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視域下的跨文化傳播策略

趙澄澄

2016年03月29日10:53  來源:今傳媒
 

摘 要: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社會信息化的背景下,跨文化傳播已經成為了一種常規的傳播現象。“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是增強我國經濟文化軟實力的有效路徑。跨文化傳播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文化圈中已經成為了交流、融合、發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將以絲綢之路文化圈中的相關文化元素為載體,試圖探究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前提與背景,問題與障礙,路徑與目標。在多元對立——統一的語境下,實現跨文化傳播的效果研究。

關鍵詞:跨文化傳播﹔“一帶一路”戰略﹔信息流

作為目前中國的頂層設計制度,在2014年APEC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正式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一帶一路”戰略借助我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和多邊關系,依靠現有的溝通對話合作平台,著力建設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其中,“一帶”指的是陸上絲綢之路,依托陸上通道,以沿線城市為支撐,建設新的亞歐大陸橋,經濟影響力將輻射中亞、西亞、北亞,遠及歐洲,在新時代背景下,重新建立開放合作的經濟合作新秩序。並且,文化溝通和交融,尤其是以跨文化傳播為代表的文化信息傳播已經成為了經濟合作的基礎和共識。

一、“一帶一路”戰略下的跨文化傳播:前提與背景

“一帶一路”是我國政府在新時期新經濟形式下做出的戰略決策。“一帶一路”並不是與經濟全球化並行的概念和政策,而是中國本土的戰略。“一帶一路”是中國在經濟全面對外開放的初級階段。事實上,改革開放至今完成的是國內經濟轉型和變革的“內化”過程﹔而中國經濟“外化”的開始正是中國經濟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影響力的逐漸增大和“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因此,我們不能與以美國為主導的美元全球化混淆。“一帶一路”的目標是以中國為核心的全面全球化,在這個意義上,實現全球化的前提就是成功且行之有效的跨文化傳播。“一帶一路”戰略建設的定位,不僅包含經濟上的訴求,還包括了政治上的訴求,意識形態輸出的訴求。是中國在國際關系中開拓出以美國為主導的美元全球化過程不同的非對抗性路徑,這種路徑的實現,需要陸上絲綢經濟帶沿線各節點城市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溝通與對話,彌合由於宗教、地域等因素所產生的文化鴻溝,進而在文化輸出和傳播過程中能化解因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差異、對抗和矛盾。

我國的西部城市,特別是甘肅敦煌酒泉、寧夏銀川中衛、青海西寧和新疆烏魯木齊,位於陸上絲綢之路的主干道,一路向西便是中亞、西亞和歐洲等國。數千年來,沿線各城市在經濟的往來中形成了一些共有的文化心理基礎。其中,語言就是最為典型的文化表征。中亞和西亞的各國,主要是突厥語族和斯拉夫語族國家,我國西部的邊疆城市位於這兩個外部語族和漢語中原文化圈的融合區域,新疆和寧夏等地的語言都來源於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我國西部邊疆各民族和中亞各民族的文化本源基本相同,並且有著數千年和平共處,生活發展的交往基礎和文化心理共同體,這是我們能夠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取得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合作的基本要素之一,失去了文化心理這一要素在經濟共贏中的融合作用,那麼陸上絲綢之路也就失去了合作與發展的重要保障。此外,絲綢之路沿線經濟帶的終點——歐洲,需要在這一過程中更多的交流與融合。印歐語系的民族和國家中,除去斯拉夫語族的各種語言,還有日爾曼語族的德語、英語和北歐各種語言﹔拉丁語族的法語、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等,都可以作為交流和研究的基礎,以此來增進多國多地的文化融合,求同存異,合作發展。

二、“一帶一路”戰略下跨文化傳播和對外傳播:問題與障礙

文化本身的復雜性與人類認識文化不可避免的簡約性是跨文傳播過程中最難突破的制約。文化本身是復雜的,因而影響跨文化傳播的要素以及相關障礙也是多重而復雜的。除了文化思想本身的差異外,傳播過程中的語言和非語言符號所表達的差異性文化內涵,也造成了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困難。

