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趙啟正同志有十年了。十年前，啟正同志作為上海市副市長，率團到澳大利亞。當他動員澳大利亞的羊毛商人將羊毛送到保稅區時，他說：“你的羊毛放到上海的保稅區，這羊毛就會‘叫'。”這句話讓人覺得很有味道，充滿了智慧。后來，這句話變成報紙的大標題。啟正同志在擔任國務院新聞辦主任之后，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過一次講話。他用圖片對比的方法講述了中國婦女的變化：解放前中國婦女是小腳女人，而如今中國的女足進入世界行列。這個比較多鮮明啊！這些點子都是啟正同志想出來的。他是學核物理的，但是他很懂得和人交流。我想外交學院要開一門課，叫交流學。在某種意義上，這一講就是交流學的第一課。

　　　　　　　　　　　　　　　　　　　　　　　　　　——吳建民院長

　　吳院長請我來和大家見見面，交流一下，我覺得我應該來。他不僅是我的偶像，也是我尊重的朋友。同時，我深感外交學院是外交家的搖籃，外交家除了應具備國際政治、世界經濟等基本知識外，一定要有國際輿論斗爭的基本概念。如果一個外交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ＩＴ時代，不能從容對待媒體，或者不能運用媒體來表達自己國家的立場，這就是一個缺點。所以大家如果能夠在和媒體交往方面有初步的知識和專業的訓練，那就是如虎添翼。

　　國際輿論環境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

　　●媒體和政要聯合制造輿論環境

　　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日益進步的新形勢下，國際輿論對國家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大。如果閱讀四五十年前的外交學經典著作，大家就會發現，那時候大使的責任是比較小的，因為無線電發明之后，“外交無小事”了，事事要請示。在無線電發明之前，大使的權力很大，因為他沒有辦法請示，隻能自己決定許多事情。可是在今天，事情突然發生，通訊、媒體反應迅速，大使們根本來不及向國內請示和匯報，要依靠自己的外交閱歷和判斷來回答問題。所以說，國際輿論對各國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

　　輿論環境就是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的評論，大多數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形成對該國的輿論並產生影響，這就是輿論環境。輿論環境到底是媒體造的還是政要做的？我們覺得，往往是他們聯合制造的。

　　●布什一箭多雕

　　前段時間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感恩節時布什在沒有宣布的情況下，突然跑到伊拉克呆了兩個半小時。對此國際輿論有很多稱贊的報道。英國稱：這是英勇無畏的行為，在此之前這種突訪被認為是絕對不可能的。有的國家就說這一箭至少不是雙雕，是多雕了。一方面，他個人的威望上升了﹔另一方面，他向世人表示在伊拉克問題上決不后退。舊金山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中東問題專家史蒂芬說，這是做給美國公眾看的公關活動，它隻有象征性的意義。可以說，現在的政治家很善於利用媒體，因為報刊、電視、互聯網對外交、政治、軍事、文化進行報道可以起放大或縮小的作用，這說明並不像某些美國新聞學者說的：美國的媒體像一個平面鏡一樣沒有失真地反映世界。媒體不是平面鏡，而是哈哈鏡。

　　●我說ＣＮＮ不好

　　ＣＮＮ的創始人是泰德·特納（Ｔｅｄ  Ｔｕｒｎｅｒ），我們多次見過面。他問我ＣＮＮ好不好，我說不好﹔他說為什麼，我說你們一小時一次整點新聞的片頭有很多國際重要政治事件的鏡頭，其中有“六四”政治風波時一個青年人在坦克前走來走去的鏡頭。我說，這個鏡頭你放了十年﹔他說，不是我一家電視台，都這樣放﹔我說不，就你一個人，別人早就不放了。他當時就對旁邊國際部的主任說：“你為什麼老放這個鏡頭，美國也有類似事件。你看我怎麼處分你。”我說：“死緩吧，讓他先改造。”我以為他是在跟我開玩笑，后來據說，他回去真的說了那個主任，那個鏡頭也被取消了。我還對特納說：“ＣＮＮ不公正，報道中國和亞洲的時候以陰暗面為主。如果北京有七處鮮花盛開的地方，有三處垃圾箱，你拍攝的時候，拍七分鐘垃圾箱，拍三分鐘鮮花，最后大家認為北京是個垃圾城市。”他說：“這也許有可能吧。”所以說媒體對事實的報道並不是十分客觀的。可以看得出，誰佔領了輿論的制高點，誰就有可能贏得國際社會和廣大公眾的理解和支持，把握先機和主動。

