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女記者辭去高薪工作投身四川麻風康復村教育--傳媒--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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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記者辭去高薪工作投身四川麻風康復村教育

2011年02月23日08:06    來源:《中國青年報》     手機看新聞

  


  在過去的十多年裡,這個台灣女記者放棄了原本衣食無憂的優越生活,投身四川涼山一個麻風康復村的教育事業。為了讓這些與世隔絕已久的孩子能盡快地融入現代社會,她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苦努力——

  盡管已經過去了11年,第一次進入麻風康復村的情景,張平宜依然歷歷在目。

  “那真是個被刻意遺忘的黑暗角落。”這個台灣女人緩緩地說。

  那時,她還是台灣《中國時報》的資深記者。為了採訪大陸麻風康復村的現狀,她多方詢問后,來到了四川省西部一個叫大營盤的小村庄。

  這兒曾被人稱為“隱形的村落”。從1959年開始,因為麻風病的蔓延,當地政府在此建立了麻風康復村,對麻風病人實行隔離集中的治療,並持續了半個多世紀。

  在村子裡,張平宜看到,許多麻風病患者隻能拖著殘缺的四肢在地上爬行,身后帶出一道道血痕,在自己的採訪筆記裡,她這樣描述道:“他們的肢體被細菌吃掉了,就好像蠟燭燃燒后融化變形。”

  村庄裡到處都是游蕩的孩子,他們不再有父輩那可怕的疫病,眼神裡流露出野性的天真。這讓這位兩個孩子的母親不由自主地想到,“這裡總該有所學校吧?”

  唯一的小學,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教室是兩間破土房子,沒有一扇完整的窗戶。學校的招牌,是小偷唯一看得上的財產,早已被盜。這裡擠著70多個學生,大部分隻能站著聽課,孩子們的臉都很臟,“臟到隻能看見兩顆眼珠子”。

  如果連這所學校都垮了,張平宜不知道這些生長在麻風病陰影下的孩子還能有什麼希望。這個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女人向老師許諾:“你留下來,我去籌錢蓋一所新的學校。”

  2002年,正如她承諾的那樣,嶄新的教室已經在大營盤落地生根,而這個台灣女人的命運,也和這個一度被外界遺忘的村庄緊緊地連在了一起。2003年起至今,她辭去百萬年薪的工作,在海峽對岸開辦“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致力於大營盤麻風病人的子女教育。

  最開始,她將自己的動機解釋為一種“最朴素的母性”。但現在,她的長期願望是,“讓這些麻風病人的子女都能正常地融入外部社會。”

  外部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子?這個村庄裡很少有人知道。這兒的村民隻能感覺到,自己是“令人害怕又討厭的人”。就連這兒的老師去縣城開會,當地的老師都沒有人願意和他同桌吃飯。

  但這個朋友們眼裡“典型的千金大小姐”,卻在海峽對岸為這個令人恐懼的村庄吶喊。

  她在台灣寫文章募款,到處演講、賣書,或是帶著醫生丈夫每月給的1萬元新台幣零花錢坐出租車,去試圖說服潛在的資助者。“下輩子什麼都不做,隻要做個有錢人。”這個此前從沒經歷過窘迫生活的女人,一度“咬牙切齒”地說。

  她帶著這樣一點一滴積攢起來的善款,回到大營盤,當上了新教學樓的“監工”。每一天,她都要在縣城賓館和大營盤村之間顛簸的土路上來回往返。因為學校沒有廁所,這個有點潔癖的女人常常一整天不敢喝水。如果內急,就小跑半個小時到鄰村,借用“豬圈隔壁的廁所”。

  在那些麻風村的孩子看來,“張阿姨就像媽媽一樣”。她熟悉每一個孩子的家庭狀況與脾氣秉性。比如依伙克古,隻有5歲,是學校裡個頭最小的孩子,也是最認真的旁聽生。他喜歡上學,因為在這裡能見到爸爸依伙布都,這個22歲的年輕人,是小學6年級的學生。

  像依伙爸爸這樣的“超齡小學生”在校園裡並不鮮見。甚至在2005年之前,這所已經成立了十幾年的小學,還沒有出現過一個畢業生。

  因此,與家長“搶孩子”,就成了張平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們拼了老命尋求一條希望的道路,有人走過來了,有人怎麼卻中途落跑了呢?”在大營盤的時間裡,隻要發現一個孩子消失,她就會跑到對方家裡,“脅迫恐嚇那孩子回來讀書”。

  阿被拉且曾經消失過。這個彝族男孩讀完1年級后就回家放羊。直到學校重建,這個14歲的男孩才開始讀2年級,他在這兒小學畢業,又在縣裡讀完中學。現在,24歲的阿被拉且在青島的工廠工作,小時候那個“隻敢傻傻看著的張阿姨”,如今已經成了朋友,他們常認真地分享心事。

