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現代化增加確定性——兼論主流媒體“我是誰？”

張立偉

2014年08月20日11:02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手機看新聞

【提要】中國現代化面臨傳統不確定性與新型不確定性的疊加。主流媒體是“議程設置的篩選者”、“關鍵事實的核實者”、“授予地位的賦權者”、“失序重整的監督者”、“科學認知的解讀者”和“社區生活的組織者”，其引導受眾從“想什麼”到“怎麼想”，穿透“秀我”時代的數據霧霾並培育公民理性，從而為中國現代化增加確定性。

【關鍵詞】現代化主流媒體數據霧霾公民理性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現代化樹立了新標杆﹔而按香農的定義：“信息是不確定性的消除”﹔兩者合觀，主流媒體的一個功能將愈來愈重要——為中國現代化增加確定性。承擔此功能，主流媒體也有更加明確的身份認同——我是誰？我的存在意義是什麼？

一、百年語境與瞬間篩選

百年語境即“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百年語境就是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言語環境，簡言之，百年語境即現代化語境。

媒體篩選新聞，篩選決定“什麼問題應該居於公眾關注與採取行動的核心”，這已為議程設置理論詳細研究。ロ本文進而提出，新聞篩選的瞬間反映現代化語境，那就是主流新聞。媒體持續地、全面地篩選和凸顯主流新聞，也就是主流媒體。原因如下。

時代主題的當下性。美國新聞學家梅爾文‧門徹的一個深邃洞見被長久忽視了，那是他論新聞價值的“當下性”。“有時候，一種長期持續加溫的情形會突然成為討論和注意的主題。歷史學家或許把這種情況描述為某種觀念，這種新觀念意味著某個時代已經到來。它一旦到來，媒體馬上開始窮追猛打。20世紀60年代……約翰遜總統宣布‘向貧窮開戰’。作為回應，報紙著手報道醫療和福利部門，走進城市的貧困地區尋找新聞。”ヮ

門徹論述的現象，其實質是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各階段有其發展主題，那是各階段的“當務之急”。當今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那就是當今的時代主題。這主題有兩個分主題：規定方向的“制度”和規定方式的“治理”。而到各地，又形成不同的區域性主題及分主題，如新疆，自治區黨委八屆六次全委（擴大）會議提出，新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任務是，堅持走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新疆實際的發展路子，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現代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到2020年基本形成比較完善的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體制機制。

以上這些時代主題→分主題→區域性主題及分主題，就是此時此地主流社會的當務之急。之所以主流，是因為融合著三種基本要素：以國家意志為核心、以大眾意願為基礎、以發展方向為流向。你篩選的報道瞬間反映“主流社會的當務之急”，是把時代主題轉化為“新聞議程”，讓其成為“當下”公眾關注與行動的核心。它不是主流新聞，還有什麼是主流新聞？

歷史發展的持續性。說過主流新聞，再說主流媒體。主流媒體對現代化的關注是持續的。中國現代化迄今有三個大的階段：1840年～1911年，那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清朝末年的現代化起步﹔1911年～1949年，那是從辛亥革命開始的民國時期的局部現代化﹔1949年～至今，是新中國的全面現代化。貫穿3個階段的主線，是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扣緊轉型主線就有持續性。

持續性不僅意味著推陳出新反復說，以對抗信息的減弱和遺忘﹔也不僅意味著歷史回溯的厚重感，站在前人肩膀上看未來﹔持續性尤其意味著對報道對象的辯証觀。好多現代化措施是兩難選擇，以一面否定另一面就思維單線。像國家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從2014年起實行“單獨二孩”，有人據此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從一開始就錯了，還舉出中國加速進入老齡社會的眾多弊端。其實，對歷史稍作回顧，就可看到中國“底子薄、人口多”對資源環境造成多大壓力，任何國家，隻要在一段時間不斷降低出生率，結果就是人口老化。中國是自覺選擇低出生率加速老齡化的，因為我們人口基數大，人口增長過快的后果比老齡化更嚴重。舉一反三，好多現代化措施都是利害相權，這一階段解決當務之急的主要矛盾，下一階段，次要矛盾也許上升為主要矛盾。

