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十七年”文學與電影的跨文化傳播

董 焓

2017年03月01日14:49  來源:今傳媒
 

摘 要:縱觀中國電影發展史,在“十七年”期間曾出現了一波文學與電影的跨文化傳播熱潮。本文首先就文學與電影這兩種藝術形態之間密切的關系進行分析﹔其次,對“十七年”這一特殊時期的電影發展的歷史背景及其特點進行概述﹔最后以小說《祝福》的改編為例,通過對《祝福》的改動,做到了由小說至電影的藝術創作,也成為“十七年”期間文學與電影跨文化傳播的范例。

關鍵詞:文學改編電影﹔十七年電影﹔《祝福》

一、文學與電影的交流與融合

文學,是以語言為手段塑造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表現思想的一種藝術。電影,有“第七藝術”之稱,利用視覺暫留原理,以影像為主體的一種現代藝術。文學是個人的電影,電影是大眾的文學。在電影百年發展史中,很難將文學與電影從內容上劃分出一個明確的界限,由小說到電影的改編更是文學與電影跨文化傳播的重要內容。

第一,文學作品大多源於生活,反映生活。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大都具有生動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節和具體的環境描寫以及深刻的思想主旨。電影需要故事,需要素材,文學作品為電影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文學作品尤其是敘事作品,其已經通過藝術概括與藝術創造,從生活素材中凝煉出具有一定藝術價值的作品,不僅有發人深省的主題思想,而且其在構建人物形象、設置故事情節、處理細節等方面也都具備一定的藝術基調與色彩,這為電影的再創造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第二,文學作品在新興媒介的沖擊下日漸被忽視,在被日益邊緣化的情勢下,文學需要電影這一新興的大眾媒介。按照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的冷熱媒介理論,小說因其高參與度被劃分為冷媒介之中,在電影這一熱媒介的沖擊下,文學的發展顯現出疲態。小說被改編,以一種全新的表現形式呈現在屏幕之上,以影音聲畫帶領觀眾重新感受經典文學作品的魅力,與此同時,影視作品觀看的便捷性與傳播受眾的廣度,也遠在文學名著之上,許多人都是通過光影魅力再去接觸文學名著,感受文學作品的思想精髓。文學作品改編電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擴大經典文學作品的傳播廣度與深度的作用。作品和影視聯姻也會帶動作家的創作積極性,對文學創作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

第三,小說與電影都是敘事藝術。敘事,簡單來講即是對於故事的描述。敘事作品中的內容是由事件、情節、人物等要素構成的。絕大多數的小說和電影都要通過對故事的敘述來表達其思想情感,只是因其媒介的不同屬性在敘事的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

第四,小說與電影都具有虛構性與假定性。假定性是一種藝術表現方式,是以假作真的表現方式。藝術家根據自己的認知與審美對現實中的素材進行不同程度的藝術再創造,從而使作品源於現實而高於現實,就此而言,假定性也是藝術固有的本性。如果小說描繪一個景色秀麗,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很可能是作家凌空構作,但有的讀者也會深信不疑。阿﹒托爾斯泰說:“沒有虛構,就不能進行寫作。整個文學都是虛構出來的。[1]”電影運用假定性手段創造逼真的生活形態,以此來提煉生活,反映生活,但電影因其特性,也成為所有藝術形式中假定性最小的一種藝術。

二、十七年時期文學與電影跨文化的歷史背景及特點

1.歷史背景

(1)政治因素。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秩序被瓦解,時代的巨變帶來了意識形態上的歷史性改變,也為中國電影藝術的發展打開了嶄新的局面。列寧說過:“在所有的藝術中,電影對我們是最重要的。[1]”在這一特殊的時期,電影作為一項具有強有力宣傳效應的大眾媒介,因其傳播范圍大、受眾廣,藝術性與政治色彩兼備這些特性,成為新政府向大眾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以及黨和政府路線方針的有效途徑,與其他大眾媒介一同履行著新的政治文化智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毛澤東就提出了“政治與藝術的統一”“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政治標准第一、藝術標准第二”[2]等一系列的指導原則,在此之下,十七年的電影發展與國家的現實政治保持高度一致。

(2)《武訓傳》所產生的后果。1950年,孫瑜導演的《武訓傳》上映,反響熱烈。影片的熱映也引起了業界的討論,贊揚者認為表現武訓“行乞興學”很有教育意義,批判者則從政治視角出發認為影片是“缺乏思想性,有嚴重錯誤的作品”。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毛澤東認為影片所宣傳的思想錯誤,必須嚴肅予以批判。由此文藝界展開了圍繞電影《武訓傳》的一場曠日持久的政治批判,業界許多相關人士都蒙受不白之冤,使得電影界風聲鶴唉。此后電影創作水平及產量都有所下降,直至1956年才有所恢復。對電影《武訓傳》對批判,用政治批判的方式取代了正常的藝術討論,給整個業界帶來巨大的恐慌,使得電影從業者不求藝術有功,但求政治無過,所以對名著的改編就變成一個相對安全並且可操作的選擇,也使文學作品改編電影在這十七年期間取得重要的創作成就。

2.特點

(1)就電影內容而言,意識形態明顯。新中國政權的建立,社會性質發生改變,政府重視文藝的發展,將電影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以及國家政策方針的有效途徑。這一時期由名著改編電影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表現較為明顯,大多帶有政治宣教色彩。

(2)就文學作品選擇而言,多選擇我國經典名著。因受上述的政治因素影響,在選取文學作品方面多選擇中國的具有較好思想蘊涵基礎的名著進行改編,這樣就避免了在政治上遭到批判。

