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的公關行為一直處在一個“灰色”的空間之中。在“公關”的名義之下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很多地方是相當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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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3日，《新京報》發布了一則聲明，聲明指出，近期，有門戶網站收到了以《新京報》旗下子公司名義發出的“撤稿函”，要求網站刪除一篇轉載自《新京報》，題為《四川達州幫瘋狂舉牌上市公司 ，首富唐銘陽浮出水面》的稿件。《新京報》在聲明中表示，該函件與《新京報》及旗下公司毫無關系，純屬偽造。

　　這已不是《新京報》第一次遇到這種來路不明的“冒充者”。就在一個多月之前，就有網絡媒體收到過落款為“新京報”的撤稿函，要求網媒刪除一系列《新京報》針對德豐利達理財產品做出的調查性報道。

　　究竟是誰在使用這種低級的欺詐把戲？《新京報》的官方聲明並沒有指明。但是，隻有因相關報道導致自身利益受損的組織或個人，才有可能找人做這樣的事。許多人明白：這不過是遭遇負面報道的企業的“公關手段”而已。

　　在國內語境中，“公關”似乎有洗不淨的原罪。一方面，許多企業遭遇信譽危機和丑聞的第一反應就是“捂蓋子”，對公眾掩蓋事實，想方設法堵媒體的嘴﹔另一方面，國內的一些公關公司也缺乏職業道德與公關素養，以公關之名，行欺詐、威脅、賄賂之實。最近接連發生的“偽造撤稿函”事件，其實就是某種低劣的“公關”行為。

　　然而，公關的本質與初衷，卻並非如此不堪。和某些無良企業和無良公關給人留下的刻板印象恰恰相反，公關扮演的並不是替企業欺騙公眾、糊弄媒體的角色，而是幫助企業澄清事實，與媒體進行良性溝通，並以真誠姿態說服公眾的角色。

　　公關理論認為，任何組織都處在一定的公共關系狀態中。所謂“公眾關系”既包括了組織和公眾的關系，和媒體的關系，也包括了組織和其他組織的關系。主動處理這些關系，使得這些關系對組織更有利，就是“公關行為”。從這套理論中可以看出，公關的目的是處理組織和外界的關系，如今某些公關的“旁門左道”只是幫企業欺瞞他人，與公關的本質背道而馳。

　　拋開理論，我們也能發現，在公關行業發祥地美國，早在20世紀初，就拋棄了以虛假宣傳為核心的“巴納姆式”公關理念，轉而將公開、透明、理性說服作為公關行業的金科玉律。對於一個企業而言，如果媒體的報道有問題，大可以澄清事實﹔而對於一些錯誤和不當的行為，最好的公關就是公開道歉。

　　公關行業進入中國已有三十余年，國際知名的公關企業幾乎都在中國設有分公司，本土的公關企業也有了長足發展，絕大多數企業和政府機關都有了“重視公關”的意識。然而，針對公關行為的職業規范卻一直沒有建立起來。可以說，國內的公關行為一直處在一個“灰色”的空間之中。在“公關”的名義之下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很多地方是相當模糊的。公關領域還缺乏自律機制，導致總有害群之馬做出諸如“偽造撤稿函”這種可惡又可笑的事情，進而敗壞公關的名聲。

　　讓公關發揮真正的作用而不被污名，一方面需要公關業拿出“對自己開刀”的決心與勇氣，向所有不端的公關行為宣戰﹔還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自律機制，及時制止和糾正不軌行為。而與此同時，立法機構也應該注意到公關領域的灰色空間，及時堵住法制缺口，不讓不端正的公關行為有機會繼續破壞國內的商業和輿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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