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社交時代“隱私悖論”的困局及破解

孫保營 唐晶晶

2017年08月22日07:44  
 

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移動社交時代隱私悖論現象比較顯著。社交媒體用戶一方面希望通過信息分享實現心理認同,另一方面又擔心自己的隱私遭到泄露。隱私悖論現象與用戶使用社交軟件時的自我表露心理、隱私關注和風險感知因素有關。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分析隱私悖論目前存在的公私邊界的模糊性、數字化記憶與刪除的抗衡、傳播情境與社交身份沖突等困境,探討隱私保護的解決路徑,對我國行業立法、行業規范,提升用戶的隱私保護意識和能力都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移動社交﹔隱私悖論﹔自我表露﹔傳播情境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智能移動終端的普及,使現代生活進入移動社交時代。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2016年中國社交應用用戶行為研究報告》顯示,即時通信應用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大移動應用,使用率高達90.7%[1],僅微信應用在網民中的使用率就高達78.7%[2]。這表明,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人們即時溝通的主要工具,信息的生產和傳播主體也由他者轉變為社交媒體用戶本人。然而,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由於社交媒體的低門檻和零過濾機制,出現了許多失范行為。例如2015年7月14日發生的“優衣庫”視頻事件,先是由用戶主動傳播個人隱私信息,然后經過他人的二次傳播引起了更大范圍的不可控傳播,最后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隱私泄露事件日益增多,加劇了人們的隱私憂慮,但用戶又樂於在社交平台上展示自我,這種隱私態度與分享行為之間的矛盾即為“隱私悖論”。當前,社交網站已經演變為信息傳播、共享、搜索的聚集地,同時也加劇了隱私悖論現象的擴展和泛化,使每個人無形之中都囿於網絡時代的“圓形監獄”之中。

一、隱私悖論的提出

1890年,美國法學家塞繆爾·D.沃倫(Samuel D.Warren)與路易斯·D.布蘭代斯(Louis D.Brandeis)將隱私權界定為獨處權之后,個人隱私問題才被世人所關注。社交網絡隱私是傳統隱私權隨著傳播媒介形態變遷而衍生出的新問題。傳統的隱私理論中,艾倫·F.威斯丁於1968年提出“隱私是個人從身體上和心理上對社會自願和暫時回避”[3]的觀點,啟發人們思考個人信息是如何傳播、向誰傳播以及傳播到何種程度的問題。在此基礎上,1975年歐文·奧特曼發表文章認為“隱私是公開與關閉私人邊界之間的一種張力,是個人對他人接近自己的選擇性控制”[4]。這兩位學者關於隱私的觀點備受學界推崇,也為以后網絡隱私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2002年曼德拉·佩特羅尼奧在威斯丁和奧特曼的辯証隱私概念的啟發下提出了“傳播隱私管理理論”(CPM=Communication Pivacy Mement),主要從強調私人信息、邊界劃分、控制隱私、建立管理系統、隱私管理等方面,剖析了自我表露與隱私的辯証關系,它成為傳播學領域有關網絡隱私實証研究理論的重要依據之一,其中佩特羅尼奧提出的“邊界”理論在新時代背景下同樣適用於中國微信朋友圈,而他提出的“契約”理論在微信朋友圈呈弱化趨勢,這也導致了微信隱私管理功能的復雜化[5]。

2006年,蘇珊·B.巴爾內斯通過對Facebook學生用戶使用情況調查發現,在隱私關注態度和隱私保護行為上存在不一致,並由此明確提出了“隱私悖論”的觀點。[6]2007年,Norberg P.A、Horne D.R和Horne D.A通過模擬場景驗証了隱私悖論現象在社交媒體中普遍存在。薛可、何佳、余明陽基於隱私計算理論探討隱私悖論在中國社交媒體的呈現,通過模型假設分析得出中國隱私悖論的程度較國外更深的結論。[7]盡管隱私悖論屬於移動社交時代的新問題,但一些學者已經開始對隱私悖論的解決路徑進行理論層面的探究,例如R.K.Chellappa和S.Shivendu以經濟學模型為研究基礎,提出在四種監管機制下解決隱私悖論現象的最優方案[8],又如J.Sutanto構建了隱私個性化滿意度模型,試圖從信息技術與系統角度幫助人們走出隱私悖論的困局[9]。

