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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期刊悄然回暖再出發 理想文學期刊當兼容並蓄

2016年09月27日13:48 |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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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理想的文學期刊應有“特殊效力”

  當有人提及“文學理想”4個字,你會作何反應?冷笑幾聲,然后揚長而去,還是內心會涌起一陣小激動,熱血上涌。當被問起你心中理想的文學期刊時,眼前又會飄過怎樣的畫面?

  9月23日,在全國文學期刊主編高峰論壇上,來自多家知名文學期刊的領頭人就“文學理想與理想的文學期刊”進行深入交流。在文學期刊悄然回暖又將重新出發的當下,這可謂為文學的未來堅定了前行的方向。

  文學是理想的另一種現實

  王樹增的《抗日戰爭》是去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碼洋最高的書,《當代》雜志在2015年第四期和第五期選載了《抗日戰爭》。《當代》副主編楊新嵐還記得,讀《抗日戰爭》時,讓她第一次流淚的地方是郝夢齡給妻子的遺書,“使中華民族永存世上”,那樣的理想支撐著他奔赴死亡,信裡滿是他對妻子和孩子的愛。在楊新嵐看來,“愛與死交織在一起,就是文學最令人動情的所在”。

  秦兆陽是《當代》的第一任主編,現實感是他最看重的品質。在他的書房中挂著自己的手書——“天因多情故不老,地緣心熱始常青”,楊新嵐認為,這一副手書和他的現實主義相加,才是秦老最真實的文學理想。因此,楊新嵐判斷一個稿件時,常常用“天地人心”來作為第一要素。天就是理想,就是內心的向往﹔地就是生活,就是現實,就是人生現實的命運﹔人心就是有沒有對內心的感染力。

  在現實主義遭遇沖擊的上世紀90年代,當商品大潮席卷而來之時,那些沉浸在理想中的西部作者,堅守著自己的“愚人”事業而后成就了當代文學的高峰。用楊新嵐的話說,陳忠實和阿來就是西部的理想堅守者,成功地實現了個人的文學理想,也獲得了比追金者更多的金。

  “文學的理想就是這樣,多年之后,還有人記得,還有人在閱讀。或許我們永遠都不知道最理想的文學是什麼模樣,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要明確無誤地懂得,文學不應當是一年之內貎似洛陽紙貴,10年之后卻無人問津。”在《芳草》主編劉醒龍看來,對於作家來說,理想的文學,就是要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也許這種想法並不會獲得所有人的認可,但如果連作家本人都認為自己的文學狀態不是最理想的,這場寫作就無法進行。“文學史與文學現實都在証明,凡是失去自由與獨立的寫作都是無效的,就算變成鉛字,變成出版物,也還是缺乏文學性的文學假象。”

  理想文學期刊當兼容並蓄

  《世界文學》(最初名《譯文》)創刊的時候,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中國唯一一本專門譯介外國文學的期刊。當期刊將密茨凱維奇、莎士比亞、惠特曼、布萊克、波德萊爾、茨威格、泰戈爾等世界杰出的小說家和詩人的作品用漢字呈現出來時,在中國讀者心中產生的沖擊和感動可想而知。時隔多年,莫言、馬原、閻連科等作家依然會想起第一次讀到李文俊譯的卡夫卡《變形記》時的震撼。也正因為如此,《世界文學》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被人視作理想的文學刊物。

  劉醒龍說,理想的文學期刊應當是一座這樣的大山,不僅生長著各種各樣的花草樹木,還能承受各種岩石與冰雪,讓這些能開花的萬物和不能開花的萬物都有機會在陽光雨露下蓬勃生長。無論願意還是不願意,文學期刊的最好狀態是成為泰山本身,成為華山本身,成為長江三峽本身,而不要去夢想成為泰山日出,成為華山的各種險峻,成為長江三峽中的許多美妙景觀。

  在《世界文學》主編高興的思想中,理想的文學刊物,應該是有追求的,有溫度的,有獨特風格和獨立氣質的﹔理想的文學刊物,應該同時閃爍著藝術之光、思想之光和心靈之光﹔理想的文學刊物,應該讓讀者感受到這樣一種氣息、精神和情懷,即熱愛、敬畏和堅持。

  就像卡爾維諾在談論經典時說過一段同樣經典的話:“這種作品有一種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會被忘記,卻把種子留在我們身上。”在高興看來,理想的文學刊物就該有這樣的“特殊效力”,能成為某種布羅茨基所說的替代現實,應該有挖掘和發現能力,應該不斷地給讀者奉獻一些難忘的甚至刻骨銘心的作品,還應該有非凡的凝聚力和號召力,能夠將一大批理想的作者和理想的讀者團結在自己周圍。

  理想需與情懷結伴

  “今天的文學期刊,如何面對自己的理想?如何堅守自己的理想?”盡管余華在談到《第七日》的表述時說:現實更加荒誕不經,文學高於現實是不可能的。但楊新嵐還是依舊相信文學的力量,還是期待著時代出現李白、杜甫,期待那些“天子呼來不上船”“安得廣廈千萬間”的人生理想。

  《當代》前主編洪清波對編輯送審稿常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感動自己了嗎?你若自己都沒有感動,憑什麼感動讀者?”的確,財富迅速增長,富裕起來的我們並不比貧窮時困惑更少,並不比貧困時文學需求少,但我們中的大多數,並不知道我們內心真正的需求。

  “這就需要文學中的高人去解剖這個時代,研究這個時代,站在時代的高處去挖掘出我們真正的需求,用文學照亮身邊的眾生和我們自己,用文學撫慰我們現實的傷痛,用文學記錄我們前行的腳步。”洪清波說道。

  楊新嵐說,“多情”的理想和“心熱”的內涵是文學大地的兩端,也是《當代》37年來一直追尋的文學理想。

  就像高興所言,《世界文學》譯介過的優秀作家的優秀作品究竟有多少,實在難以計數。當曾經的“唯一”成為眾多中的“之一”時,他也知道,要真正做到讀者心中理想的文學期刊會有多麼艱難,但“即便困難重重,隻要文學情懷不變,我們就唯有前行”。(趙新樂)

(責編:宋心蕊、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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