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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對外傳播

程雲杰

2011年01月09日16:59    來源:《對外傳播》     留言 0 條     手機看新聞

  群體性突發事件報道是當前中國新聞對外報道中一個極為特殊的領域,不僅涉及多方利害關系,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很可能直接影響國家和政府的形象,同時,這類事件新聞性強,媒體和受眾關注度高。在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傳統報道理念和手段暴露出了一些缺陷,我們需要在對外傳播的實踐中不斷探索如何做好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報道,以便在堅持“內外有別”、“以我為主”、“於我有利”等原則的基礎上,取得更積極的對外傳播效果。

  首先是要轉變觀念,認清群體性突發事件發生的必然性,積極打好主動仗。圍繞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報道,香港某報刊曾有一篇評論做過這樣的總結:“內地官方媒體一般會在群體性事件已受到控制,又得到妥善處理,並且有所定性后才會做到報道。”換言之,關於群體性突發事件鮮有實時報道。雖然這兩年,在貴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吉林通鋼事件、重慶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本田在華供應商罷工怠工等事件上,我們都在第一時間向海外讀者發出了較翔實的報道,捍衛了中國主流媒體的話語權,但是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報道整體上要再提高,需要改變長期形成的傳統思維觀念,拋棄所謂“好人不鬧事,鬧事無好人”的思維定式,更不能想當然地把群體性突發事件同“壞事”以及“有損國家和政府形象”劃等號。

  我們在監測海外媒體的報道中,經常會發現海外媒體援引國外人權組織和其他類似機構的消息,披露中國某省某地出現的群體性突發事件遭到中國警力的壓制,造成人員傷亡。通常情況下,這種報道都是夸大其辭,隻有碎片化的細節,但是因為海外媒體報道先入為主且危言聳聽,所以它們對中國國家形象的破壞力是很大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麼選擇積極應對,努力澄清,要麼選擇聽之任之,但不管哪一種方式,其實都是比較被動的狀態。

  第二、就事論事,避免“政治化”解讀。對外傳播之復雜就在於它涉及國際輿論斗爭,一方面群體性突發事件有可能被一些勢力所利用,在國際上丑化中國﹔另一方面,海外媒體的介入使一些參與組織者感受到國際媒體的重視,採取挾洋自重的策略,促使事態和局勢急速向不利的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關於群體性事件的報道應力克“政治化”的解讀,不能簡單地將群眾的集體訴求視為同政府的對抗行動。政府官員在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時宜慎用“有組織”、“有預謀”,“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教唆”,“有黑惡勢力操縱”,“不明真相的群眾”,“鬧事者”等詞匯,在處置措施上,尤其應避免隨意動用警力,將公安武警推到第一線,讓警民直接對峙。在對外傳播上不應渲染過激的言辭,而宜本著理性和建設性原則,集中報道事件發生的原因,相關各方的利益訴求和歷史背景,交待清事件的來龍去脈,報道好最新進展和解決問題的措施。

  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廣州市一些市民一度掀起的“粵語保衛戰”浪潮,因為正值亞運會開幕前夕,粵語又是海外華人使用最為普遍的中國地方話,這一事件受到海外媒體的關注。爭議源於7 月初廣州市政協的一份提案,為了加強亞運會軟環境建設,考慮到今年11 月亞運會將在廣州舉辦,期間會有大量外賓和全國各地的游客來訪,提案建議在本地電視台綜合頻道中加大普通話播報時間,以便營造一個好的語言環境,讓外地人更好地了解廣州。結果,引發部分民眾不滿,出現了“捍衛粵語”、“打響粵語保衛戰”的呼聲,一些民眾還相約集會,但並未成氣候。雖然這起事件看起來不那麼嚴重,但是在海外輿論密集炒作中央政府以普通話同化不同語言和文化的言論下,廣州市內掀起的“粵語保衛戰”很容易成為一個新的口實。為了爭取主動,在報道這起事件上,對外英文報道堅持用事實說話,指出“廣東是全國最早在電視台使用地方方言播出的地區,近十年來全國不少地方陸續效仿”的背景,同時也平衡報道當地民眾對傳統嶺南文化如何傳承的擔憂,及時追蹤當地領導和電視台的表態,點出爭議的背后反映的是少數族群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尊重與保護本土族群文化的呼聲,這樣就避免將“粵語保衛戰”簡單地理解為普通話和廣東話之間的矛盾,更不是政府、電視台同市民之間的矛盾,相反,它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保持自身特色,實現文化多樣性的問題。

