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骨與民國報人

【摘要】魏晉士人的獨特風骨是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的顯性基因。清末民初，內憂外患，社會思潮涌動，新聞報紙事業別有氣象。民國報人紛紛高舉新聞自由的思想旗幟，自覺追求自由表達新聞真實、深入辨析社會真相的權利。他們在新聞輿論陣地上的執著堅守，不僅是對現代新聞思想的積極實踐，也是對魏晉時期士人獨特風骨的傳承與張揚。

【關鍵詞】魏晉風骨﹔民國報人﹔新聞思想﹔傳承與張揚

漫漫歷史長河中，一旦中國社會處於政局動蕩、中央集權鬆散、公共輿論相對自由的時期，傳統思想文化也會隨之空前活躍起來。春秋戰國以降，多元政治格局下，儒、道、墨、法、陰陽家、縱橫家、雜家等諸多學派百家爭鳴，影響深遠。及至政權更迭頻繁的魏晉南北朝360余年間，道教興盛，玄學興起，佛教傳入，波斯、希臘等東羅馬文化也一擁而入，各種文化在中國大地上相互影響、相互滲透，進而成就了遺世獨立、彪炳千古的“魏晉風骨”，以及以“三曹七子”為代表的太康、永和、元嘉、永明、正始等文學盛況。“非湯武而薄周禮”，“越名教而任自然”，以清議為特色的公共輿論傳統開始形成，魏晉士人的獨特風骨成為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的顯性基因。

時至兩宋前后，戰亂頻仍，民族交融，理學興起，雅俗並舉，中國思想文化再次綻放光彩。究其原因，緣於統治者疏於管理、無心他顧，文人士子得以張揚個性，逞意而為，傳統思想文化借助相對自由的公共輿論空間，呈現出多姿多彩的形態。

清末民初，內憂外患，意識形態與輿論控制間或處於混亂、失序狀態，新聞報紙事業借機蓬勃興盛，營造了多元社會思潮風起雲涌的社會輿論環境，成為開啟民智、思想啟蒙的生力軍。1900年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的陳少白在《中國報序》中聲稱：“因思風行朝野，感惑人心，莫如報紙，故欲借此一報，大聲疾呼，發聲振饋，中國之人盡知中國之可興，而聞之起舞，奮發有為也。”

濟濟多名士，風氣旦夕開，諸多民國報人紛紛舉起自由表達新聞真實、深入辨析社會真相的思想旗幟。他們在新聞輿論陣地上的執著堅守，從思想文化傳統嬗變的視野來看，不僅是對西方現代新聞自由思想的積極實踐，而且是對魏晉時期士人獨特風骨的傳承與張揚，繼往開來，厥功至偉。

一、魏晉風骨的傳承與嬗變

魏晉風骨，或曰魏晉風度，是魏晉士人因其獨特的思想行為等被后人追崇、闡釋的一種人格范式。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從文學的角度，將魏晉風度歸結為：清俊、尚脫俗（曹操），華麗、壯大（曹丕），慷慨（建安七子），反對禮教、師心、使氣（竹林七賢），平和自然、“總不能超於塵世”（陶淵明）等[1]，全面展示了一個文學自覺時代裡魏晉士人特立獨行的獨特風骨。

袁濟喜在《魏晉風度與現代人生》中闡釋說：“魏晉風度，一般理解為當時的名士風度，實際上指的是在中國魏晉時代產生的一種人格精神與生活方式的統一體。包括哲學思辨、人格境界、文學創作、審美追求等方面。”[2]

魏晉時期，除了與當權者同流、曲學阿世的一批“虛偽禮法”之人，士人們多陷入理想與現實的悖論中，苦苦掙扎，困獸猶斗，展示了獨特個性以及人性的復雜幽深。按照《現代文人與“魏晉風度”》一書作者高俊林的觀點，“大體說來，士人們朝著三個方面分化：一部分仍然固守於政權內部，持身不邪，守道不屈，成為其中的清流，如王祥、傅咸﹔另一部分避居林泉，棲心山水，成為隱士，如孫登﹔還有一部分，他們非官非隱，特立獨行，品藻人物，成為當時社會的輿論中心，如阮籍、嵇康。我在這裡，把他們分別稱為名教家、隱者與狂士”[3]。

