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讀,可賞,卻難以改編——對汪曾祺兩封來信的解讀--傳媒--人民網
人民網

可讀,可賞,卻難以改編——對汪曾祺兩封來信的解讀

陸建華

2011年07月12日16:46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手機看新聞

  供稿/《視聽界》

  汪曾祺一生共給我寫過38封信,其中有兩封信涉及到把他的小說改編成電視劇的問題,兩封信的全文如下:

  其一:

  建華:

  北京徐淦生同志把《歲寒三友》改成電視劇,丹東台表示願意拍,但他們資金奇缺,忽發奇想問問高郵能否資助一筆錢,大約十二萬即夠。我估計此事可能性不大。但你是否問問高郵縣的頭頭,能拿出一點錢麼?徐淦生同志改寫的劇本,你有空不妨看看。他會把劇本直接寄給你。資助事有望與否,請直接函復徐淦生同志。

  即候

  時佳!

  汪 曾 祺(1989年3月)

  我給你的愛情短篇寫的序,尚未看,待看后,另外給你信。

  其二:

  建華:

  “序”你可就照那樣發,我沒有意見。

  徐淦生希望高郵資助事,你不必過於賣力。說老實話,我也只是礙於面子,替他問問。一則,我知道高郵是不會拿這筆錢的﹔二則,我對他的劇本興趣不大。他寫出劇本后我就看了原稿,沒有提什麼意見。我不能阻止他寫,也不能規定他怎麼寫。這是他的事,與我無關。我想丹東台說要拍,也只是一句話,未必是真心。

  林汝為(拍《四世同堂》的導演)要拍《大淖記事》(電影),說了有一年了。我也不催她。她讓我自己改劇本,我沒有同意。改編自己的東西,限制性很大。

  匆復。即候

  著安!

  汪 曾 祺

  (1989年)4月2日

  北京一位叫徐淦生的劇作家把汪曾祺的《歲寒三友》改編成電視劇,他問汪曾祺:高郵方面能否資助12萬元拍攝此劇?為這事,汪曾祺於1989年的3月底、4月初,接連給我寫來兩封信。在第一封信中,汪曾祺雖然說“我估計此事可能性不大”,但還是希望我“問問高郵的頭頭,能拿出一點錢麼?”而在第二封信中,他的態度大變,“徐淦生希望高郵資助事,你不必過於賣力”。什麼原因呢?他解釋說:“一則,我知道高郵是不會拿這筆錢的﹔二則,我對他的劇本興趣不大。”汪曾祺分析的兩點都對,當時正處於經濟低谷期的高郵屬貧困縣,地方財政有時連發機關干部工資都得籌借,12萬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但,對改編劇本興趣不大才更是汪曾祺態度發生大變的主要原因。

  在收到汪曾祺信后沒兩天,徐淦生就把劇本寄來,我收到后立即讀了。劇本名義上是根據《歲寒三友》改編,實際上,所寫內容並不限於《歲寒三友》,作者把散落在汪曾祺的其他小說,特別是《大淖記事》、《受戒》等篇中的人物、故事情節,全都糅合在一個劇本之中,看得出作者是下了一番功夫。最大的問題是,這部根據汪曾祺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缺少人們熟悉的汪曾祺作品所特有的韻味,即“汪味”,難怪汪曾祺看了后“興趣不大”。

  什麼是汪曾祺作品特有的韻味呢?這當然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說得清楚的,但詩評家葉櫓對此有過專門的描述,庶幾近之。他說:“‘汪味’是一種氤氳在生活中的氛圍,是一種無所不在而又時刻影響滲透在人們靈魂中的東西。像《異秉》中那些瑣碎的言談和幽默戲謔的結尾,《受戒》和《大淖記事》中的諸多生活習俗的白描,《歲寒三友》、《徙》中的古典優雅乃至憂郁傷感的情懷。……‘汪味’的藝術特征是一種平易淡雅中的刻骨銘心,沒有對於生活的深刻體察和體驗的人,是不可能品嘗出個中滋味的。”