二、隱私悖論的影響因素

隱私的權利與范圍界定一直是法律、網絡技術、行業規范的一大難題,隨著社交媒介日新月異的發展,數據化隱私的操作性定義與測量愈加困難,一般研究會將隱私轉移到其具體的影響因素中去分析。結合國內外相關的實証研究,筆者發現,研究頻次較高的相關變量為自我表露、隱私關注和風險感知,並擬從內容分析的角度剖析這三個變量與隱私悖論行為的關系以及隱私悖論現象的形成過程。

(一)自我表露

自我表露原本是心理學專用術語,由Jourard在《透明的自我》一書中將其界定為“真誠地與他人分享個人的、秘密的想法和感受的過程”[10]。大數據時代之前,自我表露主要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個體的意願或能力﹔二是在某種情境下的社會交往行為或過程,因此人們向他人的表露會根據真實的環境和人際關系進行考量,但是,網絡的擬態環境使自我表露又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首先,披露的內容更加多元化。既包括性別、愛好、籍貫、電話號碼等個人基本信息,也包括用戶的地理位置、照片視頻、觀點態度等更深層次的私密化信息。一項對2739位德國社交媒體用戶的信息表露情況的調查顯示,自我表露最多的是基本信息(姓名、郵箱等),次之是真實信息(生日、職業、通信地址等),最后是敏感信息(照片、個人經歷、想法等心理活動)。[11]目前,由於把關人角色的缺失,使用者對一般個人信息和敏感信息的區分度認知不足是導致隱私悖論產生的重要原因。

其次,相較於傳統人際關系交流,人們更傾向於在線表露自我。社交平台的匿名性和視覺線索的缺失性,使得用戶可以向對方展示真實的自我、刻意營造的自我甚至是虛擬的自我,以此獲得心理的認同或是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滿足感。另外,社交軟件服務商依據3S社交理念share(分享)、show(展示)、seek(發現),最大限度地追蹤用戶的上網痕跡,並據此提供精准化、個性化服務,使用戶產生依賴性。此時,用戶雖然知道過多披露隱私的危害,但是仍然會為了享受互聯網的便利而泄露個人信息。

再次,面臨的對象和可選擇性更加復雜化。這個特點主要與社交軟件的權限設置功能有關,權限設置賦予了用戶將不同程度的信息向不同分組人展示的權利。例如青少年群體到了有自我意識的年齡時,不願意將內心的真實情感向他們的父母展示,會更傾向於和同齡人交流以引起共鳴,會在發布此類信息時將自己的父母屏蔽。因此,網絡的自我表露行為實際上是由隱私主體掌握發布權,即他(她)想讓你看到的是什麼樣的自己,就會給你傳遞什麼樣的信息。

綜上所述,移動社交時代的自我表露受人際關系、外部環境、個人理性、隱私保護意識等多因素的制約,但是無論什麼程度和方式的自我表露都體現了用戶的主動社交行為,以信息交換的方式維持與他人強黏度的社交關系,這也說明了隱私悖論存在的合理性緣由。

(二)隱私關注

社交媒體隱私關注概念源自管理學中的“信息隱私關注”(Information rivacy oncerns)概念模型,由信息系統專家Smith於1996年提出並將其界定為“由於可能損失信息隱私而引起的內在關注”[12],也稱“隱私擔憂”。網絡環境下的隱私關注研究側重於測量用戶對隱私信息的非法泄露和非法使用的感知和關注。隱私關注作為隱私的重要測量指標,在相關實証研究中認可度較高的測量量表為信息隱私關注量表和互聯網信息隱私量表,前者主要用於靜態環境,包含收集、誤差防范、二次使用和訪問四個維度,后者主要用於動態的互聯網環境,包括收集、控制和認知三個維度。目前,有學者通過研究表明,互聯網信息隱私量表更適用於當前中國的互聯網情況[13]。