六大領域的全面性。主流媒體對現代化的關注是全面的。全面現代化包括六大領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環境與人。專門性媒體與綜合性媒體由此分工，專門性媒體專注某些領域，綜合性媒體得兼顧六大領域的全面均衡。而且，這些領域又是牽一發動全身，因為現代化是個系統進程，一個因素的變化將聯系並影響到其他因素的變化。《西藏日報》獲中國新聞獎作品《家庭開旅館農民辦公司青藏鐵路正在改變農牧民生產生活方式》，就是經濟現代化、社會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的交織。

以上把新聞篩選的瞬間，通過當下性、持續性和全面性，與現代化語境形成關聯，它之所以主流，根本還是議程設置理論所言：“新聞在很大程度上基於講故事的傳統，但是，好新聞不僅僅是講故事，而是講述那些對公民具有重要意義的故事。”ワ

二、秀我時代的數據霧霾

前面把新聞議程聚焦現代化，現進而論增加“確定性”。一般說，現代化意味著不確定，這不僅有“現代化引起不穩定”（亨廷頓）、“風險社會”（貝克）的詳細論述，還有“中等收入陷阱”、突發事件增多的大量現實。特殊說，新媒體發展到自媒體階段增加了不確定，“用戶生產內容”制造出更多的數據霧霾。中國社會轉型恰遇網絡崛起，我們面臨的是傳統不確定性與新型不確定性的疊加。

美國學者比爾·科瓦奇等指出“我們今天所處的是新聞的‘秀我’（show me）時代”，我，指新媒體的用戶。ヰ我曾論述從傳播角度看新媒體，關鍵在用戶“參與”：由個性化訴求、進入圈子化交流、獲得愉悅性體驗，它是無數用戶圈子聚合成的“小眾媒體”。ヱ在小眾圈子，秀我——我，包括個人和圈子——太典型：美食、購物、聚會、開車、嘟嘴、剪刀手、有人看了部好電影、有人想入非非、嗆口小辣椒傾情推薦、陌陌好煩哦手機都響爆了大哭……新媒體上傳的信息是缺乏“篩選”，而時時刻刻成指數增長的“細大不捐”。

但是，細大不捐增加了不確定性。自媒體生態如道格拉斯‧洛西科夫所言：“我們的文化就變成了人人都在試圖抓住流逝瞬間的嘈雜狀態。……推特大受歡迎，狀態更新成了當務之急。我們每時每刻正在做些什麼成了頭等大事”。愈沉浸細大不捐，“數字世界的分支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與數據流中任何一個微小變化保持同步而採取的特別措施，到頭來只是放大了這些變化在萬事萬物中的相對重要性。”ヲ我略為補充，細大不捐，嚴格說是愈發看清了“細”，看清樹枝、樹梢、樹葉甚至樹葉上的虫涎……卻很難看清“大”，別說見森林，連見樹木都難。愈往細延伸，我們愈關注那些“細微”的圈子信息，圈子之外的共同處就減少，分割的小圈子還容易產生隔閡、猜忌甚至仇恨，這已為“信息繭房”、“網絡巴爾干化”、“群體極化”等研究所証明。而群體之間缺乏共識，對“細”與“大”缺乏共同理解，再好的發展計劃也會失敗。新媒體細大不捐是特色，但是，為了群體的生存發展，必須有主流媒體的篩選，通過新聞議程，讓公民對細與大、重要次要有些“確定”的共識。

秀我的“細大不捐”，決定主流媒體的篩選不可或缺。而秀我還有另一個更加不確定的特征：“真假難辨”，秀有動機呀！秀者，表演也，急於表演，以至出現了“迭代式新聞”。迭代者，迭加與替代也。這最初是作為網上創新提出，如杰夫‧賈維斯說：“在網上，我們總是先發布消息，再編輯，……將寫文章視為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哪怕最初報道不准確，真相也會在不斷迭代中出現。他還把這稱為“新聞的測試版”或“進程式新聞。”其信奉者還說：“別為了追求准確而耽誤了消息的播發時間”﹔“播發正確的消息成本昂貴，而第一時間播發消息則成本低廉。”而迭代式新聞的反對者，直斥這是——“網絡新聞的偽哲學”。ン