第一,認識的有限性和文化相對獨立性的矛盾。在跨文化傳播中,人們由於過多的基於自身的文化思考模式而放棄挖掘文化內涵不同的努力,甚至很容易形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錯誤認識,是造成跨文化傳播內在矛盾的原因之一。“人同此心”是由著名哲學家、政治學家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所寫,是指在人際交往過程中,能夠體會他人的情緒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場和感受,並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處理問題的能力。也可以說,同理心即站在對方立場思考的一種方式[1]。這種在人際傳播中的傳播通路卻造成了跨文化傳播的困境,此類認識上的誤區很容易造成跨文化傳播的障礙。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貿易、地理、語言和文化接近性等因素構成了跨文化傳播的信息流動的內在基礎,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可以按照自身文化的價值觀、信仰、風俗和宗教等規范去要求相異文化圈,這種“過度的同理心”會造成文化意象和信息流動的隔閡,即自說自話,相互不能理解彼此所傳達的信息和意圖。絲綢之路經濟圈的沿線各個文化圈,即相互交融又相互獨立。相互獨立性的體現是多方面,首先,在面對同一文化意象時,在不同文化認知經驗的作用下會產生選擇性理解和認知。選擇性理解的產生使得任何文化產品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信息丟失和減損﹔其次,這些不同的認知使得信息在傳播過程中失去了其原始含義,這些不同的理解造成了信息解讀的困難性﹔最后,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出現了文化的排異反應,嚴重的情況會產生文化沖突,即我方文化與你方文化的對立不容。因而,認識的局限性和文化相對獨立性構成了跨文化傳播的第一層困境。

第二,“先入為主”的刻板認知和文化多元性的矛盾。個體對某個社群以及社會事物造成的一種單一、固定和淺層次認知,這種現象被稱之為刻板認知(stereotype)。刻板認知是社會認知的表現方式之一,是一種先入為主的既定印象構筑的認知經驗。美國著名記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寫到:多數情況下我們並不是先理解后定義,而是先定義后理解。置身於龐雜喧鬧的外部世界,我們一眼就能認出早已為我們定義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們也傾向於按照我們的文化所給定的,我們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2]。首先,刻板印象加速了跨文化傳播信息和認知的割裂。刻板印象來自於個人社會化過程,是來自於個體在習得自身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在社會交往過程中的長期培養。個體無法體驗的都會通過刻板印象補充對於該事物的認知,這就說明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不同文化圈層之間都會由於刻板印象的作用造成對於某一未知問題的既定認知,會造成文化傳播過程中信息的割裂﹔其次,刻板印象加劇了文化沖突的形成。刻板印象是對現象和問題概況性的描述,這種簡化了的認識僅僅局限於事物的總體特征,而忽視了其余大部分的真相以及個體的差異性和多樣性。跨文化傳播中對於個別地區文化屬性和社會問題的判斷失誤正是由於在審視過程中丟失了細節所引發的。例如2008年4月份恐怖主義在新疆地區實施了針對於北京奧運會的兩起恐怖案件,而截至當年六月份,國外游客數量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了8.58%[3]。在新疆發生的安全事件的印象借由傳媒傳播,這些信息的廣泛傳播使得游客獲得了該地不安全的認知,從而做出了放棄旅游的決定。這種帶有“偏見”性的刻板印象認知,對於深入挖掘某一文化圈層的文化多樣性和差異性產生了極大阻力。

