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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評分不高的電影,為什麼仍然有價值?

朴婕
2017年05月25日08:34 |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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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這部評分不高的電影,為什麼仍然有價值?

  國產片《麻煩家族》翻拍自日本電影 《家族之苦》。面對文化和時代語境的差異,影片在本土化處理上不夠完善,上映以來,其藝術水准遭受了不少批評。

  然而在一些研究者看來,這部影片並非毫無價值。同一個故事在不同語境中會以怎樣不同的方式演繹,正是管窺文化差異的最好媒介。事實上,一段時間以來,從《約會戀愛究竟是什麼》到《問題餐廳》,從《嫌疑人×的獻身》 到《麻煩家族》,國產影視界出現了一批改編、翻拍自 日本影視劇的作品,並且因為同樣的原因大多評分不高。

  本期《文藝百家》刊登的這篇評論文章,正是以《麻煩家族》和《家族之苦》為例,剖析家庭關系所折射的文化與時代,希望能夠為讀者提供一個看待這一批改編與翻拍作品的新的視角。文章啟發我們,在藝術維度之外,影視作品還有多重評價維度。 ———編者的話

 

  由黃磊改編、導演並主演的電影 《麻煩家族》,翻拍自日本導演山田洋次的 《家族之苦》。影片上映以來,在社交媒體上的評分並不高。在筆者看來,這根源於兩國文化和時代語境的差異,造成影片本土化的處理不夠完善。例如照搬原版而來的家庭,在中國並不具有普遍性。

  但也正因此,筆者認為該作可以成為一個觀察文化差異的樣本。山田洋次是帶有典型日本特色的影人,他鏡頭中的世界總是洋溢著日本獨有的苦澀與溫情,所以他可以代表日本的一些特色﹔而改編中成功或不成功的本土化,則可以反映出創作者在理解他者和自身時的傾向性。前不久,筆者剛剛結束了為期一年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交換生生涯,對日本文化有不少切身感受,這也是筆者關注這一改編的契機。畢竟,同一個故事在兩種文化中會以怎樣不同的方式演繹,正是管窺文化差異的最好媒介。

  從情節主線和主要人物性格上看,兩部作品變化甚微,都是講述一對結婚多年相安無事的老夫婦忽然要離婚,引起了全家的大慌亂:長子夫婦正處在中年的忙碌期,既有工作要忙,又有兩個孩子要照顧,出於自己的利益,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性格強勢的女兒和窩囊的女婿自己家就磕磕絆絆不斷,對父母的情緒也無暇諒解,不明就裡地在其中攪局。

  唯獨小兒子的功能發生了明顯變化,而正是這一變化,最集中地體現出兩部作品對家庭的不同理解。

  山田原作中的小兒子是家庭的“黏合劑”,隻有他去調解父母之間、兄嫂間、父輩與子輩的矛盾,才維持了家庭多年的和睦相處。在討論父母離婚的家庭會議上,山田採用了一個精巧的調度:畫面一側是坐在餐桌邊上、決意要離婚的母親以及比較能夠理解她的大兒媳和小兒子的未來媳婦,另一側是坐在沙發上、對離婚持反對態度的父親、大兒子、女兒和女婿,而小兒子坐在二者之間的沙發凳上,不斷來回看著兩邊的人,詢問各方意見。這個位置直觀地表明了他在家庭中的溝通作用。他的職業被設定為鋼琴調音師,也在隱喻他修正家族不和諧音、使全家不同的音符最終可以奏響樂章。抽出小兒子,影片中的人與人之間就存在著難以化解的隔膜,每個人都隻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沒有人真正去理解他人。影片最后父親在房間中觀看小津安二郎的 《東京物語》,表明山田向小津的致敬。而小津的這部影片表達出的就是家庭關系的冰冷、血親的疏遠,山田也專門特寫了電視上 《東京物語》 中父親說出“我的血親孩子們倒不如你這個外人來得親切”。山田固然比小津溫情得多,但他也是以隔膜為前提在講述:每個個體固然都有自己的情義和道理,但他們相互隔絕開來,如果沒有積極地溝通,就無法相互理解,即便是家庭也必須要小心處理才能夠得到溫馨幸福。

