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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面臨社交媒體管理難題 已成社會發展雙刃劍

蔣林

2011年08月19日07:47    來源:《廣州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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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兩名“臉譜”用戶因在上周的倫敦騷亂中,通過網絡呼吁民眾參加暴力劫掠,分別被判處4年監禁。英國警方認為“臉譜”、“推特”等社交媒體對騷亂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至此,對社交媒體是否加強監管的話題在英國乃至世界范圍引起廣泛討論。

  卡梅倫表示,當社會媒介為暴力所用時,就需要予以制止。而在今年初,卡梅倫在抨擊西亞北非對網絡的監管時稱,“我們要保持網絡信息的自由流動,不論我們對(網帖)內容的態度是什麼。”

  在虛擬空間中把握自由與監管之間的平衡,日益顯得重要。接受本報採訪的專家認為,“臉譜”和“推特”等社交媒體是民意的反映,同時也影響著公眾輿論,因此對社交媒體的監管不能因噎廢食。社交媒體若得到合理利用,對社會穩定和人心所向會起到極大的良性作用。

  核心提示

  社交媒體讓信息自由交流多了一個新渠道,從而使民眾的監督作用加強。監管的前提是不能犧牲人民自由交流信息的權利。在西方國家,社交媒體以及各種新媒體的健康發展,更多的是靠行業自律。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陳力丹

  騷亂出現后,政府和民眾更應重視和總結騷亂背后的深層社會根源,社交媒體頂多是騷亂“推手”,不應成為“替罪羊”。警方可以充分利用社交媒體的兩面性,騷亂事后利用社交媒體尋找罪犯,清理煽動騷亂的源頭。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胡泳

  現象

  “兩面派”社交媒體

  挑戰傳統媒體監管

  本報訊 社交媒體是近年來興起的一些以網絡通信技術為基礎、為用戶提供便捷社交平台的媒體的統稱,它們有時被稱為社交網絡,相關網站叫作社交網站,有時還被納入外延更廣的新媒體的概念。

  社交媒體存在著兩面性,是把“雙刃劍”。它是有益知識的傳遞者,但同時也傳播情報和暴力場面。美國社交媒體研究專家馬克·德拉波博士說,社交網站傳播信息的步伐之快前所未聞,這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交媒體的開放性、通信成本低廉等特性所決定的。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胡泳說,之所以社交媒體扮演了騷亂“推手”的作用,是因為年輕人是英國這次騷亂的主體,而這些年輕人喜歡使用社交媒體。

  一般認為,社交媒體主要在兩方面被騷亂者利用,一是有人在“臉譜”、“推特”等網站上發布各種騷亂信息和圖片,傳播謠言並進行煽動﹔二是騷亂者利用“黑莓信使”信息加密、不易被外界發現的特點,使用該通信服務來商量攻擊目標和互通警察部署情況。而倫敦警方似乎並沒有意識到社交媒體帶來的挑戰,繼續在使用傳統的警用無線電系統進行內部指揮。因此,也有學者說,社交媒體以新技術為支撐,“對主權國家政府治理能力形成無差別挑戰”。

  措施

  英美治理網絡

  立法加強監管

  本報訊 今年初的西亞北非社會動蕩中,“臉譜”、“推特”等社交媒體上也出現了大量情緒性、煽動性言論甚至是謠言,卡梅倫當時表示堅決支持“網絡自由”。

  如今,當“網絡自由”扇起的火燒到自家后院,拿“網絡自由”說事的政客也改口了。卡梅倫敦促“臉譜”和“推特”刪除與騷亂相關的信息、照片和視頻,並表示警方要研究如何應對“黑莓信使”這種封閉網絡。

  美國也在通過多種途徑加強對新媒體的管理。除了近日舊金山市地鐵系統短暫切斷手機信號外,美國紐約市警察局近日還專門成立一個部門,負責追查在社交網站上公布犯罪計劃或炫耀犯罪事實的人。此外,一些地方政府開始探索通過立法手段對社交媒體進行規范和管理。