　　所謂制高點就是人家相信你的觀點和消息。輿論宣傳作為各國政治、外交、經濟、貿易的一種戰略武器，在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十年冷戰期間，輿論曾對國家政權的改變、世界歷史的進程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

　　●媒體是國家權力的重要資源

　　我們必須從維護國家利益的大局出發，高度重視輿論環境對國家安危的作用。毛澤東在延安時就曾說過：“筆杆子和槍杆子結合起來，事情就好辦了。”拿破侖也曾說過：“一支筆杆子勝過兩千條毛瑟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說：“一美元的外宣費用等於五美元的國防費用。”他任總統期間，建立了美國新聞署，提出“美國之音”要越過國境、越過海洋，穿過鐵幕和石牆，同共產主義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尼克鬆在“水門事件”中受挫，差點受到彈劾。他慨嘆：“三份不友好的報紙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還說：“媒體已經成為國家權力的重要資源。”基於這樣的認識，美國歷屆總統越來越重視輿論的作用，將其作為對外戰略的一個手段。

　　●兩個新英文詞

　　我也是最近發現有個新的英文詞叫ｍｅｄｉ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譯為“媒介外交”或“媒體外交”。它的定義就是，運用媒體闡述和推進外交政策。媒體外交在上世紀５０年代以來在蘇伊士運河事件、匈牙利事件、古巴導彈危機、越南戰爭、歷次阿以戰爭、馬島之戰、兩伊戰爭以及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中都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８７年戈爾巴喬夫做了一個大動作：在美國的壓力下取消了對“美國之音”、“自由歐洲廣播電台”的干擾。當時美國輿論對此大加贊揚，認為他這個行動比他決定從東歐撤走５０萬蘇軍還重要。當時“美國之音”的執行委員會主席泰勒說：“東歐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共產主義是我們眼中的怪物，正在土崩瓦解，‘美國之音'和它的同行幾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勞動得到了回報。”

　　“......當我們從沙發上站起來時，南斯拉夫已經沒有了。”

　　南斯拉夫最后一任總統米洛舍維奇的夫人米拉·馬爾科維奇是研究政治學的，在歐洲一些大學任兼職教授。有一次她在北京見到我說：“趙同志，我向你祝賀，你榮任‘戰爭'部長。”我問：“為什麼這麼說？”她說：“新聞部就是‘戰爭'部。我們在南斯拉夫聽著‘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廣播電台，當我們從沙發上站起來時，南斯拉夫已經沒有了。”這句話說得很深刻。

　　●美國強化宣傳自己

　　１９９９年，美國認為美國新聞署不夠強大，宣布撤銷。但實際上不是撤銷，而是把它歸並到國際公共信息小組去領導，進一步加強對外宣傳，強化大眾傳媒和文化外交的作用，進一步推廣全球戰略，確保美國在信息時代的優勢。美國還成立了全球交流辦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該辦公室屬於白宮，主要職責是，第一，評估美國對外宣傳的方式和策略，協調相關機構，根據美國戰略溝通交流的構架和戰略重點，謀劃宣傳內容，協助相關機構制定有效的對外宣傳戰略﹔第二，與決策和宣傳機構共同制定戰略，真實、准確、有效地宣傳美國的政策、人民及文化，並與外國政府合作，制定宣傳策略。他們認為，要說美國好，不能隻是美國的通訊社說美國好，要讓外國通訊社也說美國好。

　　中國在國際輿論中的處境

　　我們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媒體在國際輿論格局中的壟斷地位沒有改變，全世界重要的國際新聞８０％以上是發達國家有數的幾個大通訊社提供的。而發展中國家，甚至包括發達國家日本，連一個能對全世界國際輿論起作用的通訊社都沒有。