從理論上講,用戶的隱私關注情況會因為個體差異產生不同的保護措施,大量的研究也論証了這一觀點。比如用戶的年齡、性別、學歷以及網絡經驗對隱私關注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14]﹔社交軟件的信任度和態度會產生對其使用的影響[15],信任因素也被視為隱私關注的前因變量。有學者通過對中國大學生微信使用情況的調查問卷以及數據挖掘發現,隱私關注度越高的大學生越多地採取隱私保護行為[16]。然而當隱私悖論現象越發顯著時,有學者就發現隱私擔憂程度與自我披露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聯。在一項針對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本科生Facebook(臉譜網)使用情況的調研中發現,大學生在社交平台上有意識披露大量的個人信息,並且沒有因為隱私擔憂程度的不同而顯示出自我表露上的差異[17]﹔還有研究表明,許多人會習慣性地表達出對隱私的強烈關注,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並沒有體現出應有的舉措,該現象可能的解釋是人的行為被有限理性所制約[18]。當特定的社交環境影響了理性,隱私就會被忽略,這也是導致隱私悖論產生的外在因素之一。

Facebook(臉譜網)的創始人扎克伯格曾說過:“要想隱私不被泄露,最好的辦法就是放棄對社交媒體的使用。”在Web2.0時代,這種想法幾乎是不可能的。有學者調查發現,目前社交網絡用戶隱私保護方式主要有三種:規避(不使用社交軟件)、造假(填寫虛假信息)、保護(網絡權限設置)。[19]而用戶填寫的個人信息和網絡瀏覽習慣與日常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不填寫或造假就無法享受到互聯網的便利。比如淘寶、亞馬遜等電商平台根據用戶地址和電話進行物品配送﹔百度、Google等搜索引擎監視著我們的搜索習慣﹔而微信除了即時溝通的功能外,其衍生的轉賬、紅包、游戲及運動功能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所以規避和造假都不是保護隱私的理想方法,在無法避免使用社交媒體的前提下,讓渡部分非核心信息,保持自我表露與隱私關注之間的平衡關系才是隱私保護的根本。

(三)風險感知

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的《2016中國網民權益保護調查報告》顯示,有84%的網民曾親身感受到由於個人信息泄露帶來的不良影響。社交媒體用戶的隱私關注實則源自社交軟件自身帶來的隱私風險,例如,用戶在社交媒體上傳個人信息后無法得知是否被多人進行二次傳播,這種傳播對自身帶來的是正向還是負向的影響,個人賬號會不會因此被竊取造成財產損失,等等。這些疑問都成為用戶關注的焦點。

對風險和利益的評估影響著人們認知風險和處理風險的行為,當利益高於風險時,保護措施與保護意識會隨之降低。有調查顯示,多數購物網站的消費者會為了100元代金券而將個人隱私出賣給購物網站。[20]風險感知度太低的原因之一在於每個人都知道隱私泄露的危害,但覺得隱私侵害的事件隻會發生在別人身上,而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這種存在性心理在傳播學中被稱為“第三人效果”。另一原因是用戶對風險感知的滯后性,沒有遭遇過隱私泄露的用戶一般認為網絡是安全可靠的,所以在隱私保護方面隻做基礎性的防護,如更改登錄密碼、設置訪問權限等,而遭受過隱私泄露的人會更加關注相關的新聞事件,並且在社交平台上採取較多的隱私保護措施,如利用殺毒軟件對電腦進行個人數據的清理,閱讀網站相關的隱私條例,定期查詢費用記錄等。敏感度過低產生的結果是社交用戶對風險的感知時長隻停留在眼前,而無法預判隱私泄露帶來的長期危害,甚至認為隻要個人的財產不受損失就不算是隱私泄露。

上述現象在青少年群體中尤為明顯,作為網絡一代的代表性群體,他們體現出與父輩群體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追求個性,樂於展示自我,渴望得到認同,追逐網絡應用的新熱潮。當虛榮心的滿足或者利益需求高於隱私擔憂時,隱私保護的重要性便被放置在末位。S.Youn考察了326位美國高中生在線提供個人信息的情況后發現,利益感知對青少年主動提供個人信息的影響更大[21],所以該群體在特定的媒介環境下的隱私悖論行為更加顯著。