學界關於魏晉風骨的論述多有不同，但以魏晉士人的名士氣度、文學態度和對當世政治的立場選擇而言，魏晉風骨已有其豐富的內涵，入世之“名教家”、出世之“隱者”、狂士等被公認為魏晉風度的代表。按照這些分類方法，不僅可以更加清晰地辨其妍媸，而且可以更加清晰地認識到魏晉風骨業已對近千年來的士人風骨產生過難以磨滅的深遠影響。

近至清末民初，種種現實因素多與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兩宋相似，諸如社會動蕩、內憂外患、思想自由、流派紛呈，以及政權對社會的控制力下降造成的社會結構多樣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等。民國時期的文人名士也自覺承繼了源自魏晉風骨的文化基因，或激昂奮進，或隱逸出世，或持守重節等，為民國的文化發展、政治清明、社會進步而吶喊呼號、殫精竭慮，民國報人尤為如此。

二、民國報人及其生存環境

自百日維新至清末新政，在光緒帝“允許自由設立報館、學會”的詔令影響下，私人報館和自由報人隨之大量涌現，新聞出版事業乍迎東風、花開千樹。隨著新聞出版事業的突飛猛進，及至民國，報刊出版數量繼續呈現上升態勢。

據1921—1922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當時我國共計出版780種報刊，其中出版報刊數量最多的省市為廣東、北京、上海、江蘇和福建﹔據1935—1936年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共有報刊1458種（報紙450種，期刊1008種），發展迅猛﹔據1944—1945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當時我國僅報紙就有1028種，極為勃興。[4]據李永璞、林治理編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報刊名錄（1919—1949）》中的數據顯示，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及其所領導的政府機構、人民團體在民國不同時期共創辦了4505種報刊。

民國時期報刊種類龐雜，雖然也有一些存續期非常短，但總的來說，各類報刊的發行量及其產生的輿論力量都空前巨大。比如《申報》1872年創刊於上海，是舊中國影響最深遠、銷售量最大、經營時間最長的商業新聞報紙﹔《新聞報》1893年創刊於上海，是標榜“無黨無偏”和“經濟獨立”的上海四大名報之一﹔《大公報》1902年創刊於天津，是迄今為止中國發行時間最長的專業性中文報紙﹔《晨報》1916年創刊於北京，是以梁啟超等為首的進步黨的機關報、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北方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京報》1918年創刊於北京，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北方影響很大的著名報紙……“新聞是歷史的初稿”，這些主流報紙對民國時期的國家命運、民主運動和民生疾苦等給予了全面而又深入的關切，形成空前強大的輿論場，深刻影響人心向背，成為時代的晴雨表、成為歷史的鑒証。

民國時期種類豐富、貼近民生、關注時政的大批報刊為普通民眾提供了眾多了解現實、開化思想、追求時尚、休閑娛樂的通道，也為知識分子提供了展示才華、秉筆報國的平台。隨著新聞出版事業的興盛而逐漸嶄露頭角，以記者、時評家、作家等為主體的民國報人借助新聞輿論的力量，積極參與和干預國家民主政治建設，在民國社會發展進步的進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榮譽獎章。面對這一殊榮，大公報創辦人之一、民國時期最具聲望的報人張季鸞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后，但也可以說是特長。”[5]