　　●文化交流的逆差

　　西方大國利用輿論宣傳對中國進行西化和分化的努力一直沒有放鬆過。雖然我們的對外宣傳在局部和某些重大問題上有所突破和進展，我們在西方的聲音有所增強，但影響力仍十分有限。美國眾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主席提出，２００２年《自由促進法》要求將中國列為美國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標之一。在世界上至少有２?３的消息來源於佔世界人口１?７的發達國家。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基本上主宰了全球國際新聞的報道。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新聞大多是轉載他們的節目。中央電視台每晚新聞聯播中的國際新聞部分，多數片子是我們買的，然后加上我們的解說詞。這是因為我們沒有機會搶到第一手資料。中國媒體國際報道的原始信息來源於美國媒體的約佔８０％。有一份對９１個發展中國家廣播電視的調查研究資料表明，這些國家進口的節目，包括電影和新聞，最少的佔３０％，最多的佔７５％，平均佔５５％。中國在對外文化交往方面處於逆差。我們進口的文化產品一個是報紙和新聞，一個是書刊和電影。報紙類我們出口是１，進口是４﹔ＶＣＤ、ＤＶＤ電影出口是１，進口是１４。這就是我們文化產業的觀狀。

　　●互聯網成了新戰場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反華勢力利用互聯網等手段對我國進行滲透，我國面臨的國際輿論形勢更為復雜。《紐約時報》曾刊載一張漫畫，畫了幾台計算機、幾條光纜穿過長城，進入中國大地。光纜像樹根一樣把中國大地覆蓋了，表明互聯網的滲透。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說：“中國不會拒絕互聯網這種技術，因為它要現代化。這是我們的可乘之機。我們要利用互聯網把美國的價值觀送到中國去。”

　　中國現在的上網人數是７０００萬，佔全球上網人數的９％，而我們的人口佔全世界的２２％，這說明我們的網絡還是落后的。但更落后的還不在這裡。在全世界的互聯網服務器的內存中，中文的信息隻有４％，這４％還不全是我們的，還有新加坡和台灣地區。而美國提供的一般信息佔８０％，服務信息佔９５％。互聯網是當前國際輿論斗爭的新的戰場。

　　●西方炒作的第一個“熱點問題”——人權

　　我們曾對美國的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道進行過統計，統計的范圍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美聯社、ＣＮＮ等。在一個季度裡，按題目來說，負面的佔一半，中性的佔２５％，有一點積極意義的佔２５％﹔如果按字數或按文章長短算，９０％以上是負面的。因為負面文章長，正面文章短。

　　西方媒體反復炒作的我們的“熱點問題”，第一就是人權問題。他們把人道主義干涉作為當今外交的理論基礎，認為人權應當成為國際關系的准則。美國每年３月發表國別人權報告，對１３０多個國家的人權進行評論，但是不評論自身的問題。我們每年准備一個《美國人權記錄》，即用一年的時間，對美國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私藏槍支、選舉的不公道、吸毒、司法不公正等現象進行搜集，在每年的２月准備好，放在服務器上，並注上幾行字：美國在某月某日發表了其他國家的人權報告，但是沒有它自己的內容，我們“補充如下”，署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馬哈蒂爾曾對我們駐馬來西亞大使館的官員說：“中國的《美國人權記錄》寫得好，希望你們每年早點把英文的譯文給我。”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發表評論，美國發表國別人權報告，其中包括中國，這不是對中國人權的關心，是對中國施加政治壓力，是一個砝碼﹔而中國公開反擊，也不是關心美國的人權，這是一種政治平衡。最后隻有兩種結果，或同時停止，或繼續進行。這說得也對。我們不能把人權的旗幟老讓給美國高舉，我們也要高舉人權的旗幟。同時我們還做《人權》雜志，有中、英文兩個版本，表示我們對人權的關注。

　　●第二個“熱點問題”就是西藏問題

　　２００２年法新社涉藏報道２２０篇，路透社１１０篇，美聯社１８０篇，連續攻擊我西藏政策，歪曲西藏發展進步的事實。達賴集團加緊與國外反華勢力、東突、台獨、法輪功分子勾結，在國際上夸大西藏問題。我負責關於西藏問題的國際大辯論，我們做了很多的研究，邀請西藏的活佛、西藏的文化工作者、藏醫或過去的農奴用親身體會講述西藏的變化，效果比較好。

　　●第三是台灣問題

　　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遏制中國的一張牌。我們對台灣問題也寫了很多的小冊子和書，也不斷地發表一些言論。我們還建立了台灣網站，台灣民眾點擊的很多，包括台灣國民黨的副主席蕭萬長、金門縣縣長都來投稿，祝賀大陸人民新年快樂。我們也請我們的政協副主席祝他們新年快樂。所以說，在網上禮尚往來是很方便的。

