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時間，一家網絡眾籌公司發起了2.3萬多例醫療個人求助項目，籌款總額超過1.8億元，379萬多人次參與捐款。

從5月20日起，網友“午后狂睡_Silent”在微博上連續發表《輕鬆籌？另類發家致富手段》系列文章，質疑在輕鬆籌網絡平台上籌錢的病人往往夸大治療費用，籌款的目標金額可以隨意更改，病人在拿到善款后用途不明，且平台在每筆善款中抽取2%的手續費。

“午后狂睡_Silent”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採訪時表示，部分在輕鬆籌上籌錢的病人實際是在利用人們的同情心“賣慘騙捐”。

這不是輕鬆籌第一次受到質疑。這家在2014年年底由北京輕鬆籌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網絡眾籌平台，從開始做醫療個人救助就受到過公眾質疑，其是否具有公開募捐資質、對於求助者的信息審核、所籌善款如何管理、求助者善款使用的后續監管等問題備受關注。

個人求助的法律邊界在哪裡

北京輕鬆籌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副總裁於亮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採訪時說，起初開發輕鬆籌的主要目的是為在朋友圈轉發的眾籌項目提供一個標准化的展示頁面，更方便轉發，對於捐款也有一個透明的展示，上面有籌款人的項目介紹、目標金額和已籌集金額、捐款人的名字以及捐款數額。

隨著眾籌項目的增多，輕鬆籌開發了自己的客戶端，不再完全借助微信傳播。打開輕鬆籌客戶端，有“微愛通道”這一專門服務於大病救助項目的選項。與其他項目不同，在“微愛通道”籌款治病的項目均不允許公開展示，隻能在朋友圈內傳播。

於亮告訴記者，輕鬆籌上所有醫療救助項目的發起人均為個人，其目的是為了給自己或直系親屬治病，且信息隻能在朋友圈內傳播，屬於個人求助行為，個人求助不在將於9月1日起實施的《慈善法》規制范圍。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教授楊思斌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採訪時表示，個人求助這種“法律不禁止、《慈善法》不調整”的行為，特別是通過網絡進行的個人求助，如何規范確實值得關注。

楊思斌介紹說，《慈善法》規定的慈善募捐是以慈善組織為主體，為了慈善目的開展的募集財產活動，輕鬆籌進行的這種行為可以看作是民法意義上的贈予行為，但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中有一條是誠實信用，雙方的贈予、接受行為必須為雙方真實的意思，“也就是說，捐錢給你是救急救難的，如果善款沒有用於這個目的，其贈予合同是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

楊思斌同時表示，如果輕鬆籌發起人編造身份或求助信息，可以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追究行政和刑事責任。

媒體和公眾的另一質疑集中在輕鬆籌在所有善款中抽取2%的手續費是否過高。於亮解釋說，不僅是個人求助醫療救助的項目，所有在輕鬆籌上籌款的項目，平台都會從籌集到的資金中抽取2%的手續費。這是為了支付微信、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手續費用。同時，隻有善款最終到達項目發起人賬戶上，輕鬆籌平台才從中扣取手續費。在此之前，所有善款均保存在輕鬆籌專門為大病救助項目開通的銀行賬戶上。

聊城大學法學院教授楊道波認為，輕鬆籌作為商業平台，自然有獲利的要求，收取2%的手續費也是正常現象，“輕鬆籌為病人提供了發布個人求助信息的平台，病人則是委托其發布信息。”

嚴謹的審核機制能否規避法律風險

截至今年2月，輕鬆籌平台上共發起了23464例大病求助項目，籌款數額達1.8億多元。面對如此龐大的籌款數額，於亮坦言，輕鬆籌面臨的最大法律風險就在於如何確保求助人的信息真實。

為了規避法律風險，輕鬆籌在審核上投入了很大人力，並制定了自己的審核流程，力求確保病人身份、病情信息真實。

記者在北京輕鬆籌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辦公室裡看到，共有100名左右審核人員，其中包括30名后台審核人員和70名電話客服人員。“每天大約有五六百個項目，我們都是一一人工審核。”一位審核人員說。

所有在輕鬆籌上發起“大病救助”項目的病人，必須上傳本人手持身份証原件的照片，從而確認病人的身份。對於外界質疑的“身份証可以造假”的問題，於亮說，因為照片中要求是身份証原件，本身就比復印件造假難度高很多。假如身份証是PS的，將圖片放大后就可以明顯看到PS痕跡。

“身份証號和姓名是否對得上，可以直接在國家指定的接口查詢。查一個人需要付費兩元。”於亮說，輕鬆籌每年要付出40多萬元的查詢成本。

而那些本人不具備發起項目能力的病人，比如兒童、老人等，如果由其直系親屬發起項目，除了上傳病人本人的身份証原件外，還需要病人的直系親屬上傳戶口本原件或結婚証等，以証明其與病人的關系。在對病情的審核上，輕鬆籌要求病人上傳公立醫院兩年以內的病歷和診斷証明。如果是民營醫院的病歷，則不允許發起籌款。病人自己描述的病情，都由工作人員與病歷上的說明對比，看是否屬實。

