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尊為“佛商”，當選“中國企業領袖”，被稱傳媒“智者”和“大亨”，是香港人傳說中的“神秘的大佛”。

　　當然更多人知道劉長樂，還是因為鳳凰。

　　■劉長樂

　　鳳凰衛視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

　　1951年11月生於上海。1953年隨父母到北京。

　　下過鄉。后進工廠。1970年從軍。

　　1980年11月調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歷任記者、編輯、新聞評論員及高級管理人員。並就讀北京廣播學院。

　　1988年投身商海。第一桶金來自原油貿易，做石油制品買賣中間商很快完成原始積累。一年后，赴美發展，1990年到香港。

　　1996年3月31日，旗下今日亞洲有限公司，與“衛星電視”及“華穎國際”有限公司共同創立鳳凰衛視有限公司，並於2000年在香港創業板上市。

　　3月31日，鳳凰衛視八周年。

　　這樣的時候，當然該做劉長樂。一個頗傳奇的人物。

　　他最准確的身份應該是個商人，成就可謂“灼灼其華”───據說個人總資產數十億人民幣，名下40多家全資或控股企業，分布在中國內地、新加坡、香港、美國，僅在內地投資就達上百億人民幣。在廣東茂名，國內最大的25萬噸級原油碼頭，他的公司佔有1/4的股權。在北京和廣東，他的公司投資修建的高速公路長達300多公裡。

　　當然更多人知道劉長樂，還是因為鳳凰。

　　他被尊為“佛商”，當選“中國企業領袖”，被稱傳媒“智者”和“大亨”，是香港人傳說中的“神秘的大佛”。

　　這樣一個選題不容易做。做一個財經人物訪談實非所長，那麼談鳳凰嗎，談怎麼做傳媒？會不會太悶？那可是研究者們寫論文的題目，甚至，還有專著。眼前就有值鳳凰八周年之際適時推出的新書《解密鳳凰》，封面上劉長樂被一干名主持眾星捧月拍出來的那張照片，效果令人絕倒，人稱《無間道4》。

　　還好還有劉長樂自雲“農工兵學商一樣不少”的53年人生，以及它們為他日后做事做人留下的痕跡。

　　3月16日上午，在紫金賓館劉長樂軒敞的辦公室與他見面。他居高臨下地握手，似乎很放鬆地點煙，但時刻機敏如箭在弦上，反應快得像刀鋒，很多問題回答得很工巧，似乎總有力量把話題拉到他想說的方向上去。而在這一切之上，是軍人似的爽朗親切，比如一落座就快人快語地問候起我們攝影記者的頭發，然后說起自己一生中惟一一次剃光頭的往事：“剛當兵的時候。覺得是生命中重大的事，應該有點兒儀式感。”

　　■我們這一代人，經歷的事情往往超過我們年齡負荷。常常在還沒有來得及准備去承擔一些大任的時候，這些大任就砸到你腦袋上了

　　記者：我注意到您談自己經歷的時候挺強調您是從工廠去當兵的。

　　劉長樂：因為好多人是從農村，為了擺脫農村當兵去的。而我那時候實際上已經當了工人了。

　　記者：當兵在您是一個主動選擇？

　　劉長樂：對。還是后門兵，因為我近視眼，要不走后門我當不了兵。

　　記者：為什麼，覺得當兵能給自己帶來什麼？

　　劉長樂：比較向往。我們那時候屬於還是比較有社會責任感的那麼一代人，因為從小就受這種集體主義的教育、愛國主義的教育。我當兵是在遼寧錦州，是野戰軍的工兵連。

　　記者：還參加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搶險。看到您母親的一個回憶，說3個月沒見到你，終於等到你回家，瘦得厲害，兩手十指的指甲都磨掉一半，指頭肚全部結痂。

　　劉長樂：因為我那時候在工兵連隊當指導員。工兵連隊每次搶險救災都在最前邊，逢山開道，遇水架橋，這就是工兵。

　　記者：很辛苦的那一種？

　　劉長樂：很辛苦。那時候我已經當連隊指導員了，屬於比較年輕的指導員。

　　記者：經歷那種場面好像對很多人的刺激非常大。

　　劉長樂：我當時還好。因為1975年營口的大地震我們也是排頭兵，面對死亡、面對災害、面對天崩地裂生與死的考驗，這種事兒我們已經見過了。唐山無非就是數量的增加。我自己當時照了很多唐山的照片。

　　記者：營口地震那會兒您24歲？

　　劉長樂：對。那時候我是排長。

　　記者：我發現您特別愛強調您在那會兒的……

　　劉長樂：那個位置，是吧？

　　記者：當時的官職。您是很有自豪感是吧？

　　劉長樂：不是自豪，是一個責任。比如說你作為一個連隊的指導員，一個連都歸你帶。你在救災中間應該起的作用就不是要保一個人，而是要保一片人，是負責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記者：您這方面的意識好像是特別強。