理論無法檢驗理論，我們還是來看其在中國的實踐。周廷勇先生概括迭代式新聞的特征：一是第一時間播發半真半假的消息﹔二是指望別人來指出錯誤，送上新消息﹔三是等待信息源主動聯系﹔四是網民盲從，鋪天蓋地轉發無意義的信息，進行無厘頭圍觀﹔五是發布可補充的后續信息﹔六是媒體或法人微博卷入，市場化媒體跟進﹔七是網站轉載，境外媒體關注，新聞跟帖與微博評論持續發酵﹔八是權威媒體定性平息或熱點遷引、自然冷卻。請注意，參與“迭代”者既有新媒體，也有急於秀我的傳統媒體。事實真相出來了嗎？周說的第八點是兩種可能，或者主流媒體核實定性﹔或者熱點遷引，即熱點止於下一個熱點，謠言止於下一個謠言……

為什麼會這樣？關鍵是，新聞的底線是核實，以此區別於街談巷議、流言蜚語。即使第一篇報道有疏漏，第二篇或其他媒體報道會糾正或補充，以此類推，這整個過程是由記者和媒體機構的自律和他律來保証的。而迭代式新聞缺乏起點的底線約束和后續的機構保証，它只是把半真半假的流言第一時間搬到網上。至於等待網民或者“公民記者”來補充或核實，我論証了《公民記者烏托邦》，認為它根植於人性烏托邦，即假設人們會報道事實或真相，但這並不成立。從公民記者的實踐看，主要還是：因虛榮而嘩眾取寵，因無知而信謠傳謠，因惡意而誹謗中傷，把真相搞得更亂。ヴ周廷勇先生對迭代式新聞有一針見血的描述：未核實便發布，未瞄准便開槍，沒有最夸張隻有更夸張。ヵ

如果說，秀我的細大不捐還是降低能見度的“霧”，真假難辨經過迭代式發酵，就成了有毒的“霾”，它在突發事件時尤其危險。2011年7.23甬溫線動車追尾，本是重大交通事故，但是，不少微博、博客甚至一些傳統媒體連事實都沒搞清楚就“秀我”，要追究高鐵建設的決策（兄弟！那是動車事故——不是高鐵事故）﹔甚至把老網帖：《高鐵——悄悄開啟群發性地質災害的魔盒》大量轉載，據說是“中科院西安地球環境研究所的張拾邁教授至死不忘提醒相關部門停止修建高鐵”。最后查明，“張拾邁教授”並無此人，網帖作者表示帖子是惡搞而非事實。結果我們都知道，這次事故的數據霧霾，是中國高鐵建設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之一。

三、主流媒體的硬核、保護帶

知己知彼，打個顛倒別見洞天，知彼知己，通過別人發現自己。秀我時代制造更多的數據霧霾，愈需要主流媒體增加確定性。你細大不捐，我必須篩選﹔你真假難辨，我必須核實。篩選和核實，是主流媒體的硬核——核實是基礎，篩選是定位，兩者任缺其一，主流媒體就要崩潰。

英國哲學家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理論有“硬核”和“保護帶”。借用這個說法，主流媒體與非主流媒體的區別，關鍵在硬核。沒有核實，不是新聞媒體﹔不同篩選，媒體又分出主流和邊緣——狗仔隊也核實，但八卦還是八卦。因為秀我時代“真假難辨”很明顯，大家都意識到核實的重要，甚至有預測主流媒體將主打“求証性報道”，真理多跨一步即成謬誤。事實那麼多，宇宙爆炸、蒼蠅搓腳，你求証得過來嗎？你在是篩選范圍內核實事實，核實是從屬於篩選的。

再聽拉卡托斯說，硬核告訴我們要“避免”哪些，它“禁止否定”，如否定萬有引力定律，牛頓理論就完蛋。而硬核周圍有保護帶，它告訴我們要“尋求”哪些，它帶來“積極啟發”，通過調整或拓展帶來新成果，牛頓的支持者把每個新困難都變成牛頓綱領的新勝利。ヶ本文引入這個區分，既強調硬核禁止否定，不可須臾或缺﹔又重視保護帶的積極拓展，讓確定性更具體。后者要修訂科恩的名言：媒介告訴受眾“怎樣想”可能不成功，但告訴“想什麼”卻很成功。不！硬核就是告訴受眾“想什麼”﹔保護帶則進一步引導他“怎麼想”，在保護帶，主流媒體還是賦權者、監督者、解讀者和組織者。

