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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90周年紀念:一本雜志和一個時代
  2005年09月16日11:16 【字號 】【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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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9月15日的《新青年》創刊一向被認為是“新文化運動”的標志性事件。《新青年》整合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一代知識分子,以其鮮明獨特的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和表達方式,對中國青年的思想和行為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們的主張和追求也許在今天看來略嫌簡單,但在那個內外交困的歷史歲月,給予他們對觀念的思考和對中國現實問題的審視時間並不多,而在大時代的洪流中,他們必須選擇。

陳獨秀
(1879——1942)

 李大釗
(1889——1927)

胡適
(1889——1962)

劉半農
(1889——1934)

 

 






錢玄同
(1886——1934)

魯迅
(1881——1936)

沈尹默
(1882——1964)

    值《新青年》創刊90周年紀念之時,重新審視它所走過的路程,會喚起我們對那個風起雲涌時代的記憶,而那一代知識分子所經過的思想歷程也會促進我們對歷史有更多的反思。

  

《新青年》如何影響了舊中國

  ——專訪台灣“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

     《新青年》如何在袁世凱的高壓統治下創刊?在11年的歷程中,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今天看來,《新青年》的歷史意義何在?針對這些問題,本報記者日前通過電話採訪了最近剛當選為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國外會士的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王汎森。

  解決當時的政治不能隻靠政治

    《國際先驅導報》問: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創刊時刊名為《青年雜志》)之時,正值袁世凱復辟帝制。袁世凱及其所控制的國會利用各種立法對此打壓得很厲害,章士釗1914年創辦的以政論為主的《甲寅》雜志就在該年被查禁,作為前《甲寅》的編輯,陳獨秀怎樣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創辦《新青年》?

    王汎森答:章士釗的《甲寅》與《新青年》之間確實有密切的關聯,《新青年》的編者、作者先前多與《甲寅》有關,如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等。不過我認為《新青年》有一個特殊之處是《甲寅》所沒有的,《甲寅》太偏重談上層政治及政治理論,但是1915∼1916年的中國,政治及思想界之沉悶、彷徨,已到了足以壓垮人的地步。究竟解決當時中國的問題是不是要靠政治?這是陳獨秀有著與先前的思想家不同的思考。

    《新青年》慢慢發展出一條新路,認為解決當時中國的政治不能隻靠政治,要靠文藝、倫理、思想方面的變革,他們看待時代問題有一個“格式塔式(Gestalt)”的轉變。政治是“果”,不是“因”,如果不徹底改造思想文化,則舊政治會不斷循環再生,會不斷地有袁世凱之類的人物出現。《新青年》辦於袁世凱稱帝及簽訂“廿一條”之時,新文化運動則與張勛復辟的刺激有關,這些背景都是值得注意的。

    陳獨秀辦《新青年》時,北洋政府打壓言論、出版、結社自由非常厲害,比前清的報律還要落后。袁世凱死后,報律曾短暫停止,后來又恢復了。從1916年底到1919年“五四運動”,據統計,有29家報紙被封,16位記者或主筆被判徒刑或槍斃。不過,這些案例中幾乎都是因抨擊實際政治而起,《新青年》在理念上刻意不談政治。

    當時中國實際上存在著分裂的政治勢力,官方壓力隨地方不同也有所不同,陳獨秀是在上海辦《新青年》,似乎沒有受到什麼壓力或刁難。不過在當時,辦這類刊物還是需要相當的勇氣,因為沒有人知道底線在哪裡。

    陳獨秀當時所擔心的,主要是經費與銷量。陳獨秀首先商之於安徽同鄉汪孟鄒,但汪的力量不足以承擔印刷發行的事,后來找到群益書店的陳子佩、陳子壽兄弟,才得到經費來源。《新青年》一開始隻有一千多份的銷路。

    《新青年》為后世確立了價值標准

    問:照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分析,他認為當時如“自由”“民主”等觀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為文學的語言滲透到了政治語言中,從而輕易地深入各個階層的國民。由於法國國民本身對具體的政治實踐缺乏了解,政治教育卻由同樣缺乏政治實踐的作家們來完成,最后釀成了一場以抽象思想引導的大革命。對於《新青年》來說,因為它的撰稿人多為文人和作家,是否也是如此?這些撰稿人晚年有沒有對此有重新認識和反省?

    答:嚴格說來,那是一個宣傳、鼓吹的時代,對西方的觀念拿來就用,即使是鼓吹自由、民主,對於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精髓真正深入了解的人也並不多,所以這一大群文人、作家所作的鼓吹,確實有點像托克維爾所說的情形。

    《新青年》剛出時,銷量有限,一度還想中止。可是它很快的便成為搶手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影響非常巨大,已經成了思潮的“總發動機”。如果我們翻看當時全中國各地風起雲涌的各種白話刊物,或各種新興社團之間討論的話題,便可以看出這幾個領導刊物所激起的漣漪之大,各地方的青年往往撿拾《新青年》或《新潮》中的幾個觀念或幾個名詞,便沖泡成一大桶飲料。這幾個大刊物中的文章,往往一出版,就在各地造成翻天巨浪了,而且文調愈激越,主張愈決絕,影響愈大。

    你提到撰稿人晚年是不是有對當年言論重新認識和反省的,當然有。譬如陳獨秀晚年避居四川江津,所寫的最后文章和書信中所透露出的新認識,就是一個例子。

    問:《新青年》做到了對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一代知識分子的力量整合,其主要撰稿人之間有否有分歧?90年后再思考《新青年》,它的歷史意義何在?

    答:民國初年的任何思想運動或刊物,大抵是一個調色盤,總是各種思想五彩紛呈,但是每一個階段有一個突出的重心。《新青年》撰稿人的思想言論確實隨撰稿人背景及關心之不同,而有不小的分歧。但一開始有一個基本方向,即倫理的、文學的、學術的、打倒舊傳統的,后來則提出大家所熟知的口號“德先生”(民主)及“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