　　劉長樂：好像有領導人的素質是吧？其實也是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經歷的事情超過了我們年齡負荷。所有的事情都是提前的，提前了很多。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都是提前去串聯，才十四五歲的時候就開始跑遍全國了，然后到了十五六歲的時候父母又提前被抓起來了。很小就受了刺激，然后又經歷了很多，我是工農兵學商全干過。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在比較還沒有來得及准備去承擔一些大任的時候，這些大任就砸到你腦袋上了。

　　■西方人對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太低估了，他們以為中國現在還是靠關系就能夠生存。說鳳凰有背景，是他們一種非善意的揣測

　　記者：后來大家談及你，也好像特愛提到您的軍隊背景。

　　劉長樂：那是海外的媒體和西方一些輿論，他們一種非善意的揣測。他們認為你們到海外去辦媒體，而且辦得這麼好，是不是因為你背后有人支持？認為你是有背景、有來頭的，甚至認為你是不是現在還屬於某某勢力集團，或者你是不是現在還屬於軍方？這樣就“陰謀論”了。

　　記者：也不光是西方這麼猜吧，網上大家也有很多議論。

　　劉長樂：其實現在背景問題也基本上沒有了，除非對我完全不了解的人。那天CNN訪問我，他們現在已經把中國的“關系”這兩個字已經用音譯的方式直接用在英文中間了。

　　記者：哦，像“功夫”一樣？

　　劉長樂：對，跟“功夫”一樣。他們就問我這“關系”，他們也認為是關系學的成功。我就跟他們講，做生意，中國有句流行的話叫“八十年代靠膽子，九十年代靠路子，二十一世紀靠腦子”。關系學，在現在這個土壤裡，不能說完全沒有作用，但實際上它的作用已經變成相對比較次要了。特別是像媒體，這種市場化的、非常透明的產業，它是赤裸裸地攤在光天化日之下讓大家去評判、給你打分的，這個跟“關系”幾乎是，可以說老實話是沒有什麼關系。在香港，完全中資的機構和企業太多了，他們真是百分之百的中國背景，但很多的企業應該說都沒有成功，或者說都沒有取得他們應該有的輝煌。相反，很多沒有這種背景的企業卻成功了。我覺得對鳳凰來說也是同樣的道理。

　　現在很多國內的市場化運作都涉及體制轉換的問題。如果你沒有真正轉換體制，成功的機會非常小。因為你面對的是一個市場大潮，它對你的評判，完全是根據你現在的體制怎麼樣。比如在央視這樣一個機構中間，做得比較成功的是央視跟法國合資的索福瑞調查公司。並不是說法國人多麼高明，關鍵是它的體制變化了，變成一個市場化體制，一個多元化的體制。這種市場的變化對於這個企業、公司的發展來說，才是最根本的一個催化劑。

　　所以我覺得現在回應這個問題，應該更多地從這個方面來想。西方人對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太低估了，他們以為中國現在還是靠關系就能夠生存。其實越是靠關系，某種程度上來說，你暴富的可能性有，但你企業的持續發展，幾乎越是沒有可能的。

　　■冒險性的創新是鳳凰新生勢力的途徑。中國輿論環境的發展和改善不可能是跨越式的，但是漸進式的方式它也必須往前走

　　記者：您1996年創辦鳳凰，那應該還屬於是90年代，就是“靠路子”的時代，那會兒您是怎麼就闖開一片天的？又是什麼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讓您走到今天？我看到過您有一個說法：“冒險性的創新是鳳凰新生勢力的途徑。”您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的時候也提到：“我有一種使命感，我覺得中國的老百姓，甚至包括中國的政治家們也希望鳳凰帶頭去沖破一次一次的障礙。鳳凰一次一次地挑戰官方新聞的底線，使得這種空間變得越來越大。”

　　劉長樂：首先，中國的輿論環境需要改變，這已經成為不容爭辯的一個事實。與其說是我們需要它，倒不如說是時代、科學技術包括市場推著我們不得不走到這一步。比如說衛星電視的出現，它在技術手段上對於封閉天空的滲透，或者進入，是無以復加、無孔不入的。互聯網也使人們的知情權一下子放大了無數倍。而且來自環境的沖擊，也是刻不容緩。比如市場化的腳步、WTO的沖擊，也到了一個讓我們必須要面對的時刻，就是媒體的進一步開放，將使得我們很可能是措手不及的。