在黨派分立、政局紛亂的社會歷史環境下，民國報人一方面傳承了漢魏清議、唐宋諫諍等輿論傳統，另一方面自覺自主地學習和引進了西方現代新聞自由思想，東西交融，合二為一。與魏晉士人的風骨相比，民國報人傳承並演繹出他們獨特的風骨，為民國新聞輿論及思想文化史增添了飽滿的色彩。他們努力爭取報人的合法權利、社會地位，執著追求見証事實、據實表述、剖析真相的自由，使新聞出版事業在民國時期得到了空前發展，創造了中國新聞輿論自由繁榮的一段歷史，也為中國現代新聞事業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他們成為見証民國社會歷史真實的社會良心。

三、民國報人對魏晉風骨之張揚

比之將魏晉士人三分為名教家、隱者與狂士，民國報人無論在為人還是為文上都與魏晉士人有諸多相似，也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與當權者及其新聞出版系統互動較為緊密的報人。他們以名教家的入世姿態為政權服務，或持身守正，或趨炎附勢，或左右搖擺，同質而異形。比如早年曾在上海創辦《太平洋報》《生活日報》，1916年與邵力子合辦《民國日報》，抨擊袁世凱稱帝的國民黨名流葉楚傖﹔比如早年加入南社，跟隨柳亞子從事國民革命，1926年后掌握《民國日報》大權，成為上海黨閥之一，一度大紅大紫的陳德徵﹔比如因在《天鐸報》《商報》《國聞周刊》《時事新報》等報刊任職或撰文，並兼任復旦大學中國國文科新聞組（新聞系前身）教授而聞名一時，被蔣介石引為內援，成為“國民黨第一支筆”的陳布雷﹔比如1929年任職《京報》、1930年任職南京《中央日報》《時事新報》，1939年投靠汪偽政權后，任《中報》總編輯的金雄白。這些報人無不才華橫溢，且在新聞界擁有深厚的資歷、過人的聲望，並且在媒體和政界之間游刃有余、從容出入。但是其中卻有不少人因為種種主動或者被動的原因不幸迷失在權力的漩渦之中，有些身敗名裂，有些抱悔終生。

第二類是以隱逸心態在文化藝術領域做出過非凡成就的文化報人。他們回避時代激流，沉溺書齋故紙，為豐富民國報刊的文化藝術內涵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比如先后主編北京《國民公報》副刊、《晨報》副刊、《京報》副刊、廣州《國民日報》副刊、重慶《中央》副刊、成都《新民報》副刊等6種副刊，人稱“副刊大王”的孫伏園﹔比如一生未入黨派、不任公職，先后主編《世界晚報》副刊、《南京人報》副刊、重慶《新民報》副刊，人稱“中國大仲馬”的張恨水﹔以及周瘦鵑、黎烈文等名家。他們雖然也有對社會現實的觀照，但更多的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般的恬淡自然，可以稱之為隱者。

第三類是以積極入世心態參與重大政治社會活動的自由報人。他們承襲魏晉士人慷慨激昂的狂士之風，對新聞事實進行如實報道，對社會現實進行鞭辟入裡的揭露，與反動勢力進行勇敢斗爭，視毀謗如等閑，雖殞身而不惜。

比如黃遠生，不到20歲即考中清末最后一批進士，曾主編過梁啟超創辦的《庸言》月刊，擔任過上海《申報》《時報》《東方日報》特約記者等，以“遠生通訊”聞名，被稱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也是我國近代新文學的首倡者之一，被胡適稱為“這位名噪一時的記者是文學革命運動的先驅”[6]。他以敢於批判時政、不畏權貴政要聞名，並因此招致殺身之禍，於1915年在美國舊金山被刺殺。

比如邵飄萍，曾為《時事新報》《申報》《時報》執筆，1918年在北京創辦《京報》和我國第一家通訊社——新聞編譯社。他是民國時期最著名的揭黑記者之一，被后人譽之為“亂世飄萍”，“鐵肩辣手，快筆如刀”，“飄萍一支筆，抵過千萬軍”。他曾公開反對袁世凱及其爪牙，在報紙上義正詞嚴地大聲疾呼“袁賊不死，大亂不止”，先后三次被捕。他曾經曝光軍閥張作霖的惡跡，並拒絕對方的重金“封口費”，最終因為支持馮玉祥國民軍抗擊直奉軍閥聯軍而於1926年被張作霖殺害。