為控制善款的數額，輕鬆籌規定籌款時間最多為30天，且募集善款達到目標金額后，捐款通道立即關閉。

另外，為確保善款能夠直接支付給發起人，輕鬆籌要求接收善款的銀行卡必須是病人本人、病人直系親屬或醫院賬戶的。該銀行卡卡號在發起求助時就要填寫，之后不得自行修改。

對於被舉報的求助項目，審核人員會打電話向籌款人及其主治醫師等核實情況，發現是假的，籌款全部原路退回。即便項目確定是真實的，如果舉報人仍對項目存疑，也可以申請退款。於亮說，2015年，輕鬆籌大病救助這一塊，退回的善款共計1600多萬元。

善款使用監管空白亟待解決

於亮坦言，發起人在接受善款后，究竟把善款用到了何種用途、病人此后是否有醫保報銷，目前的監管上都是空白。

“午后狂睡_Silent”在微博中提到，一位尿毒症女士的丈夫為她在輕鬆籌上籌款60萬后，因女士家人不願捐腎，丈夫向女子提出離婚，之后善款去向不明，女士的病沒有得到治療。

於亮解釋說，該女士的丈夫確實為她設立了一個目標金額為30萬的籌款項目，最終籌到197158.6萬元。籌款期間也確實發生了夫妻離婚的情況。輕鬆籌方面也接到了女方的舉報。

之后，輕鬆籌工作人員聯系了當地政府部門對情況進行了確認。隨后要求男方必須修改提款銀行卡卡號，將善款直接打到女方病人賬戶。因為男方多次拒絕修改，提款申請最終也沒有通過，目前資金還在鎖定中。

而對於其他剩余善款的用途問題，於亮說，平台對這一塊確實無法控制，隻能從道德上對當事人進行勸說。輕鬆籌提倡籌款人時常更新動態，包括善款到手后，保持更新病人病情、治療情況等。“但這些隻能提倡，並不能強制”。

“午后狂睡_Silent”還提出，在輕鬆籌上一位需要換髖關節的病人，設立的10萬元目標金額過高，最后換關節隻需要3萬，而且病人醫保還會報銷85%的費用。

於亮說，這個案例有不屬實的情況。輕鬆籌的工作人員也聯系到了病人的主治醫師。據該醫生介紹，該病人的左右腿都需要換髖關節，費用約為10萬元。同時，該病人實際籌款6天后，隻籌到了1.2萬余元，根據輕鬆籌平台以往的規律，發起眾籌7天后，籌款金額幾乎不會再增加。也就是說，該病人最后能夠籌到的金額可能不會超過1.5萬元。

至於如何確認病人有無醫保報銷，於亮說，在這一塊確實無法監管，一般情況下，病人的醫保報銷都是在籌款之后才會發生，病人面臨著急需用錢的問題，所以選擇在輕鬆籌上籌款。至於事后有無醫保報銷，病人通常不會在求助信息上寫，平台也沒有能力去一一確認，更沒有權力將報銷的金額追回。

此外，對於文章中質疑的目標金額可以隨意更改的問題，於亮也承認，在這點上確實考慮不周，起初自己制定這個規則的想法是，有些病人可能擔心籌不到錢，一開始寫的目標金額會很少，籌款可能不夠用。這時候如果再發起一個項目，可能不如第一次的傳播效果好。因此，發起人可以在頁面上自己更改目標金額，更改過程會以動態的形式顯示在頁面上，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目標金額的變化。

“我們現在也覺得這種改動可能會帶來一些問題，在下一個版本中將會作出改變。”於亮說。

而此前網絡上關於籌款人經濟條件的質疑，於亮說，平台之所以不要求籌款人必須有貧困証明，是因為很多家庭是“因病致貧”，如果限制了必須是低保人員才能申請求助，那麼會有一大部分需要幫助的人被拒之門外。

楊道波也表示，輕鬆籌這類網絡眾籌平台，所要履行的法律義務主要在審核。如果審核過程沒有問題，后續善款的使用以及病人有意隱瞞醫保報銷等信息的問題，實際上不在平台的監管范圍內。

於亮對記者表示，他希望對這些問題存疑的捐款人能夠通過司法途徑解決，輕鬆籌公司將全力配合提供各種証據資料。

但維權成本往往高出捐款人的捐款數額，也成了此類問題走司法途徑的絆腳石。

與慈善組織合作能否解決監管難題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天使雲項目辦主任朱愛晶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今年1月輕鬆籌與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合作成立了“中國紅十字會輕鬆籌微基金”，希望利用輕鬆籌便捷、高效的網絡平台向社會籌款，用於基金會開展的一些大病救助項目。“目前這個平台計劃在6月下旬上線試運行。”朱愛晶表示。

從今年年初開始，運行919大病救助慈善項目的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和輕鬆籌合作，“我們目前的合作模式是，由它們進行求助者的身份、病情信息核實，提供網上捐款平台，而后續善款使用的監督，我們利用慈善組織的現有力量來進行。”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副理事長兼常務副秘書長肖隆君介紹說。

楊思斌表示，輕鬆籌是提供個人求助信息展示、募集捐款的網絡平台，盡管只是通過朋友圈進行一次次轉發，但已突破了熟人的范圍，具有一定的“針對不特定公眾募捐”的特征，因此，輕鬆籌應當承擔更多的善款使用監督責任。

“慈善法規定了民政部門對於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開展公開募捐行為的，擁有一定的行政處罰權力，慈善法實施后，具體可能還需要研究觀察。”楊思斌認為，輕鬆籌在目前醫療保障還不夠健全的情況下，發揮了一定的救急救難的作用，整個社會的慈善文化培養需要一個過程，應當引導公眾通過合法登記認定、擁有公募資格的慈善組織捐款表達愛心。（王亦君 申思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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