  而在中國版中,小兒子的溝通作用消失了,他只是一個即將步入婚姻的年輕人,隨時都可能步兄嫂乃至父母的后塵。在家庭會議時,他和他的未婚妻,與所有的子輩一起坐在了父親所在的沙發一邊,全家隻有母親坐在餐桌上,與他們分隔開來。所以在這裡,沒有人去理解母親。在父親氣暈過去的片段中,影片慢鏡頭拍攝子輩的手忙腳亂,風暴中心的母親一臉哀愁。這個慢鏡頭仿佛母親的心理視點,她看著一家人不得章法地維持家庭的完整,卻沒有人真正想要走進她的世界。在這個故事裡,最終維持住家庭的,是家庭自身的光環。家庭中的每個人都認為“家”是神聖的,家人本身就相互依偎、無法分離,就是這種信仰包容了矛盾。家庭會議中子輩先是全員坐在沙發一邊,是因為這邊代表著“不離婚”的立場﹔父親出去抽煙后,他們全員轉移到餐桌一邊勸說母親,也是代表“家”來維持安穩。身為“家族”,心意本就是相通的。所以無論有什麼沖突,終究會在家庭中被化解。中國版致敬的影片,也換成了山田洋次當年著名的 《幸福的黃手帕》,這像是一種許諾,表明愛人必將歸來。隔膜只是暫時的誤會,用女兒的話說,打打鬧鬧都是在培養感情。中文片名《麻煩家族》,也說明這些矛盾只是一時的“麻煩”,是散落滿地的雞毛蒜皮中的一部分而已。

  這裡的對比並非要討論哪種對家庭的闡釋是正確的,而是想要從中看到對於人與人關系的深層理解。將人看作個體抑或群體的差異,絕非只是兩個導演的思想差異,而是根源於他們所處的文化語境。《家族之苦》 中透視出的日本,是面臨著人際關系危機的日本,這種疏離感是近數十年來日本文學、影視作品中常見的主題,不同代際人之間的不信任感引發的夫妻或親子關系的崩潰,每每成為影視鏡頭聚焦的對象。在新世紀創下收視奇跡的 《積木坍塌真相》 《家政婦三田》,均以家庭成員之間的不信任為背景展開。中國觀眾常常從此類作品中感受到的“治愈”感,其實也是創作者為了療救現實生活中的這種隔膜,通過或者溫情或者極端的手段讓每個人吐露真心,達成諒解。而《麻煩家族》 透視出的中國,人天然就屬於一個集體,有著不言自明的心意相通,所以不需特意經營,這種相通也會自覺地化解矛盾、排除阻礙,維持總體的穩定和完整。

  除了中日文化本身就存在差異之外,二者表現出來的差異還受到時代語境的影響。《麻煩家族》所致敬的《幸福的黃手帕》 時期的山田洋次,還在表現人與人可以達成一種親密關系,哪怕萍水相逢的朋友也為男女主人公真心擔憂。那是1970年代中期、正處在高速發展期的日本,每個人都期待著更加理想的生活,也相信一切苦難都會在發展中化解。到了《家族之苦》的時代,那個溫情的歲月已經走向了遲暮,影片透過小兒子的描述說明了他們所在的橫濱市青葉區已經空巢化,青年人走向了大都市,老人們也逐漸搬進了養老院。街景中隨處可見房屋出售的廣告。一位推著助步車的老太太不斷從畫面一角走過,貫穿影片。它們都提示著一個社會的衰老。到了最后小兒子搬走時,他站在公園上俯瞰整個城區,城市散發出一片清冷的氣息。每個人都散發著一種無以名狀的疲勞感,人情冷漠便是當下日本的寫照。

  而《麻煩家族》 中的北京顯然處在上升期,人們充滿活力地追趕時代的腳步,就算煩惱也是因為想在這個蒸蒸日上的時代有所作為,獲得一席之地。日益豐裕的生活讓人們不會對發展產生擔憂,也正因此,困境都能被當作一時的“麻煩”,發展終究會化解矛盾。影片表現出的從小兒子到父母的幾個小家庭,分別處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他們拉出了一條完整的軌跡,仿佛每個人都會走過同樣的婚姻乃至人生道路。很多人注意到,影片中這個都會中的多子家庭,在當下中國的大城市中並不多見———日本原版中家裡有三個孩子,是因為這在日本是常態。並且日本版通過孩子們的不同行為來表現隔膜,而既然中國故事已經不強調隔膜了,那麼獨子家庭也足以講述這個故事。在這樣的情況下保留三個孩子的設定,隻能認為是要通過不同年齡段的生活狀態,呈現出人生的必然軌跡。而不同年齡段共享同樣的人生軌跡,前提就是時代背景不會發生巨變,它包含著對發展的信心。

  從這個角度說,《麻煩家族》的的確確是一個“中國”故事,是當下的中國為自己描繪出的理想家庭形象。片中主人公一家有著一套獨門別院的住宅,三世同堂,家境殷實,觀念現代,未來無可限量。發展的信念在告訴人們:哪怕一時還沒有過上這樣的生活,但隻要國家在發展,這樣的生活必將到來。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在讀博士)

(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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