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曼麗：“一帶一路”對外傳播重在釋疑解惑

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廣，合作的展開，項目的啟動，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關注熱度始終不減，各種討論、議論甚至爭論從未間斷過。據統計，2013年9月至2015年2月，海外媒體有關“一帶一路”的英文報道有2500余篇。從中可以發現，國外媒體、專家學者一直試圖搞清楚“一帶一路”倡議的目的﹔不同國家、地區的媒體、專家紛紛從各自立場進行解讀，給出了差異巨大、甚至截然相反的評議。

從整體上看，不同國家所質之疑、傳播主體當解之惑似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即慣性思維、對接困惑、認知落差以及現實憂慮。

慣性思維

所謂慣性思維，是指人們基於以往的經歷與感受，對當前事物產生的一種套路性認知和刻板印象。例如“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后，美國彭博資訊等媒體為它貼上了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標簽，由此加深了國際社會，特別是一些歐洲國家對於“一帶一路”的誤解。眾所周知，歷史上的馬歇爾計劃帶有濃重的冷戰色彩，它體現了美國試圖通過經濟手段把復興歐洲與遏制蘇聯結合起來的戰略意圖。戰后美國對亞洲、中東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同樣如此。為了得到美國的援助，一些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對本國經濟甚至政治體制加以改造。無論美國還是受援國，都有學者對美國的發展援助政策提出過質疑。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對於美國“援助套路”的質疑，也部分投射到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解讀中來。

以“一帶一路”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所在國巴基斯坦為例。歷史上美國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與美國在南亞地區地緣政治利益的變化相契合，時間忽長忽短，數額忽高忽低。這使美國在巴基斯坦普通民眾心目中形象欠佳，媒體對此也有許多負面評價。2013年5月中國提出共同建設“中巴經濟走廊”的倡議后，巴基斯坦政府積極響應，其主流媒體均給予正面評價，幾乎形成輿論一邊倒的態勢。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巴基斯坦國內的一些媒體開始發出質疑聲，諸如中國在巴投資將會給巴基斯坦帶來沉重的債務負擔﹔中國公司的大規模進入將會控制巴基斯坦的經濟命脈﹔“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獲益的只是中方，等等。雖然中巴兩國有著深厚的傳統友誼，雙方互稱“鐵哥們”，其輿論主基調是積極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巴基斯坦國內存在著不同的政治派別，各派在“中巴經濟走廊”路線圖以及投資回報的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著不同看法，亦不排除“慣性思維”之下的疑慮與偏見。對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否則，即便有了良好的開端，仍然有可能因為輿論的反彈而出現新的問題。

對接困惑

所謂對接困惑，是指“一帶一路”倡議應與沿線各國自身的發展戰略相契合，否則對方難免出現疑惑與排斥心理。“一帶一路”與俄羅斯“歐亞經濟聯盟”戰略的對接，就經歷了一個較為曲折的過程。

2014年５月，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三國簽署了《歐亞經濟聯盟條約》，規定將於2025年前實現聯盟內部商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並推行協調一致的經濟政策。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時，恰逢烏克蘭危機爆發前夕，俄羅斯官方與學界對此高度關注。由於當時對“一帶一路”的概念及其具體框架缺乏了解，不少學者將它等同於“西進戰略”，認為這一戰略的實施將會對俄羅斯的中亞利益造成沖擊。

隨著烏克蘭危機的惡化，加之西方國家的嚴厲制裁、國際石油價格的暴跌以及盧布貶值，俄羅斯經濟陷入困境。普京不得不放低姿態，調整策略，試圖通過與中國的經濟合作緩解西方制裁帶來的壓力。與此同時，中國方面通過各種渠道與俄方進行外交斡旋，包括在烏克蘭問題上支持俄羅斯政府，與俄羅斯外交部門、智庫、民間機構等進行溝通、對話等等。經過一番努力，俄羅斯國內對於“一帶一路”的質疑聲音開始弱化。

