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分逐利,讓出版滑向娛樂化 淺薄文化消解社會斗志--傳媒--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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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情暴力充斥的成人讀物改頭換面,在中國竟然三次以“童書”面世,這一極端案例說明—— 

過分逐利,讓出版滑向娛樂化 淺薄文化消解社會斗志

賀聖遂

2011年03月15日00:00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手機看新聞

  曹一繪

  2010年12月,一本名為《令人戰栗的格林童話》的“童書”因充斥色情、暴力等內容,受到眾多媒體和讀者的譴責,出版方因此受到停業整頓的處罰。這樣一本格調低下、低俗荒謬的作品,在其出生地日本,是被視為成人消遣讀物的。在中國,不僅改頭換面,以童書面目混淆視聽,而且十年之間三換出版社,如此前赴后繼,接踵聯翩地跟進,令各方人士驚詫不已。這一借低俗化、淺薄化和娛樂化圖書謀求經濟利益的極端案例,反映出市場大潮沖擊下,文化理想被有意無意忽略,文化產業中的“文化”正面臨從“中心到邊緣”的慘淡景觀,值得反思和警惕。

  浮躁風氣提供土壤

  娛樂化出版自然是出版業自身過分逐利的結果。近些年,國內出版業普遍存在一種“GDP崇拜”情結,總覺得出版產業化了,出版經濟的發展和利潤的謀取應該且當然是首要目標,有些出版人甚至放棄文化理想,隻重眼前的蠅頭小利,這是真正的本末倒置。與其他行業相比,出版業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價值在產業外。想想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或卡夫卡的《變形記》,書籍本身能夠帶來多少直接的經濟利益?而嘉惠於人類的卓越貢獻,又豈是這點經濟利益所能衡量?如果為了所謂“產業發展”,出版業可以不注重提升自身品位,隻借重取悅讀者的娛樂化文本謀求經濟回報的話,可以想見,出版娛樂化的情形會更加惡化,出版業也必將為社會各界詬病。然而,改變的力量是微弱的,趨利的慣性卻足夠強大。說到底,娛樂化的出版是與整個社會的浮躁密切相關的。經濟飛速發展、信息幾何倍增的年代,社會變得躁動不安,浮動、快速、流變成為其主要特征,這些都為社會文化的娛樂化生產和傳播提供了土壤。

  此外,大眾尋求膚淺文化、追求感官刺激的趣味,也加劇了文化娛樂化的趨勢。明知沒什麼價值,卻又不能舍棄﹔有時深受其害,卻又一次次沉浸其中。可以說,正是在社會、大眾和出版業的合力下,娛樂化的出版開始大行其道。

  淺薄文化消解社會斗志

  出版低俗化、淺薄化和娛樂化在任何時代都會對社會構成破壞力。明朝末年,受陽明心學的負面影響,士林“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許多基本的社會價值和倫理道德也被棄之不顧。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充斥誨淫誨盜內容的艷情小說盛極一時,引動世風民情為之一變。有時一書既出,隻要獲利,各地書坊會蜂擁跟進出版各種續書和仿作。從士大夫到引車賣漿者流,無不以睹此類書為樂。明末吏治腐敗鬆弛,世風驕逸奢靡,這類專以營利為目的的俗艷小說的大量出版,使頹廢風氣迅即彌散,已趨凋敝的社會更加破敗不堪。至1583年努爾哈赤起兵東北,短短幾十年,大明王朝土崩瓦解。除卻其他歷史原因,因低俗出版導致社會風氣的進一步敗壞,也許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明朝滅亡的一種催化劑。

  在一般人看來,漫畫是孩童的教養之書,而在日本是風靡社會的全民讀物。除了耳熟能詳的《鐵臂阿童木》、《蠟筆小新》、《櫻桃小丸子》、《灌籃高手》、《名偵探柯南》之外,政治、經濟、歷史這些本該庄重的內容,也都被以漫畫的方式呈現,更有甚者主打性與暴力,大量頹靡的內容充斥其間,令許多人沉迷其中。可以說,“泛漫畫化”的傾向早已成為日本出版界的重要特征。不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漫畫書出版總量佔到整個出版業的1/3,就說在近些年的數字化浪潮中,漫畫書更是支撐了日本出版業的增長。傳播學研究表明,媒介產品除有諸多積極功能外,也有一種“麻醉”作用——使人脫離現實,沉溺在虛幻世界中。從日本社會的現實看,漫畫最大的破壞力恰恰在於導致成年人因“迷戀”漫畫拋開了上進心,丟棄了工作熱情,如 “工蜂般勤奮工作的日本人”已經成了令人緬懷的“昔日風景”!日本百余年來這種文化變遷導致的社會風貌的重大變化,尤其是近年來漫畫風行過程中暴露出的出版娛樂化傾向及后果,都須引以為鑒!

  出版應發掘傳播優秀文化

  出版的重要價值不僅體現在發現優秀文化,更在於通過出版行為,引導社會和大眾的閱讀方向,從而達到提升國民素質的目的。我國的出版前輩早就意識到這一點,對出版的文化追求與社會責任有過深刻闡述。韜奮先生在其名作《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一書中論述道:“如果因為顧到商業而對文化食糧的內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殺政策。”創辦中華書局的陸費逵在《書業商之修養》中說:“書業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寶貴的,也可以算得是最卑鄙、最齷齪的……如以誨淫誨盜的書籍,供獻於世,則其比提刀殺人還要厲害。蓋殺人不過一人,惡書之害,甚於洪水猛獸,不知害多少人。”此外,如創辦過多家出版社的張靜廬在《在出版界二十年》中主張:“錢是一切商業行為的總目標。然而,出版商人似乎還有比錢更重要的意義在這上面。以出版為手段而達到賺錢的目的和以出版為手段,而圖實現其信念與目標而獲得相當報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發的動機完全兩樣。我們——一切的出版商人——都應該從這上面去體會,去領悟。”他還認為:“出版家的精神墮落,這趨勢比以賺錢為目的更可怕、更可憂慮。”在西方世界,美國出版人格羅斯更詩意地指出:“編輯的工作是讓一份快樂而健康的作品順利在出版的世界裡誕生。”“文化的前途有很大一部分是系於編輯人身上,正如同文化的前途要系於作者身上一樣”。以上論述都印証了出版文化實在是出版工作中頭等要事,它關系整個社會的醇善風氣,影響公眾的道德良知。優良的出版文化可以構筑積極向上的時代精神,提升國民的文化素養,而一味以經濟回報為導向的娛樂化出版,不僅危害讀者的心靈,從長遠看,戕害的是全社會的健康發展,最終出版業自身也難逃厄運。

  文化是一國之精神支柱,是民族賴以發展的根基。文化有多個層次,生存、消閑與提升,不可偏廢。在產業化過程中,出版者應該清楚,古往今來,出版業的核心價值和最高使命是發掘、傳播優秀文化,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如果丟棄了文化追求,以娛樂和碼洋為導向,許多匪夷所思的現象就會不斷出現,道德隨之沉淪,社會風氣也將因之頹唐。在這種情形下,即使創造了再大的產值,遠離了優秀文化和高尚情感的出版必將變得沒有任何意義!從這個角度講,所有優秀出版人都應該珍視自己的文化使命。



(責任編輯: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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