授予地位的賦權者。賦權即賦予權利或權威，再分配社會發展的參與或決策權利。默頓和拉扎斯菲爾德早就闡明大眾媒體有“授予地位”功能，授予地位與時俱進，即成賦權。《深圳商報》2014年1月報道《深圳“五華”現象啟示錄——從五家標杆企業看“深圳基因”》，把5家深圳企業：華為、華大基因、華強科技、華僑城、華南城，作為“五華現象”推出，“五華”發展路徑不一，卻有共同基因：長於特區、順應潮流、不懼競爭、成於創新。

深圳當然還有其他優秀企業，如互聯網的騰訊、地產的萬科……但是，主流媒體“這次”就賦權了“五華”。這新名詞迅速引發網絡關注，在新浪微博成為熱門詞。往往見主流媒體對新媒體的“雙向互動”自慚形穢，這真是牽強傷心！施拉姆早就思考過不同媒介的短長：“利用大的媒介（即電視、電影）來進行雙向傳播是困難的，但它們可以用來有效地授予地位、獎勵成就和集中注意。……在電視或電台中使一個地方農業顧問出現可以提高這個人的地位。在媒介中稱贊一個地方性的計劃對它是相當大的獎賞。” ?

進一步說，深層互動還會損害賦權，因為深層互動意味著互相控制，以及在互動過程中對事件的控制。“在媒介和傳播研究中，互動控制是互動最重要的維度。”用戶參與傳播，“能夠使傳播的另一面有所不同。”?果然，網上很快出現質疑，認為“五華”的創新能力被高看，有自吹自擂之嫌。你怎麼深層互動？聽網友的話（互相控制）、降低對“五華”的評價（控制事件）？

不！主流媒體的優勢不在互動，而在賦權。報社進而聯合深圳社科院經濟所召開專題討論，讓學界發言升華主題﹔再對“五華”企業逐一個案解剖：華為如何面對世界第一的龍頭地位、華僑城如何解決綜合服務商的轉型……這組報道引起深圳中小企業主的極強關注，認為挖出了經驗，說出了道理。?這就是實實在在引導受眾“怎麼想”。加入已有話題的互動讓人親切，你呼我應現在、你唱我和現在、“一碗熱湯慰寂寥”現在、憐相同病也相同現在，這媒體真是自己人﹔而通過賦權，創造一場無可替代的新會話，引導公眾思考新話題，得到突然間碧波蕩舟般酣暢的新啟示，這樣的媒體會受到尊重！

失序重整的監督者。再一重要的“怎麼想”是輿論監督，我們討論了那麼久輿論監督的“建設性”，且以“失序重整”詮釋建設性。社會轉型期失序不可避免，它根植於現代化本身，因為現代化把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解放出來，也把人的利欲、貪欲、自我膨脹欲給釋放出來，失序是現代化的孿生兄弟。就失序報失序，由於媒體有“授予地位”功能，反而可能放大失序。更有價值的是重心挪移，把重點從“失序參與者”挪到“秩序修復者”身上，對重整秩序的活動給以更多的關注。黑龍江電視台的《新聞夜航》欄目，規定監督報道播出后必須跟蹤採訪，反映有關部門為解決問題採取的措施、解決的結果。

既使一時沒結果，關注“重整”也從守衛秩序中增加了重量。廣東實施“規劃到戶、責任到人”的“雙到”扶貧工程，把每年的6月30日作為“廣東扶貧濟困日”。2011年5月，《南方日報》推出《“雙到”扶貧AB面》系列報道，每期均正反對照：A面報道扶貧中的先進典型，B面報道落后個體，每期配評論，如《駐村干部不駐村扶貧難免“走過場”》﹔《企業“舉牌”贏掌聲更要兌現責任》﹔《扶貧要花錢更要花心思》……正面激勵和鞭策落后形成強烈對照。?以失序重整詮釋輿論監督的“建設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序渴望。監督偏差，同時表達出“什麼是規范”的價值判斷。二是撥亂反正。揭露並協助懲罰那些失序者，再次合法化佔支配地位的社會發展秩序。