　　作為一個媒體人，這個趨向、走勢我們是非常清晰、非常准確。我這次跟默多克對話也提到這個問題，輿論環境的發展、輿論環境的改善不可能是跨越式的，但是漸進式的方式它也必須往前走。

　　記者：但很多人會在等待，而你們是主動地在推進？

　　劉長樂：這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做了鳳凰的原因。我們的市場生存空間是狹窄的，生存初期遇到幾個矛盾，一個是規范化的商業媒體和相對封閉的不規范市場的矛盾﹔再一個是我們低成本的運作和高品質的節目需求之間的矛盾﹔還有觀眾的需求、觀眾的願望和政府的法律、政府的管理的矛盾。這些東西我們不能不面對。

　　不過反過來一想，我們鳳凰誕生的上個世紀90年代，是一個從經濟上到政治上都趨向於迅速全球化的過程，媒體方面，比方說默多克新聞集團、維亞康姆，這些大的國際媒體集團在迅速地擴張。他們擴張的最基本的一個規律就是全球化，也包括它們對中國、對華語世界的擴張。這些大鱷對中國媒體的這種染指，速度之快，他們態度之奔放，我們確實覺得我們是有點兒望洋興嘆的，鳳凰做這麼一點兒小小的動作，和這些人比是小巫見大巫。說句老實話，我們還隻是招架都來不及。

　　■面對國際媒體集團對華人世界的擴張，作為媒體人有他的壓力和責任。鳳凰的空間並不比別人大，是我們自己不斷去試、不斷爭取來的

　　劉長樂：當然，面對這種擴張，作為我們中國的一個媒體人，像我1980年開始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甭管怎麼著也干過十多年媒體，也算是個老媒體人吧，也有他的壓力和責任。

　　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巧合，1996年3月31日鳳凰衛視誕生的，你知道半島電視台什麼時候誕生的嗎？1996年2月。在西方的英語主導天下，西方媒體對中國、阿拉伯世界和其他的語種的覆蓋和滲透都日趨強悍的時候，鳳凰和半島應運而生，非常非常巧合。

　　而且它們都生在一個地緣文化非常有意思、非常獨特的地方。半島是生在卡塔爾，卡塔爾是阿拉伯世界中一個相對開放的一個很小很小的小國。鳳凰是誕生在香港，也是一個很小的行政區劃。它們相同的地方在於，都不講英語，他們都講自己本土的母語。

　　但從投資角度來講，我們與他們差距很遠了。半島當時是1.37億美元的注冊資金。之后五年之內，卡塔爾國家為他們每年貼補10億美元。這是非常驚人的數字，所以它能有今天這樣一個品牌。當然鳳凰也有一個非常好的品牌，但是我們沒花那麼多錢。再以后，不管是“9·11”，還是伊拉克戰爭，鳳凰和半島應該說都在英語世界一統天下這樣一個輿論板塊中間獨樹一幟，打開了一片非英語的新天下。這個是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一方面是應運而生，另外一個，我們把握住了大運。所以有人說我“你是一個典型的弄潮兒”。我的確很喜歡游泳，而且我是蛙泳的二級運動員。恰如其分。

　　有人說鳳凰是一幫瘋子，當然首先是從我開始瘋起的。而我們說我們是一幫理智的瘋子。我們瘋是瘋在我們的情緒上，瘋在我們的斗志上，精神方面。但是在政治導向方面，包括在對待大運的時勢把握、時政的把握，包括對於經濟運程的把握方面我們是非常理智的。

　　記者：那具體又是怎麼做到呢？像您說的“在中國有很多的風風雨雨，怎麼樣因勢利導，駕馭好”？

　　劉長樂：關鍵是，應該持一種積極的、善意的媒體立場，而不是苛求的，或者說惡意的一種媒體立場。必須承認，官方的管理部門和機構，面對這種變化他們的心態是復雜的，一方面他們也主張改革開放，非常強調在開放中間去求發展，在開放中去求奮進。但是他們另外一方面又不希望亂。這種心態我們非常理解。我認為中國的官方領導人也是很開明的。

　　在這個大前提下，我覺得我們做什麼事情都好辦。這一點我們的評論員心目中是擺得非常清楚的，我們要做幫忙的事，不做幫倒忙的事。這個動機很重要。其實鳳凰，它對自己的自律遠遠超過了很多其他媒體。我們的空間並不比別人大，是我們自己不斷去試、不斷爭取來的。從內容上無法突破，就從形式上突破。我們在想盡辦法突圍。這個“圍”並不都是官方給你設置的，也有很多是傳統的勢力，有很多是人們接受習慣、我們自己的慣性帶來的。