2015年5月8日，以紀念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系列慶典活動為契機，中俄兩國領導人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雙方商定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重點開展投資、金融、能源、高鐵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航空航天、遠東開發等領域的合作。7月8日，在烏法進行的一對一會晤期間，兩國領導人決定將上合組織作為絲路經濟帶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合作的重要平台，進一步拓寬兩國務實合作的空間。至此，中俄之間備受矚目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合作終於應聲落地。由此可見，從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到俄羅斯接受並正式加入歷時兩年，其間俄方經歷了由質疑、排斥到批評聲音漸趨緩和，最終產生認同、實現對接的過程。雖然其中存在著某些有利於對接的外在因素，但是中國方面持續不斷的、深入的溝通對話是功不可沒的。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尋求“歐亞經濟聯盟”與“一帶一路”對接的初衷，是抵抗來自西方世界的制裁壓力，而當這方面的壓力減弱或消失后，俄對“一帶一路”是否能夠保持原有的熱度，是存在某種不確定性的。因此，在“一帶一路”推進的過程中，中國方面應當將俄羅斯作為重要的共建者對待，充分考慮“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項目的契合程度，同時加強溝通，釋疑解惑，穩定關系，避免新的矛盾與沖突出現。總之，在“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過程中，與沿線國家自身戰略的對接是十分必要的。

認知落差

所謂認知落差，是指中國的形象自塑並未在對象國受眾那裡獲得相應的認可，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反差。近年來，隨著包括高鐵、高速公路、基建、工業化等一系列合作項目的展開，“一帶一路”已經延伸至非洲全境。那麼，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國，他們對中國的認知與評價是否符合我們對自身形象的預期呢？

2014年，有研究者發布了一個“非洲人眼中的中國形象”的調查結果。具體來說，研究者以非洲五國（尼日利亞、安哥拉、贊比亞、津巴布韋和南非）5份英文報紙的電子版（包括一個新聞網站）為調查文本，以“中國（China）、非洲（Africa）、相應國家名稱”為關鍵詞，每份媒體提取檢索結果的前100項，共500篇報道，檢索時間段為2010年1月至2013年8月。調查結果顯示：非洲人首先肯定中國是他們的“良師益友”。以明確的語言贊譽中國的信息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肯定中國本身在經濟、科技等方面發展﹔肯定中國通過投資、援助和商貿等對非洲發展做出的貢獻﹔與西方國家相比，肯定中國是一個更為平等的合作伙伴。但調查同時反映出一個問題：中國在非洲整體呈現的是一個“經濟大戶”的形象。調查提取的500篇報道涉及經濟、政治、體育、文化、科技、教育等多個方面，但是五個國家的新聞報道幾乎都是以經濟為重，政治為輔，其他信息涉及不多。而在經濟類報道中，五個樣本媒體對中國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中國在非洲攫取資源﹔中國人搶奪當地勞動力市場﹔中國商品量多質差﹔中國企業不遵守當地法規。這種印象一方面與西方媒體長期以來的影響有關，同時與我們自身行為不當也有一定的關系。

無獨有偶。2016年11月4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在報道中援引了民調機構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最新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63%的非洲人認為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是積極的，甚至是非常好的。隻有15%的人認為中國的影響力威脅到非洲。但調查同時顯示，“錢是中非交流的語言”。調查還顯示，增強中國在非洲影響力和歡迎程度的並不是中國文化或中國語言，而是中國給非洲帶來的商機。由此可見，長期以來，中國傳遞給非洲的主要是一個經濟形象。當然，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畢竟非洲需要技術、資金支持來實現自我發展，而中國已經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但是如果中國在非洲人的印象中只是一個“暴發戶”或“錢袋子”，就比較被動了。非洲調查給予我們的啟示是：除了經濟方面的努力之外，中國有必要調整對非戰略，更加重視文化的傳播與交流，使我們的文明形象也在非洲鮮活起來。否則，中國給予他人積極向上、飛速發展的印象，很有可能轉化為令人生畏的“恐懼情感”，這種風險在一些國家已經初露端倪。

現實憂慮

所謂現實憂慮，是指與中國有著利益糾葛並處於大國博弈角力場中的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表現出的復雜心理。這種心理在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中比較普遍。例如在菲律賓，南海島嶼爭端無疑是中菲兩國面臨的現實問題，對於“一帶一路”的推進具有很大的挑戰性，處理不當會造成兩國甚至中國與東盟政治互信的削弱，也會導致這一地區投資風險的上升。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組成部分，菲律賓一方面希望借力中國“一帶一路”獲得更多的投資，帶動國內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文化、旅游業的發展，同時又在國家安全方面積極尋求美國的保護，並在美國制衡中國的戰略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使菲律賓在中美兩國的戰略博弈中時常首鼠兩端，搖擺不定。杜特爾特上台后，雖然一改前任阿基諾三世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公開對抗的態度，但是這一行為背后的趨利導向仍然值得注意。當然，菲律賓近期在南海地區與中國避免正面沖突的做法，也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戰略選擇。