(3)就改編方式而言,忠實原著,創新較少。電影藝術家夏衍說過:“忠於原著的幅度要因人而異。真正好的經典著作,應盡量忠實於原著。[3]”在對著名文學作品的改編過程中,電影人多忠實原著的思想精神,改變與創新的地方比較少。

(4)就人物形象而言,以革命英雄居多。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指導下,工農兵成為人民大眾歌頌的對象。因此,電影創作者在銀幕上締造了許多“英雄神話”,塑造出了許多表現工農兵革命英雄的人物形象。

三、小說《祝福》的電影改編

為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1955年6月,夏衍將魯迅的小說《祝福》改編成電影劇本。隨后,桑弧按照改編劇本將《祝福》呈上銀幕,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小說通過描寫祥林嫂悲慘的一生,表達出對受壓迫婦女的憐憫,更有對當時病態社會中冰冷的人際關系的唏噓。電影對小說的改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改變敘事方式與視角。小說採用第一人稱敘事和倒敘的方式,影片中導演將其改為順敘的方式來講述故事。究其原因,是因為導演認為“我”在影片裡出場,反而會在現實發生與文藝作品的虛構之間造成混亂,對敘事效果產生影響,故將其作了改變。對於觀影對象來講,這樣的方式更易於突出敘事主線,便於觀影者理解影片情節和主題。

2.豐富細節與增加情節。小說《祝福》作為一部短篇小說,對場景以及細節的描述較少。電影《祝福》在表現祥林嫂的日常生活中增加了大量的細節,將小說中由他人講述的話語變為通過祥林嫂自己的表演去展現給觀眾。填充了小說的敘事縫隙,使人物形象更為鮮明,主題思想更為明確,帶給觀眾更多直觀的視覺感受。電影所增加的多處情節中,筆者認為最為值得探討的是增加了祥林嫂“砍門檻”一幕。編劇夏衍說增加這個情節並非他的獨創,在由袁雪芬同志主演的《祥林嫂》的電影中,已有了這一個場面,后來的一些戲劇演出中也都保留了這個情節。面對觀眾的質疑,夏衍認為這一舉動,可以理解為祥林嫂身處在失望、苦痛之極而爆發出來的一種激動的行為。導演桑弧認為,祥林嫂是一個被封建勢力扼殺的無辜靈魂。一面極度地遭遇不幸並忍受苦難,另一面卻又具有一些反抗意識,不甘與命運妥協,二者交織在祥林嫂的思想中。在這個前提下,“砍門檻”的情節設置,更多地展現了祥林嫂同悲慘命運的斗爭,凸顯出這個人物具有反抗意識、階級斗爭意識,強調祥林嫂的逝去,應帶給人一種悲憤控訴的情緒,而非消極的哀愁。再加之電影主要以視聽來感動觀眾,砍門檻這一細節也能更為直觀地引發共鳴。

3.更改調整原著人物。電影在原有人物的基礎上增添了王師爺、楊七老爺、阿香、衛老二等人物。王師爺和楊七老爺兩個人物的增加,表現了當時社會中惡勢力的普遍存在。小說中,未出現大量的反面角色,也沒有對農民遭到欺壓的直接描寫,但電影中,反面人物是成群出現的,這不僅是電影完整敘事的需要,也表現了當時社會的現實。增加佣人阿香等,突出了在生活水平的上的巨大差異。關於賀老六,影片加重了他的戲份,展現底層人士悲慘命運的普遍性,也從側面加重了祥林嫂的悲劇色彩。電影增加了幾處與賀老六有關的情節及細節,如賀老六干活傷了腰部,回家后阿毛迎接,卻因腰傷不能抱起兒子等。電影展現出賀老六與祥林嫂一家三口愉快生活的歡樂時光,通過前后生活形成的反差,進一步突出了祥林嫂喪夫喪子之后的悲慘與淒涼。

4.較多使用畫外音。電影《祝福》的拍攝具有一定的紀念意義,故希望盡可能的忠於原著,小說中有許多對人物心理描寫的段落,由於媒介的特殊性使得電影隻能通過演員的表演來表現人物心理,有些細小的心理活動還是未能很好的展現。為此,導演在電影中添加了很多畫外音。這些畫外音有助於揭示電影的主題,也為觀眾理解電影提供了線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電影在開篇還增加了魯迅的雜文《我之節烈觀》作為字幕,向魯迅致敬。

5.調整時代背景。原著開篇提到康有為,故可推測出較為明確的時間,但電影有隱藏整時代背景。導演桑弧認為原著所描寫的生活狀態與社會本質,幾乎可以作為中國整個封建社會的縮影。對於小說清末明初的時代背景的調整,也使影片在服裝樣式和景別設置上不受嚴格的時代限制,鮮明地傳達影片的時代氛圍,營造出較好的藝術效果。

四、結 語

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電影在主流意識形態傳達方面具有很強的現實功效。因所處的特殊時期,十七年的文學改編電影多選擇以革命戰爭、革命歷史以及弘揚工農兵英雄為主,注重人物塑造,具有鮮明的現實感與時代感。對《祝福》《我這一輩子》《雞毛信》《林家鋪子》《青春之歌》等小說改編的電影順應時代思潮,頌揚時代精神,並且忠實於原著思想精髓、符合藝術審美需求。有些電影現在看來可能帶有強烈的政治說教意味與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但它們在中國電影的發展史上卻具有著重要地位,也為文學與電影的跨文化傳播提供了范例。

參考文獻:

[1] 列寧.對電影事業的指示.列寧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94.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藝論集(第二輯)[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3] 夏衍.夏衍論創作[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責編:石思嘉(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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