科學認知的解讀者。現代社會越來越復雜，經常要靠解讀引導受眾怎麼想，但往往要求解讀“獨到”或“深刻”，這就未免大而無當，解讀要定位在“科學認知”。現代化意味著專業化，分工愈來愈細密，現代社會愈來愈存在兩種知識：專業化知識和大眾常識，前者在專家之間討論，后者在大眾的日常生活中流傳。媒體尤其是新媒體，在傳播后者中幾乎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當某種知識影響到大規模受眾的生活，主流媒體的解讀是以科學認知在專業化知識和大眾常識之間搭起橋梁，比如，PX是低毒還是劇毒？這不需要“獨家見解”，把科學認知用受眾能夠接受的方式解釋清楚就好。

社區生活的組織者。主流媒體是“影響有影響的人”，延伸這個關鍵，通過組織“有影響的人”就能組織社區生活。新媒體已經深刻嵌入當代，新技術本身就是社會環境，那就把新媒體一起組織。中原報業傳媒集團所屬的中原網，於2011年10月開通“心通橋”網絡行政平台。在網上復制鄭州市四級社會管理部門：市、縣、鎮、社區，每個管理部門有子平台，開設“問題反映板塊”和“公告板塊”。在工作時間內，來自四級政府1300個職能部門的4000多名“網絡公務員”，必須在4小時內發現自己板塊的網友訴求，給予處置回復或呼應性回復。不屬於自己部門的問題，也必須4小時內通過“心通橋”平台報送或下派其他部門。來自基層的多是民生事項，熱點多、燃點低，不少隱性社會問題得以及時發現並解決。2012年2月，國新辦簡報向全國推廣“心通橋”網絡行政經驗。?

我曾論証傳統媒體是大眾媒體，新媒體是小眾媒體。傳統媒體擅長把同一信息傳給大規模受眾，相反的事它做不到，即“小眾對小眾”的交流，甚至“心通橋”這樣“一對一”的呼應，那正是新媒體的擅長。?傳統媒體辦網站也多矣，把網站當大眾媒體辦門可羅雀也多矣，其實，明確大眾媒體和小眾媒體的區別，以主流媒體為主導——中原報業傳媒集團才能辦這個鄭州四級“網上政府”——發揮新媒體的長處去組織社區生活，引導受眾通過日常生活，由怎麼做到怎麼想，那才是大有發展潛力之路。

以上把拉卡托斯的“硬核”和“保護帶”，科恩的“想什麼”和“怎麼想”捉置一處，主流媒體的身份認同通過新聞實踐和社會關系建立——我是誰？——主流媒體是“議程設置的篩選者”、“關鍵事實的核實者”，這是不可須臾或缺的硬核，也是所有主流媒體的共性，它把社會注意引向那些對公民有重要意義的時代主題、歷史發展、現代化六大領域，它引導公眾“想什麼”。同時，主流媒體還是“授予地位的賦權者”、“失序重整的監督者”、“科學認知的解讀者”和“社區生活的組織者”，?與硬核不同，這是時而凸顯這塊、時而轟鳴那塊、甚至某些暫時缺位的保護帶。保護帶的不同凸顯，讓主流媒體顯出個性差異，但不管凸顯什麼，賦權、監督、解讀、組織等等，都有明確的認知框架、主導角度、文本修辭……它非常具體地引導公眾的視角和意見，即告訴公眾“怎麼想”。這從“想什麼”到“怎麼想”，不僅引導公眾穿透秀我時代的數據霧霾，而且日復一日、時時刻刻為中國現代化增加確定性。