　　●第四是宗教問題

　　這是西方媒體長期炒作的老問題。美國在國別人權報告中有很大的篇幅指責我們的宗教問題，妄圖利用宗教勢力對中國進行滲透。中國的穆斯林涉及十個少數民族，總人數兩千萬。這十個少數民族中很多的民族跟漢族的文化融合得很好，隻是新疆的少數穆斯林受外國勢力的利用，以宗教為理由搞“東突獨”——東突的獨立。我們新聞辦牽頭搞了一篇大文章，叫《東突恐怖勢力罪責難逃》，把東突近年的恐怖罪行，包括放毒、放火、殺人統一公布了。發表之后，美國和聯合國接著就宣布在我們文章中點名的“東突伊斯蘭運動”為恐怖組織。

　　他們的熱點中還有“中國威脅論”。“中國威脅論”中有很多分論或子論，如糧食威脅論：中國耕地隻有全世界的７％，中國的人口有２２％，那麼吃什麼呀？世界的糧食不就危險了嗎？另外有中國輸出通縮論：中國的勞動力這麼便宜，賣給美國的東西那麼便宜﹔日本經濟空虛化了，日本的企業家把工廠都搬到中國去了......

　　這些“熱點問題”，就直接關系到中國在國際輿論中的處境，值得大家認真研究，並通過我們今后的努力工作，為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做貢獻。

　　我們如何在國際輿論中發揮作用

　　●向世界說明中國

　　有人問我：“你們今后的任務是什麼？”我說：“向世界說明中國。”我不說“宣傳”，因為“宣傳”這個詞很容易被反用。向世界說明什麼呢？說明中國的政策、說明中國的社會發展、說明中國的歷史、回答對中國的問題、反擊對中國的攻擊，就這麼簡單。手段也是多種多樣的。

　　我們從事對外宣傳工作，當然要宣傳十六大精神和“三個代表”的思想，但這很難，因為外國人不太容易聽得懂。與其這樣，不如宣傳我們的制度、宣傳我們的發展、宣傳我們的政策，表達我們是如何支持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的。

　　●報道要快

　　我們還有一項需要改進的就是對突發事件的報道要快。我們的大使們對我們說，在國外遇到突發事件要求我們解釋的時候，我們不知道事實就很難解釋，這對我們的傷害最大、最有殺傷力。所以，我們這方面要改進，要快。

　　●幾本有意思的書

　　另外，我們出了很多精品書。比如回顧抗日戰爭時期的《駝峰》，講的就是日軍把滇緬公路封鎖之后，美國開辟了飛越喜馬拉雅山的航線，由印度向中國空運軍火，支持中國抗戰的故事。美國前后共犧牲了１５００多名飛行員，損失了６００多架飛機。這個事實被埋沒了很多年，我們挖掘出來之后在美國舉辦了展覽，非常成功。《駝峰》的出版將中美友好向前推進了一步。大家看過美國電影《珍珠港》吧？最后有個杜利特轟炸機大隊從航母起飛轟炸東京，之后１６架飛機沒有汽油了，其中１４架迫降在中國南方，被中國民眾救了。日本人為此報復殺了很多中國人，但有少數人還健在，我們也把他們帶到美國去，和當年被救美國老兵見了面，場面很感人。

　　我們還編撰了一本叫《猶太人在中國》的畫冊。歷史上猶太人多次到中國，最感動人的就是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當時在歐洲，納粹德國正在迫害猶太人，全世界都不接納他們，而中國的上海不需要護照、不需要簽証接納了三萬多猶太人。這些人和他們的后代中的很多人都成了當今世界的精英。這本書出版后我收到了很多信。基辛格是猶太人，他為此書出版向我們表示感謝。還有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ＷＴＯ的美國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給我寫信說：“這本書我們作為傳家書來保存。”為什麼？因為世界各國都歧視猶太人，都有“反猶”思想，惟獨中國沒有。有一個德國人買了１０００本。於是，我們受到啟發，把它翻譯成了德文。以色列人說願意將它在國內翻譯出版。

　　我們還跟外國媒體展開交流。不僅是像特納這樣的大人物，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法國最大的世界雜志出版社、德國的貝塔斯曼，世界最大的書刊出版社，我們都有很密切的聯系，但是外宣決不是我們一家能做的，必須動員大家的力量一起去做才能完成。

　　來源：《世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