  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陳力丹看來, 西方民主國家由於倡導言論自由,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監管。他認為,西方國家在出現社會騷亂以后,對互聯網加強監控,甚至切斷手機信號、刪除與騷亂相關信息的行為,是在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這些“監管”大多是暫時性的,也是經過慎重考慮后作出的,事后會有專人專部門對此行為負責,甚至會接受司法當局的審查,用法律裁決監管行為是否得當。

  難題

  社交媒體監管

  成世界性難題

  本報訊 然而,社交媒體的快速、分散等特性,讓監管成為世界性難題。倫敦大學學院數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克萊爾·沃裡克教授說:“互聯網最開始的設計就是要能抵抗核彈攻擊,因此具有分散性的結構,在天性上就拒絕絕對控制。”

  與此同時,一些新媒體監管的方法和尺度也備受爭議和詬病。2007年開始實施網絡實名制的韓國,如今政府決定分階段逐步取消網絡實名制,原因是存在個人信息被泄露的可能。今年7月底,韓國知名門戶網站“NATE”和社交網站“賽我”遭黑客攻擊,約3500萬名用戶的個人信息外泄,此事件在韓國引起軒然大波,要求廢除實名制的呼聲高漲。

  而在印度,一部旨在維護國家信息安全、進一步加強網絡監管的法案近日引起廣泛爭議。許多民間人士表示,網絡監管嚴重妨礙了言論自由,有悖於印度的民主精神。

  對此,胡泳認為,騷亂出現后,過度地抨擊並管制“社交媒體”的做法是愚蠢的,並不可取。政府和民眾更應重視和總結騷亂背后的深層社會根源,社交媒體頂多是騷亂“推手”,不應成為“替罪羊”。他認為,恰當的社交媒體監管是在對自由、民主、公正的共識基礎上進行的,即保証民眾言論自由,不能濫用政府權力。禁止社交媒體和新媒體的自由使用是“舍本逐末”的行為。

  未來

  “臉譜”靠自律

  發展重於監管

  本報訊 專家對本報記者稱,如果僅僅採取一味壓制使用的方式來進行監管,網絡將無法發展。社交媒體的健康發展一方面要靠互聯網行業的自律和相關法規的完善健全,另一方面也要積極發揮互聯網的正面作用,除了“跟蹤潛水”非法分子,還可以發動群眾譴責惡勢力和監督犯罪行為。

  陳力丹說,社交媒體及智能手機的出現,讓信息自由交流多了一個新渠道,從而讓人民群眾行使對政府監督權的力度在加大。因此,西方國家並沒有對現代社交媒體進行大面積管理,特殊“監管”行為也不能輕易使用,監管的前提是不能犧牲人民自由交流信息的權利。

  陳力丹指出,在西方國家,社交媒體以及各種新媒體的健康發展,更多的是靠行業自律。許多國家的互聯網企業多在政府的引導下,建立起行業自律組織,通過制定行業規范、受理公眾投訴等方式,在維護國家網絡空間信息安全和保護公眾利益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英國,“網絡監看基金會”最具世界聲譽。1996年,該組織與互聯網服務商協會共同發表了一份名為《安全網絡:分級、檢舉、責任》(又稱《3R安全規則》),以此作為行業自律的基礎。亞洲國家中,日本的行業強調行業自律與法治相結合,制定了《網絡事業者倫理准則》等行業規范。

  胡泳則認為,對於社交媒體的監管不能因噎廢食,發展重於監管。他建議警方可以充分利用社交媒體的兩面性,騷亂事后利用社交媒體尋找罪犯,清理煽動騷亂的極端分子及團伙。

  實際上,騷亂后期,英國警方已開始根據上傳的視頻和圖片來辨認和逮捕騷亂分子。美國聯邦政府也一直在積極通過社交網絡搜集各種有用信息。移民事務等部門也將社交網站上的信息作為批准移民和入籍申請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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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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