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黃馨茹

嘉 賓：盧義杰 中國青年報記者

周國芳 齊魯晚報記者

董小紅 新華社四川分社記者

主持人的話：參加兩會報道，對於很多剛剛入職媒體的新人來說，是一次鍛煉與提升的機會，但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去往人民大會堂，聽取代表委員發言，傳遞第一手信息，向總理提問……媒體新人可以在兩會這一平台上大顯身手。而與此相對應的可能是會前對於議政話題的辛苦准備、會議期間的通宵達旦……跑兩會的媒體新兵，在兩會上有怎樣的觀察和思考?他們遇到了哪些尷尬和挑戰？本期茶座，請媒體新兵暢談兩會採訪經歷。

多關注兩會上不同的聲音

盧義杰

參加過兩次兩會，每次都聽到不少代表委員的發言，讓我印象深刻的，總是那些不同意見。

比如，2015年人大審議立法法修正案，關於“稅收法定”原則，二審稿規定稅種、納稅人、征稅對象、計稅依據、稅率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隻能由法律規定。但呈現在代表面前的三審稿，這一表述被簡化成了“稅種的開征、停征和稅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

也就是說，“稅率法定”的表述消失了。這引起不少擔憂：在地方，調整稅率后會不會變得隨意？我記得很清楚，三審稿公布的會議后，有個同行在場外攔下了一名看上去相熟的代表，代表邊走邊回頭邊擺手說“這恐怕是要定下來的事情”，遺憾和無奈一覽無余。

但在接下來的四天，越來越多代表、委員開始對這一修改“開炮”。他們在小組會議上發言，在媒體上表達，有的還組織了研討會，一時間眾多不同的聲音出現在輿論場。最終，“稅率法定”的內容明確寫回了立法法。

辯論的勝利再次上了各大門戶網站。如果沒有不同聲音的呼吁，“稅率法定”能否明確不得而知，地方政府是否會因此而調整稅率，恐怕更是一個依靠覺悟而非制度的事情了。

不同意見的“狙擊”不止這一個成功例子。又比如，今年審議慈善法草案，關於“管理成本”的表述等等，同樣在代表、委員以及會場之外業內人士的呼吁下改變了一些，盡管最后的修改沒有讓各方完全滿意。

在我看來，不同的聲音之所以珍貴，除了在這樣的參政議政場合，這些聲音可以起到反思、批判、平衡作用以完善公共政策方針的制定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仍有一部分代表委員的發言讓旁聽者感到無趣，這部分聲音或者是根據已有的報告談心得體會和表態，或者是談本省或本領域的成績。早有媒體將后者諷刺為“換個地方開本省兩會”，這與那些不同的聲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其實，由於各個代表委員的知識層次、閱歷、工作經驗以及對話題的判斷、觀點不同，對於能否提出不同意見，實在不應該苛求。但作為傳播資源有限的媒體，應該把目光更多投向敢說、能說不同意見以及能形成意見交鋒的代表委員，因為作為代議制的大會，一項重大決策或現象的利弊有必要讓各利益相關方充分知曉。

所以，每當聽到不同的聲音，我常以為這是發現新聞點的好時機。但做了幾篇報道之后，慢慢發現，事實上，發出不同的聲音，並不是對每個人來說都那麼容易。盡管法律規定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但由於個人性格使然，或者所在單位的“敏感”，發言前后有時會有小插曲。

比如，有一次，我旁聽一個省的小組審議。我到得較早，看到一名基層代表正在征求其他代表的意見。她的大意是這樣：她被評選為道德模范，被樹為典型，但她發現自己經常被邀請到這裡作報告、那裡領獎，還有人請她做廣告代言人、送她房子。她慶幸的是，當地婦聯在思想上對她關心較多。而一些缺少思想關懷的道德模范則可能走上違法犯罪之路。

這個話題能不能說？她小心地問其他代表，后來又問了召集人，最后大家都鼓勵她 “可以說”。

她終於在會上開口了。說正文之前，她再次強調說這個話題是征求了召集人的意見的。

她的發言打開了大家的話匣子。有代表點評說，現在各行業都評比先進英模、典型，開展時都很積極，之后的服務和管理怎麼做，相對缺乏。還有人坦言“各行各業表揚，太多，人家記不住，會嫌煩”，還表示“宣傳、教育都要搞，但不能過分”。

散會之后，不知是不是因為有這番犀利的討論，有的工作人員開始私下與在場記者商量發稿前能否給他們看看。不過，工作人員好像沒注意到我，也沒確切和我交代什麼，我離開會場后第二天刊發了報道。

還有一次，我採訪了一名律師，他給有關部門提了一條建議。從常理上看，這個建議無可厚非，但我還是輾轉知道了他遇到的尷尬：有的單位希望他消除影響，還有人詢問他的建議是什麼背景。

我知道，其實這個律師也是發言謹慎的人。他曾經告訴我，他在兩會上提一個觀點之前，會考慮這個問題國家有沒有解決的計劃和可能性。如果有，就提議案﹔如果沒有，就提建議，因為議案的“規格”更高一些，他說他不想打亂國家的部署。

我和同事在微信裡安慰他，說他的尷尬可能是一些單位的誤解，解釋解釋或許有回旋余地。他回答的大意是，這在社會進步過程中難免，但能讓大家注意到這個問題就是一件好事。事情后來不了了之，最終也沒人真正找他的麻煩。

久而久之我發現，代表委員們不同的聲音，其實只是基於專業、中立立場的判斷﹔他們中的不少人，也浸潤於中國含蓄、不爭的傳統文化背景之下，不同的聲音在發出之前，也往往會經歷內心的考量、過濾以及置身組織的權衡。

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這些不同聲音的價值不僅在於對某項政策的評論，還在於讓一個話題脫敏，讓意見表達逐漸被公眾所接受，讓觀點爭鳴成為社會進步的健康新常態。媒體最應該傳播的，恰恰就是這些。

在兩會的議事場裡，他們和我們都正去嘗試熟悉民主社會的表達之道。盡管有時難免有一些磕絆，但作為記者，我十分期待在兩會上看到一個常識正在不斷練習：任何國家都需要不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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