  “父母著急讓我回去結婚,可是張阿姨說,還是找一個真正喜歡的才好。”阿被拉且說。

  對於張平宜來說,那就是“我的孩子”。她喜歡和孩子們親近,只是,“隻要稍微接近,就會被跳蚤咬60多個包”。這個年輕時頗有些“王祖賢味道”的女人,如今腿上布滿了跳蚤留下的傷痕,甚至夏天也不敢穿上裙子。

  從洗臉、刷牙、洗澡開始,她慢慢教會那些孩子如何“保持個人衛生”。一個電視記者來到這個村庄后發現,如果農戶家裡有兩把牙刷,那這兩把牙刷肯定屬於兩個上過小學的人。

  可是,一旦拋開孩子們帶來的成就感,張平宜面對的總是非常具體的困境。大營盤小學周邊沒有水源,幾年前,當地政府在這一帶山區修建了引水工程。不過,大營盤是這條水線的最后一站,一部分水管暴露在地面。有時,一頭牛踏過去,或一個口渴的人截開水管,都可能給學校帶來“停水災難”。

  “簡直是要瘋掉了。”張平宜用戲劇化的語氣形容當時的窘境。有時停水要長達一個星期,學校裡堆滿了大大小小的汽油桶,這個此前從來沒在農村生活過的女人“就坐著小馬車去鄰近的村落運水”。

  台灣義工鄭玉婷也曾經歷過那樣的“搶水大作戰”,她還記得自己當時的絕望,“在那樣的山坳坳裡面,我們連去哪裡買一個水塔都不知道,又能做些什麼呢?”

  不過,就在2010年,張平宜從台灣請來了一個水利專家,甚至從遙遠的對岸運來“一根根水管”。他們用了將近50萬元人民幣,在荒山上建成了一個個水窖,“從浮流水到地表水,全部儲存起來,一滴水都不要流到外面去。”如今,就算停水,他們也可以在三天的時間裡自給自足。

  同事們無法想象,這個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女人,是怎樣一個個地攻克眼前的難關。但在他們的眼中,張平宜是個“執著又單純的人”,講話的速度很快,而且想起什麼事兒,一定要做完才歇手。

  在這個村庄裡,因為大營盤小學而改變自己命運的孩子越來越多,甚至鄰近的孩子都會到這裡求學。眼下,這座曾經“快要撐不下去的小學”,已經有了100多個畢業生,13個公辦教師,他們有著整潔的教室和食堂,甚至還有村裡的第一棟公廁。

  但問題遠未完結。小學畢業后,孩子們必須每天走路3個半小時去縣裡讀中學。對麻風病人子女的偏見還沒有消除,他們的住校請求不能被批准。張平宜咬咬牙,“好,那麼我就來蓋一所中學”。

  鄰縣的縣長同意批給她一塊地,但當她興奮地帶著從台灣募集來的錢款回到涼山彝族自治州時,前任縣長已經調離,新任縣長拒絕了批地的請求。這個失望至極的女人大哭了一通。

  當時間推移到2009年,為了解決麻風村子女的入學問題,四川省扶貧辦在大營盤小學的校園內,用260萬元蓋起一座氣派的中學。張平宜和她的同事們興奮極了,為了迎接新中學的到來,他們翻新舊教室、綠化花園。

  可直到現在,那所中學仍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窗明幾淨的教室裡也沒有一個學生。當地教育部門遲遲沒有派駐老師,而那些住在山上的孩子為了求學,仍然不得不每天在路上步行3個半小時。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很少有孩子能夠堅持讀完中學,“走路又遠,功課會跟不上,還常常被同學歧視和欺負。”最讓張平宜難過的是,願意繼續留在學校讀書的孩子正在逐年減少。為了給孩子們找出路,她又“強迫”在青島開辦工廠的弟弟,為想要外出打工的學生們提供職業技術培訓。

  “我的十幾年青春,就這樣獻給了這裡。”她感嘆道。

  一個曾經去過張平宜台灣的家裡做客的朋友還記得,她的家是一棟4層樓的山邊別墅,家中有一個佣人。這個有著很好藝術修養的女人,“把家裡的每一處都布置得很優雅,過著優越的生活。”

  只是,原來那些“逛街、喝下午茶的日子”,如今隻能放在記憶裡了。這個在台灣不曾下過廚的太太,已經能在大營盤給一百多個孩子做午餐。她甚至將咖喱、麻油雞這些孩子們從來沒有嘗過的食物,帶到了大山中的食堂。

  “在大營盤,我變成了一個非常能干的女人哦。”張平宜驕傲地說。

  但這個“女強人”也偶爾會流露出脆弱的一面。有時候,遇到一些煩心事兒,她隻有請朋友抽煙斗,“借助慢條斯理的煙草氣息,放鬆瀕臨失控的情緒”。她有一定程度的神經衰弱,常會失眠,她的手袋裡總塞著幾包鬆弛神經的藥物。

  許多台灣朋友都不能理解,“為什麼這個瘋子要跑到一個山坳坳裡的麻風村,去吃這樣的苦。”但對這個女人來說,在這片大山裡,她似乎背負著某種使命,“我是一個母親,看到麻風村的那些孩子,我無法掉頭離去。” (趙涵漠)
(責任編輯: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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