比如林白水，1921年在北京創辦《新社會報》，其名言是“新聞記者應該說人話，不說鬼話﹔應該說真話，不說假話”。他曾因為攻擊吳佩孚而被封閉報館，因為揭露曹錕賄選總統而被軟禁三個多月，還曾在1926年張作霖入京、邵飄萍被殺害時斥罵奉軍為“洪水猛獸”。他最終因為譏諷軍閥張宗昌的智囊潘復是“終日懸挂於腿間”的“腎囊”，於次日凌晨即被張宗昌下令逮捕，旋即以通敵（馮玉祥）的名義被槍殺。

比如史量才，1912年任《申報》總經理，先后收購《時事新報》《新聞報》股權，成為上海乃至中國報業巨擘。他以“言論自由，不偏不倚，為民喉舌”標榜，敢於抨擊時弊，揭露當局的黑暗統治，因而使《申報》聲譽雀起，發行量驟增。“九一八事變”后，他對國民黨當局深感失望，大力支持抗日救亡活動和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運動，反對國民黨“剿匪”內戰，於1934年被當局暗殺。章太炎撰寫《史君墓志銘》贊曰：“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氣自如，斯古之偉丈夫歟。”[7]

比如張季鸞，曾起草《臨時大總統宣言書》，曾因揭露袁世凱與英、法、德、日等五國簽訂出賣主權的《善后借款合同》內幕骯臟交易而入獄，曾撰寫“三罵”嘲笑吳佩孚、汪精衛、蔣介石，接辦天津《大公報》時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8]，在蔣介石屢次“剿共”時也不乏對紅軍的同情和支持。

比如徐鑄成，作為《文匯報》總主筆和《大公報》上海版、香港版的創辦人，一生五次創建報館，五次被迫封停。他的名言是：“我只是憑良心辦報而已。”1947年初，他拒絕政府投資10個億控制《文匯報》的意圖，並當著陳立夫、吳國楨、宣鐵吾等國民黨要人的面表示“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和政治性投資”。

這類民國報人積極入世，視新聞自由如生命，為民生社稷奔走呼號，雖歷劫而不屈服，雖百折而不言悔。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贊嘆“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9]。這類民國報人與嵇康阮籍式的魏晉士人無異，他們以特立獨行的品格意氣、以身家命運的血色悲壯，對魏晉風骨進行了新的詮釋和張揚。

綜上而論，魏晉風骨作為中國古代文人風度的代表、作為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的顯性基因，歷經傳承流變，深深植入民國報人的新聞和人生實踐。上述三類個性鮮明的民國報人從不同維度自覺傳承了魏晉風骨的精神內涵。他們大多經歷過東方傳統教育和西式學堂教育的雙重洗禮，在東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中，以新聞自由為理想，以新聞真實為原則，以對新聞輿論陣地的執著堅守，推動了整個社會的文明進步，書寫出中國新聞輿論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參考文獻：

[1]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魏晉風度及其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98.

[2]袁濟喜.魏晉風度與現代人生﹝N﹞.中華讀書報,2009-04-09.

[3]高俊林.現代文人與“魏晉風度”——以章太炎與周氏兄弟為個案之研究[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29.

[4]平保興.從英文《中國年鑒》看民國時期報刊的出版﹝J﹞.晉圖學刊，2008（3）.

[5]張季鸞.季鸞文存（第二冊）[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126.

[6]閭小波.百年傳媒變遷:1900-2000[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2.

[7]章太炎.史君墓志銘[J].上海文史資料選輯（47）,1984．

[8]張季鸞.民國三大報人文集：張季鸞集[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

[9]劉勰.文心雕龍注釋[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509.

（作者單位：河南農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