馬來西亞地處亞歐板塊最南端，是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和中轉站。目前中國與馬來西亞正處於深化戰略伙伴關系的重要階段，雙方在能源基礎設施建設、通信網絡建設及貿易暢通等多個方面的合作意向逐步達成。與此同時，美國對馬來西亞政局的影響也在加深。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對東南亞的軍事援助大幅度增加，對中馬關系造成了潛在威脅，更引發馬來西亞國內反對黨以及馬來民族主義者對於“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馬過度靠近中國的質疑。盡管馬中關系一向友好，但是作為戰略核心地帶實力較弱的國家，其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等大國的影響。

緬甸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的心態也具有一定的復雜性。2011年緬甸政治轉型之后，中緬關系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但總體上保持著原有的合作交流狀態。2016年民盟執政后，中緬關系繼續保持平穩發展的勢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9月中緬共同投資開發的密鬆水電站被擱置后，兩國在交通基礎設施、電力、石化、經濟特區開發等領域的合作就停滯不前，亦沒有新的共建項目推出。究其原因，一方面緬甸對於“一帶一路”的戰略意圖心存疑慮，對中方倡議的一些合作項目持有戒心。另外，西方國家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緬甸開出各種優惠條件吸引西方投資，力圖擺脫經濟困境，形成利益捆綁。因此，在與中國的合作中，緬甸政府一方面希望“一帶一路”能夠為本國帶來切實的利益，同時又擔心積極融入“一帶一路”會影響與西方的關系。這些誤解與顧慮使得“一帶一路”在緬甸的推進面臨著較大的障礙。

從整體上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東南亞國家是受歡迎的，即使在緬甸，社會各界的口頭表態也是非常積極的。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一些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缺乏了解、多有顧慮，對其前景持審慎觀望的態度﹔區域外大國的介入以及地緣政治風險的增加，成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面臨的一大挑戰﹔此外，南海問題作為一個復雜而敏感的問題，將自始至終影響著“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進程。中國需要通過互利共贏的途徑與東盟國家建立政治互信，進而為解決南海問題創造條件。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作為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一帶一路”倡議得到沿線國家的普遍響應，一些合作開發項目已經啟動，並且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一帶一路”畢竟涉及包括東南亞、中亞、中東歐等地區在內的60多個國家，是世界上距離最長的經濟走廊和跨度最大的文化工程。由於各國與中國的關系狀態不同，對中國的認知、感受不同，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意圖理解不同，難免出現前述慣性思維、對接困惑、認知落差、現實憂慮等問題，這也是“一帶一路”倡議在一些國家被曲解、誤讀，而另一些國家表態積極卻行動遲滯的原因所在。因此，對於包括媒體在內的中國對外傳播主體而言，釋疑解惑是當務之急。

我們應樹立兩種意識：第一，“一帶一路”倡議的宣傳報道應避免宏大敘事，並應由一般性的政策闡釋轉變為針對性傳播、嵌入式傳播和精准傳播，及時回應不同國家對“一帶一路”的關切與質疑，該解釋的解釋，該澄清的澄清，使對方在全面知情的情況下消除誤解，摒棄成見，融入“一帶一路”的共建中來。在這方面，沿線國家的輿情研判（或輿論環境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在“一帶一路”推進的過程中，應當強調中國對外傳播多元主體的能力共建。“一帶一路”是一項巨大的跨國工程，不僅需要國家外交、政府外宣、主流媒體的努力，也需要參與其間的各個部分，包括走出去的企業、民間團體、公民個人的共同努力。隻有將“說”與“做”相結合、官方與民間相結合、大眾傳播（包括網絡傳播）與人際傳播等多種渠道、手段相結合，才能更好地整合資源，產生協同效應，達到預期目標。（作者程曼麗：北京大學國家戰略傳播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