第三,文化中心主義。文化中心主義就是將自己所屬的文化作為文化的中心,並且作為評價其他文化的參照系和標准,用以衡量異文化價值觀的優劣高下[4]。文化中心主義是一種表達內在意識的方式,不假思索的認為自身所處的文化圈層所建構的價值觀、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更正確。在跨文化傳播中,經常表現為對其他文化圈層的漠視和不屑一顧,這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對於跨文化傳播的平衡造成了很大的障礙,無論對於信息的傳播還是對於我國整體印象的構建都無法活的很好的交流效果。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地,存在不同文化氛圍和文化屬性的圈層,例如以中國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為構成要素的亞洲文化圈,以理性主義和崇尚自由解放的歐洲文化圈,每種文化圈層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地理環境中形成的,每一種文化的出現和存在也都會有自身的合理性。對於特定的文化甚至個體屬性差異極大的異文化,社群成員也沒有權利在文化中心主義的驅使下批判和排斥其他文化,這造成的割裂是無法彌合的。跨文化傳播無可避免地包含著文化信息輸出方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表現隻要能以溫和的、不具侵略性的方式得以傳達,就會形成漸進的文化傳播現象。在傳播的過程中,逐漸彌合文化鴻溝,文化隔閡,更重要的是需要在信息的交流中使特定的文化個體了解異文化的存在,理解異文化的內涵,文化的相對平等有利於推動建立寬容溫和的文化傳播秩序。

三、“一帶一路”戰略下跨文化傳播和區域文化建構:路徑與目標

跨文化傳播是傳播學中的一支,也需要按照傳播理論的基本要求並遵循傳播的基本規律進行實踐和操作。根據拉斯韋爾的信息流動理論,跨文化傳播中的信息流動,按照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媒介、接受者和傳播效果可劃分為五個環節。傳播效果和影響力的構建需要由傳播者的專業能力、傳播內容的吸引力,傳播媒介的有效性共同決定,良好的傳播效果應該有利於構筑文化共同體並且消弭文化差異,所以在結合上述因素和傳播實踐,區域文化圈層的建構可分為下述三個路徑:

第一,按照受眾需求,確定合適的傳播主題。建立在“一帶一路”戰略基礎上的跨文化傳播的受眾,理應是所有在這一過程中接觸和參與由我國組織的跨文化傳播的總體人群。分析這種受眾的構成,不難發現,其特點是多民族、多語言,多重文化圈層的重疊與交合,這就使得在面對不同社群,不同文化圈層的受眾時,我國傳媒需要選擇和確定不同的傳播主題開展精准傳播,這樣會極大地增強傳播效果,因而推動和加速不同社群之間的交往和認知的深度。其中,信息內容的選擇標准之一就是接近性原則,即事實與接受者的心理距離越近(興趣,生活地域,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專業,經濟收入,民族或種族宗教的心理距離),便越具有信息傳播價值[4]。此外,敦煌地區的跨文化傳播也需要和受眾利益相關性原則、名人效應等原則的配合。