  徐淦生根據汪曾祺作品改編的電視劇缺少“汪味”,固然是因為改編者的功力不足,但實事求是地說,要想把汪曾祺的作品成功地搬上銀幕或熒屏,卻也不完全取決於改編者功力如何,因為,汪曾祺的作品本身並不太具備改編成電影或電視的厚實基礎,這也是汪曾祺新時期文壇復出以來,雖然其小說在海內外產生那麼大的影響、作品一直受到讀者的熱捧與歡迎並長銷不衰,但中國卻至今沒有根據汪曾祺作品改編成功的影視作品的主要原因。想把汪曾祺的小說改編成影視作品的不止徐淦生一個人,卻都是興沖沖而來,最后卻又都是搖搖頭而去。來時興沖沖,是因為看到汪曾祺的作品有那麼多人喜歡,料想搬上銀幕熒屏必有同樣喜人的結果﹔去時搖搖頭,是因為到了具體動手時才發現難度太大了。早在1992年初,北京電影制片廠錄音錄像公司就與汪曾祺正式簽約,買下《受戒》、《大淖記事》和《徙》三篇小說的三年改編權,並邀請曾經創作過電影《都市裡的村庄》、《逆光》的上海劇作家秦培春來京具體負責改編。三年時間很快過去了,后又續約三年,最后仍拿不出改編好的劇本,當然也就沒有拍攝,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從汪曾祺寫給我的信中可以得知,林汝為(拍《四世同堂》的導演)要拍《大淖記事》(電影),說了有一年了。此事的結果也是隻聽樓板響,不見人下來,最終也是不了了之。林汝為自己動手改編發現有困難后,轉而想請汪曾祺自己動手,可是,汪曾祺謝絕了:“我沒有同意。改編自己的東西,限制性很大。”

  徐淦生的創作情況我不了解,且撇開不談﹔秦培春、林汝為都是具有影視方面豐富創作經驗的專門家,為什麼他倆也不能將汪曾祺的作品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呢?從他倆改編失敗到我寫這篇文章的2010年,又是10多年過去了,汪曾祺的作品為什麼還是不見搬上銀幕或熒屏呢?這中間的真正原因很值得認真探討一番。就我看來,小說和影視劇是兩種不同的文學樣式,它們的區別不隻在於外在表現形式上的差異,更在於兩者內在的基本的元素的不同。影視作品是一門視覺藝術,為了能在有限的時間內讓觀眾坐得住,看得津津有味,性格鮮明的人物、波瀾起伏的故事情節、或驚心動魄或纏綿委婉的矛盾沖突……都是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因素。少了這些重要元素,對影視作品來說,是致命傷,而對汪曾祺的小說來說則未必!甚至可以說,在很多時候,汪曾祺的小說竟然是因為有意舍棄或減少了這些元素而產生了獨具一格的、不同凡響的“汪味”。 人們喜愛汪曾祺的小說,就是喜歡他的淡中有味、綿遠悠長,汪曾祺不是靠復雜的故事情節、尖銳激烈的矛盾沖突取勝,相反,他卻有意摒棄了這一些,至少弱化了這一些。他明明白白地宣稱:“我不善於講故事。我也不喜歡太像小說的小說,即故事性很強的小說。故事性太強了,我就覺得不大真實。”他認為,“寫小說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說得很有情致(世界上哪有許多驚心動魄的事呢)。同樣一件事,一個人可以說得娓娓動聽,使人如同身臨其境﹔另一個人也許說得索然無味。”《橋邊小說三篇》是甚受廣大讀者青睞的小說珍品,汪曾祺自己對這三篇小說解釋說:“這三篇也是短小說。《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無故事,《幽冥鐘》則幾乎連人物也沒有,隻有一點感情。這樣的小說打破了小說和散文的界限,簡直近似隨筆。結構尤其隨便。想到什麼寫什麼,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我這樣做是有意的(也是經過苦心經營的)。”???汪曾祺在創作小說時有意為之和苦心經營之后,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人們被他的看似平常、實質韻味無窮的語言文字所吸引,並隨之沉湎於他精心設置的藝術境界之中幾乎不能自拔……所有這些,作為小說則可,作為影視作品則不行。於是,在試圖將汪曾祺的小說搬上銀幕或熒屏時,改編者們突然發現:汪曾祺的那些佳作可讀、可吟、可賞,惟獨難以進行影視改編。強行改編當然可以,例如把汪曾祺所有小說的人物、情節都糅合在一起,但這樣做的后果必然是:故事性得到增強了,但卻很可能沒有“汪味”了,人們所期望的把汪曾祺的作品搬上銀幕或熒屏的初衷也就難以實現了。(陸建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汪曾祺研究會會長)



ceshi
(責任編輯:趙光霞)

手機讀報,精彩隨身,移動用戶發送到RMRB到10658000,訂閱人民日報手機報。
  • 傳媒推薦
  • 精彩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