑。政府對傳媒產業集團化指導性政策的反復調整,表明它對於傳媒業的實踐發展在宏觀上還是顧慮重重,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必要的決斷,常常陷入“改革退回原點”或是“有增長無發展”的尷尬境地,因此也很難使自己掌握的調控手段跟上傳媒業大發展的現實步伐。事實上,近年來媒介的意識形態與市場形態之爭,引發了圍繞文化包括傳媒的事業與產業的改革到底是改體制還是改機制的最激烈的爭論。強調意識形態型媒介(多以意識形態管理的黨委宣傳系統為代表)的人認為,隻能改機制,一旦改體制就可能導致意識形態的失控﹔強調產業經營型媒介(多以政府的發改委及學術理論界為代表)的人認為,不改體制,產業無從發展,機制改革很難成功。兩種觀點交鋒,前者在輿論安全和社會效益第一的口號下,人為圈下一個個禁區而諸多堅持,消極看待中國傳媒產業化進程﹔后者在解放思想和與時俱進的時代要求面前,為贏得市場主體地位左奔右突,艱難移動著中國傳媒市場化的步伐。對於媒體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嘗試,政府部門往往隻採取默認的方式承認,或以追認(法規文件、領導人講話、表彰會等)的方式加以推廣﹔如果得不到認可,就會提出反對意見和處理措施。在今年4月10日召開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中宣部、文化部、廣電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聯合表彰的33家“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優秀企業”中,就無一廣電集團。盡管自2003年傳媒體制改革全面提速后,各地廣電媒體都在紛紛進行體制創新,希冀摸索出一條適合自身整合資源的發展道路,而且大張旗鼓宣揚自創“成功模式”的不在少數,但在這次表彰大會上都遭遇冰冷尷尬。倒是學界一致推崇的牡丹江新聞傳媒集團的整體轉制不顧國家行業主管部門臉色,辦得活色生香。這間接傳達出一個訊息:對於傳媒體制改革深水區的實質問題,管理部門仍在慎重思考,尚未出招。

  但無論如何,中國傳媒改革的歷史開始步入產業集團化階段的時候,正在翻過“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一頁,剝離轉制處在進行時。而當前倡導的宣傳、經營兩分開政策在實踐中的局限日益明顯——由於傳媒業整體歸屬於特殊的文化信息產業,有著區別於它類的產業價值鏈,即是:圍繞服務於自身特定媒介需求或進行獨有媒介產品生產(或服務)所涉及到的一系列互為基礎、相互依靠的產業上下游鏈條關系的總和。因此擬搞產事分離或分營,不能是形而上地人為地中間阻隔產業鏈。那種強調事業是意識形態屬性強的,是不能市場化的,產業才是意識形態屬性不強的,可以市場化的,是一種混淆了不同邏輯層面概念的認識錯覺。要清醒對待時下用利益性與公益性之分來衡定意識形態多與少的謬誤,明確以營利與非營利作為產業與事業的合理劃分標准。所以“兩分開”政策注定隻能是傳媒體制改革中的過渡產物。整體轉制不是轉不轉的問題,而是時機成熟與否的問題。任何個體都無法阻擋生產力前行的力量,隻能主動去接受它、適應它。傳媒整體轉制是一場生產關系層面的重大變革,它將為中國傳媒業的長遠發展、迎接國際挑戰注入無窮活力。政府與業界都應有充分的勇氣與決心去正視這一特殊文化產業的未來走向。

  注釋:

  [1]黃玉波,張金海.從“部分剝離”走向“整體轉制”——當前中國傳媒產業體制改革趨向初探. 新聞大學,2006-03.

  [2]張殿元. 中國報業傳媒體制創新.南方日報出版社,2007-05:10.

  [3]張殿元. 中國報業傳媒體制創新.南方日報出版社, 2007-05:87.

  [4]周鴻鐸主編. 牡丹江新聞傳媒集團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09:105.

  [5]陶鶴山. 中國傳媒集團化中的政府行為分析. 轉引自鄭保衛主編. 論媒介經濟與媒介集團化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255-256.

  [6]喻國明. 變革傳媒:解析中國傳媒轉型問題.華夏出版社,2005-01:13.

  [7]喻國明. 變革傳媒:解析中國傳媒轉型問題. 華夏出版社, 2005-01:284.

  [8]王躍生. 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與收益的再討論. 經濟研究,1997-03.

  [9]段京肅. 媒介集團化的喜悅與尷尬. 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03.(朱劍飛: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郭哲涵:華南理工大學2007級研究生)

(責編: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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