　　■一個媒體對我們的生態和生存環境乃至整體文化結構會發生怎樣的影響，那種滿足感是錢買不到的。永遠尋找我們新的發展和新的創意，是鳳凰發展的根

　　記者：說到自律，那次吳小莉被朱總理點名，您不同意把這件事放當晚的《時事直通車》頭條。在眼下這個不少媒體都很自戀，這方面惡例頻頻的年代，這挺難得。

　　劉長樂：小莉那件事情我們很激動，說老實話，因為我們當時是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有很多的人對我們是有非議的，包括各種各樣的非議。總理在那樣的一種情況下對我們有這樣的一種認同，這絕不是誰導演的，不是誰想這麼做就做的，這是一種很大的對我們的回饋，我覺得代表了觀眾的回饋。所以當然我們大家很激動了，有人提議把它放頭條。我說不要這樣。那天最重要的新聞是人大閉幕了，是總理的這個班子被認可、換屆成功了，然后才是新聞發布會，然后才是新聞發布會上的一個花絮，就是小莉的這個事情。這個順序從新聞事件角度來講是這樣的。

　　鳳凰是個公眾傳媒，它表現的必須是公眾所共同關心的問題，不能因我們一時興奮而侵害公眾利益。我們做媒體的，社會責任感和企業、個人的名與利之間，我覺得前者更重要。這是媒體人的職業道德。媒體是一個公器，特別是做衛星電視，它是公器中的公器。把握起來應該特別注意公器本身的這種純潔性。這是它的含金量所在，使得它能夠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這種誠信說老實話是錢買不到的。

　　記者：看到一種說法，“劉長樂做鳳凰衛視用了他10%的財力，卻投入了99%的精力”。您好像並不完全把鳳凰當一個生意在做。您說過一句話：“我們自己可能都還沒有注意到，一個媒體對我們的生態和生存環境乃至整體文化結構會發生什麼影響。”

　　劉長樂：我是有點兒“癖”，對鳳凰的追求和愛好。心力的付出這方面是心甘情願的，自討苦吃，而且還苦中作樂。

　　任何一個其他的生意，都不可能在民眾中間帶來這麼多的漣漪。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一石”，不僅給觀眾帶來非常大的沖擊，引起強烈的反應，即便是在媒體界，他給中國的媒體帶來的，又何嘗不是“一石激起千層浪”？浪奔浪涌反過來當然也沖擊了我們自己。比方說我們做了鳳凰資訊台，接著出現了中央電視台的新聞頻道﹔我的談話類節目出來了，接著其他媒體那邊也開始出現調侃節目﹔然后我們又改成非常嚴肅的人穿對襟棉襖在那兒“有報天天讀”，又有人復制到無以復加，連服裝都一模一樣。我們於是又把李敖這隻老虎放出來在鳳凰折騰，等等，讓人目不暇接。所有這些東西，在觀眾、社會上、市場上，包括在中國這個政治進程中間，它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清晰可鑒的，有軌可循而且落地有聲。這一點是著實讓人覺得……

　　記者：有成就感？

　　劉長樂：挺有意思。無論是“9·11”，還是伊拉克戰爭，當大家隨著鳳凰衛視的電視畫面在那兒心動、在那兒喘息，甚至有悲有喜。這種感覺我覺得，對於我們來說可能比掙更多的錢、比有更多的什麼盈利要更來得踏實。作為一個電視人能夠有這樣的一種，不能說榮耀吧，有這樣一種感受的時候，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心滿意足的。我叫長樂，人都說“知足長樂”，我呢，有人說你是永不知足的人，其實我很知足，很多事情我都特別知足。

　　當然另外又有永遠不知足的這一面。說老實話，在華語媒體面前，我們還算塊料，但是我們跟世界上很多媒體比較，我們是很可憐的。但是中國的市場卻是無比的大，它的發展空間太廣闊了，有人判斷到2010年的時候，中國的媒體廣告規模將超過現在的2.28倍，就是達到2060億美元這樣的規模。這個發展空間和速度應該說在世界其他的領域裡是完全沒有的。面臨這樣一個如此迅速膨脹之市場，我們這個使命感能夠和我們的經濟目標同步地實現，這是非常非常令人鼓舞的一件事情。

　　記者：去年的時候，您說“鳳凰現在正面臨七年之痒”，現在八周年了……

　　劉長樂：“八”為發，今年對於鳳凰來說是一個收獲的季節。鳳凰經過這麼苦哈哈幾年的奮斗，今年將迎來我們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盈利的一年。再一個，八歲其實還是小孩子，作為鳳凰來說我們還非常年輕，所以我們還是應該腳踏實地地在這種孩童的心態中去有更多的夢想、更多的憧憬，去尋找我們新的發展和新的創意。永遠保持這種新的心態，說老實話是鳳凰能夠發展的一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