四、新媒體小事件及公民理性

但是，數據霧霾能穿透嗎？本文的立足點是強調議程設置的篩選，當前，恰恰對篩選大有爭議。

據說，新媒體已經搶去了議程設置權，據統計，2013年前100大熱點事件的傳播，由網絡大V等首發或主導的佔了近一半。我們且假設這個統計數字完全准確，但有疑問的是那個“首發或主導”。李立峰先生對比研究兩個香港案例——巴士阿叔和機場阿嬸。阿叔在巴士上大聲打手機，被人提醒反辱罵對方﹔阿嬸登機遲到，坐地上大發雷霆﹔兩者都被人拍短片上網。唯一的區別是，阿叔得到多數香港報紙的報道，幾次上頭版頭條﹔而阿嬸隻有零星報道，“新聞媒體沒有用大篇幅去‘炒作’事件，……沒有嘗試從事件中提出有趣或重要社會意義的議題”。結果，阿叔成了國際名人，連英國報紙都報道，阿嬸網上熱一陣就熄火。

李先生提煉出一個重要概念——“新媒體小事件”——事件引爆於網絡，但隻要主流媒體依據新聞價值簡單報道，那事件的規模和影響就很有限。反之，主流媒體大力介入，就會“小事變大”。? “新媒體小事件”射進一束光，讓我們看清“首發或主導”不同。哪怕熱點100％由網上首發，隻要主流媒體依據新聞價值判斷不介入，網上就隻能“首發”，不能“主導”！

要把這個關鍵區分說清，明確新媒體小事件之所以“小”，再聽李彪先生分析：傳統媒體不介入，一是使網上信息吸附的注意力資源大打折扣，因為傳統媒體代表龐大的受眾群和大量的新聞網站轉載。二是使網上信息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三是“沉默的螺旋”無法發生，因為傳統媒體一般是沉默螺旋的啟動器。四是網絡熱點更迭極快，信息迅速被其他熱點吞噬，沒有進入更多網民乃至社會公眾的視野。他說：“即使剛一開始事件引爆於網絡，但其迅速擴散必然經過傳統媒體的報道或者轉載，這個環節是網絡信息由草根傳播場域進入整個社會信息傳播場域的必備的環節”。?道理說得夠清楚了，新媒體小事件的普遍存在，反証主流媒體由篩選而設置議程的功能並沒有過時。

那麼，有沒有網上引爆而主流媒體必須介入呢？當然有。2010年底，樂清市寨橋村前村主任錢雲會被一輛工程車壓死，很快說成被人摁住碾死。最早消息來源是某村民，據他說，他看到車停在那兒，錢雲會被軋在車下，他與錢私交很好，感覺有人謀殺，但他並未親眼看到。由於村民與政府因征地補償早有矛盾，幾個村民遂在當地網絡論壇發帖：“蒲岐一苦難的村主任為民辦事的好村主任今早被殺”、“樂清寨橋千古奇冤”……

這件事是現代化進程中典型的傳統不確定性（征地補償生矛盾）與新型不確定性（帖子真假難辨）的疊加，又因新媒體傳播迅速、瞬間動員等特征，3天之內，“天涯社區”、人民網“強國論壇”以及溫州當地網站“703804”的訪問量高達400萬人次，網評網議超20萬條，對事故性質是交通事故還是謀殺展開激烈討論，很快成為一場遍及全國的公共事件。它成了“大事件”，主流媒體當然應該介入。

篩選進來，此事真假難辨是關鍵，基本手段就是核實。一是核實無情事實——說謀殺的目擊証人是否看到事發經過？所傳的謀殺方式：四個人摁一個人，從物理或生物角度看是否可能？二是核實制度事實——樂清市“錢雲會案”偵辦單位說的話是否可信？而后者往往又基於無情事實——錢出事當天戴有附微錄設備的手表，真實記錄下事件全過程。手表最終被找出，証明確實是“普通交通事故”。?主流媒體報道整個核實過程，盡管仍有人不相信，但對絕大多數公眾，事件塵埃落定。

我們從香港走到樂清，香港“機場阿嬸”主流媒體不介入，它隻能成為新媒體小事件﹔樂清“錢雲會案”主流媒體要介入，及時還原事實真相﹔兩者都是網上你首發，我主導呀！主流媒體報與不報、說與不說、濃墨重彩還是輕描淡寫，對議程設置仍然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深一層看，主流媒體的議程也不是憑空設置，沒有新媒體，多數是對已有議程——通常稱為“社會問題”的篩選，20世紀70～80年代引起國際關注的代溝、生態、有毒化學物……都是先有社會問題，再有媒體議程。有了新媒體，主流媒體再增加對網上議程——現在稱為“網上首發”的篩選。你過去不擔心別人先行界定社會問題，現在怎麼焦慮和恐慌網上首發呢？馬克斯‧韋伯的著名命題：現代化就是理性化。主流媒體自己要理性，“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必須明確我是誰，我的存在意義是什麼，才能理性篩選和核實那些對公民有重要意義的事實。