  第三、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力求平衡客觀。如果群體性事件涉及群眾與政府和警力的對抗,政府實際上就成為事件的當事人一方,如果在對外傳播中一味報道政府的立場而忽視群眾的訴求,報道面對海外讀者就很難有市場,也很難形成正面的傳播效果。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維護穩定是基層治理的一項剛性指標,基層領導干部往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們對媒體的表態也不一定是客觀全面的。媒體要堅持大局,但是這個大局是國家、黨和人民的大局,所以要以大局的精神展開新聞調查,在報道中不妄語,不佞語,因為但凡群體性事件涉及政府和群眾的直接對峙,對外傳播過程中就勢必要涉及政府危機公關、形象重塑的議題,這時最忌諱的就是把話說滿,沒有回旋余地。從現有經驗來看,由於國家放開了外媒到地方採訪的限制,一旦發生重大群體事件,外國駐華新聞機構的記者都會趕往新聞現場,調查事件真相,所以對外報道不能也無法採取一邊倒的策略。一個更為現實的做法就是正視問題,本著對人民和國家負責的態度,平衡反映各方聲音,包括在對外宣傳中履行一定的輿論監督職能,增加報道的可信性。

  在這方面,貴州瓮安事件的對外報道比較典型,由於沖突涉及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局,在組織對外報道時,新華社堅持多方切入,平衡報道,留有余地,相繼播發了《中國獨家報道:貴州女生離奇死亡引發的暴力事件趨平息,懸疑猶存》、《貴州省委書記稱瓮安事件背后存在深層次原因》、《貴州警方說,有証據表明瓮安事件當事女孩並非被奸殺》、《瓮安事件當事女孩家屬同意安葬死者》、《貴州省委書記反思瓮安事件,表示嚴查失職瀆職官員》、《瓮安縣公安局政委和局長被免職》等稿件,被美國《華盛頓郵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洛杉磯時報》、《今日美國報》、《英國衛報》等西方主流媒體轉載。

  第四、多渠道密切追蹤事態進展,做好議題設置。事件緣何發生以及如何發生,又將會產生怎樣的結果,這是在群體性突發事件發生后,人們最想知道的信息,前者是還原新聞現場,發掘事實真相,后者是梳理來龍去脈,透過前因與最新進展判斷走勢和結果。然而,在事件發生后,真相並不會自動呈現,而且往往會顯得錯綜復雜,扑朔迷離。而真實性是新聞的第一生命,所以,在對外傳播過程中特別看重消息來源,記者要深入“風暴”中心,尋找當事人、目擊者、利益相關方和其他權威消息源,援引他們的觀點、回憶和講述,將破碎的細節穿連在一起。即使一時的報道不夠完善也無妨,因為事件的完整度和真實度是隨著報道向前推進不斷呈現在讀者眼前的。同時,還要密切追蹤事態進展,特別是要盯住網絡媒體,隨著微博、播客的廣泛應用,“公民記者”已經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報道力量,在記者無法抵達新聞現場的時候,一些群眾自發在網上披露的信息能夠幫助受眾了解事件真相,當然在引用過程中除必須交待來源外,還要以此為線索進行採訪佐証或質疑。除此之外,關注網上論壇、貼吧也有助於找准熱點,判斷事態的發展,及時做好議題設置,引導輿論。在互聯網技術十分發達的今天,用行政的辦法回避問題已經不太可能。比如,瓮安事件發生后,傳言很多,一些說法如“女生拒絕協助高考作弊而被害”、“警方故意掩蓋真相”、“凶手是縣領導子弟”、“受害者家屬被毆身亡媽媽發瘋”等在網絡上隨處可見。在“粵語保衛戰”中,網絡推手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廣州市政協委員韓志鵬在微博上的一句“母語告急!嶺南文化垂危!”短短幾小時內就有數千條評論和轉載。雖然在“嶺南十大文化名片”評選中,粵語本來不在專家推薦的20 個候選項目之內,結果在網絡投票中異軍突起,以超過100 萬張票高居榜首。

  第五,建立新聞線索的保障機制。從國內輿情發展的動向來看,群體性突發事件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跡象,從以往以農民工、城中村居民等弱勢群體為主向中產階層蔓延,比較典型的是廈門市民、上海市民和成都市民分別以溫和散步的形式抗議有爭議的PX 項目、磁懸浮項目和石化項目。隨著經濟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產階層的增加,人們對生活質量和公共服務的要求會逐漸增強,而中國今天雖然已經走出了商品短缺的時代,但是在醫療、社保、就業、環境衛生、食品安全和教育等公共服務方面依然面臨著嚴重的短缺問題,加之法治社會建設的不足,民生民意訴求表達渠道的不暢,社會矛盾很容易積聚。所以,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對外傳播絕對不是媒體的獨角戲,要在這類敏感事件的對外傳播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媒體需要在服務大局的基礎上以職業化的手段做好報道,各級政府也需要認真落實黨中央的要求,堅持以人為本,在妥善應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同時,從國家的大局出發,尊重對外傳播的特殊性,給予對外報道有力支持。
(責任編輯:翟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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