第二,根據傳播規律,運用恰當的傳播語言。面對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現狀,增強傳播效果,擴大傳播影響力,需要從以下幾方面開展傳播實踐活動。首先,文學傳播。文學從狹義的角度指包含情感、虛構和想象等綜合因素的行為和語言文字作品。文學是一種抽象的、審美的藝術化處理。文學傳播在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佔有很大的比例,通過潛移默化的培養,受眾可從文學作品中感知、建構和形成對於某一異文化圈層的充分認知﹔其次,教育傳播。依托國際化背景和中國區域影響力的增強,漢語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國外大學設置為外語課程。從2004年起,為了進一步推動漢語的普及和中華文化的傳播,在全世界范圍內開辦孔子學院。這一舉措不僅滿足了其他文化圈的人們對中國文化旺盛的需求,而且凸現了孔子學院作為文化傳播窗口的積極作用。“一帶一路”文化傳播圈中,敦煌、酒泉、新疆等地由於有著非常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這些遺產的保護是為了更好的傳承中華文明,所以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節點,敦煌等地需要借助一帶一路戰略的契機,通過教育交流活動的方式傳遞中華文化,散播中國文明的影響力。文化為載體的傳播是一種更利於受眾接受信息的形式。相較宣傳,文化傳播教育活動的接觸性更強,獨特的傳播內容也確保了傳播效果的達成。此外,學術交流活動的組織和展開能夠對文化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在學術領域達成共識,對於中華文化的傳播意義深遠﹔再次,藝術傳播。包括雕塑、繪畫、攝影、戲劇、電影、工藝、建筑、音樂、舞蹈在內的多藝術形式在表現上所使用的方式不同,在傳播上也就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性。作為動態的表現形式,舞蹈是最古老的藝術形式。舞蹈的表演性是他具備了較強的觀賞性,對手受傳者而言也是一種視覺藝術。通過視覺的凝聚,通過舞蹈動作的演化來直覺其蘊含的藝術之美,從而領悟到人類本質性的存在﹔最后,繪畫是靜態的再現藝術。繪畫即寫實又抽象,但是其對現實的描摹和再現特征較其他藝術形式更為突出。利用現在影像技術,利用音視頻和多媒體技術綜合全方位的展現文化元素,受眾可以利用手中的電子終端在線欣賞和瀏覽,此外舉辦主題展覽也是轉變傳播介質,更好地保護這類不可再生的文化遺產的方式。另外,音樂是一種動態的美,它通過節奏、旋律、和聲等表現手段的規則組合創造美的音響,以表達一定的情感和形象。音樂無國界限制,音樂是去價值觀、去宣傳化的載體。恩格斯曾經說到:“音樂是唯一使享受和生動的演奏一致起來的藝術。[5]”此外,其他各類藝術形式也需要和上述方面進行配合,綜合互動,全方位立體化的表現中國文化的豐富性和內涵屬性。

第三,依托多元文化,避免不當的傳播行為。傳播效果的達成需要盡量排除影響傳播過程中的“噪音”和干擾因素。這些干擾足以影響信息傳播的順利開展,進而也影響了最終的傳播效果。事實上,在“一帶一路”文化圈的傳播過程中,傳播者應盡力規避有不同價值觀和不同的標准所導致的文化沖突。首先,去宣傳口徑。宣傳是一種機器性的表達,這種傳播方式用不同的方式輸出價值觀,力圖達到價值一統的目的。此類做法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是需要盡量規避的。不同的價值觀是人們看待問題的內在原因,對價值觀的改變和影響緩慢而低效。跨文化傳播是需要在充分了解的基礎上實現信息在不同的文化圈層傳播而不受影響和衰減的過程。一旦含有宣傳價值觀的具體行為,會對跨文化傳播的效度施加負面影響﹔其次,尊重文化的多樣性。一帶一路沿線各地,宗教,民俗,信仰都有很大的不同,跨文化傳播中華文化並不是追求價值觀層面的統一,而是要以相互理解,增進彼此的交流和交融為目的。在傳播文化的過程中出現了文化沖突,為了保護文化之間的溝通路徑,需要以對話——溝通機制加以解決﹔最后,回歸“傳播”本質。傳播的本質就是信息的流動,隻要傳播路徑和傳播手段的正當性得到了確認,傳播的持續性就得到了保障。跨文化傳播是傳播的一種形態,跨文化傳播的本質也是傳播本質的體現﹔跨文化傳播的要求也是傳播本質的要求。

四、小 結

跨文化傳播的關鍵在於承認對方觀念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對方身份的正當性,不要做是與非的絕對判斷。這是增進彼此了解,搭建傳播平台的前提條件﹔要將傳播問題具體化,將文化沖突暫時擱置,這是實現跨文化傳播信息流動的必要手段﹔真正的以文化信息流動為核心,表明傳播誠意,這是跨文化傳播的基本原則,以便“一帶一路”戰略下絲綢之路文化圈的跨文化傳播持續漸進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澳)菲利普•佩迪特.人同此心:論心理、社會與政治[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

[2] (美)李普曼.公眾輿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2008年6月接待海外旅游人數情況[EB/OL].http://zw.xinjiang tour.gov.cn/info/1053/16839.htm.

[4] 陳力丹,閆伊默.傳播學綱要[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責編:王妍(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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