而這從篩選等的硬核到賦權等的保護帶，除了增加特定事件的確定性，還有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功能——培育公民理性。公民理性不是從天下掉下來的，要靠時時刻刻的事實培育。身邊事實可憑常識判定，身邊之外的事實隻有依靠媒介。主流媒體篩選等等的合法性來源於新聞的客觀性，是對客觀事實符號化再現的媒介真實。按美國哲學家約翰·塞爾的說法，極而言之，世界上存在兩類事實：無情事實與制度事實。無情事實不依賴任何人類制度而存在，主要指物理和生物事實﹔制度事實隻在人類制度中存在，貨幣、法律、政府都是依賴於人們同意的制度事實。主流媒體時時刻刻符號化呈現這兩類事實，就是點點滴滴培養人們的理性態度。因為事實無法靠咒語來改變，你可以跳神、畫符、算命、叫魂、相信大象生蛋、祈禱下場啤酒雨、說6＋6＝13、夢見和飯島愛一起晚餐……但你一睜開眼睛就看到令人驚奇的東西——事實！公民理性，正是由於事實——包括身邊事實和媒介真實的無限重復得到培育和鞏固。

美國社會學家阿列克斯·英格爾斯認為，各個方面的現代化中，人的現代化至關重要。人的現代化的核心是科學態度和理性，這主要是量的區別：從個人看，人總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關鍵是何者佔主導﹔從國家看，理性主導的公民數量有多少。而影響人的現代化的因素，第一是學校，第二是大眾傳媒。而本文前面的分析說明，部分大眾傳媒也急於秀我刷存在感，加入細大不捐、真假難辨，增加了新型的不確定性。那僅次於學校的培育公民理性的工具，就是主流媒體了。

前面分析中國現代化面臨傳統不確定性與新型不確定性的疊加，必須明確，歷史是由一連串短期或偶然事變組成，一個真假難辨加媒體廣場動員可以帶來重大曲折，歷史一瞬間可以是一代人的幾十年，甚至永遠改變社會發展的進程。事后不管如何証明當時“被愚弄”，那也是事后諸葛亮了，歷史無法挽回了。而要把各種不確定性降到最低，根本是要靠眾多的理性公民——重事實、重証據、不盲從街頭情緒、不憑想當然站隊、對眾聲喧嘩的喧囂與噪動保持警惕，對風險社會、突發事件、細與大、真與假進行清醒的理性思考，這是中國現代化最深厚、最廣泛、最持久的確定性。而主流媒體明確我是誰，不僅通過篩選、賦權等等的一次次報道增加確定性，更通過持續長期的媒介真實培育公民理性，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從而為中國現代化做出不可代替的貢獻。

原載《當代傳播》2014年4期

注釋：

ロ馬克斯韋爾·麥庫姆斯：《議程設置：大眾媒介與輿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ヮ梅爾文·門徹：《新聞報道與寫作》，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頁。

ワ同注1，第7頁。

ヰ比爾·科瓦齊、湯姆·羅森斯蒂爾：《真相：信息超載時代如何知道該相信什麼》，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頁。

ヱ張立偉：《小眾媒體崛起與大眾媒體新定位》，《當代傳播》2012年第6期。

ヲ道格拉斯·洛西科夫：《當下的沖擊》，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頁。

ン瑞安·霍利迪：《一個媒體推手的自白——揭露營銷神話背后的真相》，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162頁。

ヴ張立偉：《公民記者烏托邦》，《新聞與寫作》2013年第3期。

ヵ周廷勇：《防止“不對稱效應”誤導輿論——迭代式新聞語境下把握和掌控輿論的思考》，《新聞研究導刊》2014年第2期。

ヶ伊·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6、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