三、隱私悖論的困境

目前學界關於隱私悖論行為的研究還處於實証分析階段,主要從隱私悖論行為的影響因素與產生機制入手,鑒於隱私問題與文化特性、社交平台特征及用戶的使用特征等密切相關,所以暴露出一系列在分析和解決層面的問題,了解隱私悖論行為的困境也是了解網絡隱私保護實施的困境。

(一)“公”與“私”邊界的模糊性

傳播隱私管理理論(CPM)認為,隱私所有者應該對隱私信息劃定界限,信息的自由流動性取決於邊界的開合。如今邊界的劃分隨著媒介和技術權力的擴張而趨於模糊,因為“傳統的隱私問題主要涉及私密、敏感和非公開私人領域的個人信息,而新的隱私問題則主要涉及共享、原本不敏感和公共領域的個人信息”[22],相對於傳統隱私問題的私密性,新興的網絡隱私對半公開信息的界定、控制、傳播仍然有待商榷。大數據技術已經實現跨越空間限制的信息傳播,在不同的虛擬時空進行雲儲存實現多人共享,這也使得公私邊界的關系從最初的相互獨立到相互交疊再到大數據時代的包含關系,公私邊界的變化歸根結底是個人對自我隱私控制權的變化。

“公”與“私”邊界的模糊性還體現為:無法界定社交媒體屬於公共領域還是私人領域,比如微信本身屬於公共社交平台,用戶主動將個人信息分享到朋友圈,這個場域就屬於公共領域﹔而微信用戶還可以將不同內容進行權限設置分享給不同的組群,該行為又屬於有邊界的私人領域。當社交媒體介於公私領域之間時,傳統的隱私權界定就無法保障數據化隱私的權利,也凸顯出大數據時代隱私問題的復雜性。

(二)數字化記憶與刪除的抗衡

一旦用戶上傳分享個人狀態至互聯網,信息痕跡便被永久保存,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搜索引擎隨時查找到相關信息,這在引發人們隱私擔憂的同時,也影響社交用戶的自我表露程度。例如安德魯·費爾德瑪(Andrew Fldmar)作為加拿大一名資深心理咨詢師,一次在加拿大邊境准備接待從西雅圖來拜訪的朋友時,邊境衛兵在搜索引擎中搜到費爾德瑪2001年寫的文章中提到自己40年前服用過致幻劑。費爾德瑪因此被扣留4個小時,並簽署聲明承認自己服過禁藥,並且被勒令不准再進入美國領土。一個被社會遺忘40年的小過錯卻被互聯網永久地記憶,這種記憶因為搜索引擎的存在而伴隨費爾德瑪的一生。

近些年許多學者針對網絡數字化記憶提出質疑與擔憂,數據科學家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在其著作《刪除》中就呼吁來一場“互聯網遺忘”運動,將有意義的信息保留,無意義的信息進行刪除,並對信息的時限進行規范。這被稱為大數據時代應有的取舍之道,也是遺忘散發的美德。2002年,歐盟提出被遺忘權,標志著人類開始與互聯網的永久性記憶作斗爭,努力讓主體擁有對自我數據的處置權利,讓遺忘成為一種常態。美國加利福尼亞州2013年9月23日簽署的一道“橡皮擦”法令,要求臉譜、推特等社交媒體巨頭允許未成年人擦掉自己的上網痕跡,避免他們因為網絡防范意識不足,而在以后面臨私人的或與工作相關的問題。盡管該法令保護的范圍有一定局限性,原始數據也並沒有徹底從服務器中消失,但這是世界上第一道專門為未成年人設立的有關網絡隱私的法令,象征著權利自由與控制之間的博弈。

(三)傳播情境與社交身份的沖突

自我表露與個人社會角色及傳播情境有著緊密聯系,適當的情境對隱私而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戈夫曼的擬劇理論認為,每個人都在預先設計自我形象並通過符號向他人展示,而擬劇理論在網絡社交中也同樣適用。社交軟件是用戶進行展示的舞台,虛擬的分享平台是獲得認可的前台,需要個人精心維護,讓觀眾看到刻意展示的形象。現實生活則是后台,掩飾不用進行表演的部分或者將他人認為不被接受的形象、情緒、觀點隱藏起來。虛擬的社交平台無法等同於現實生活,不能及時映射每個人真實的生活狀態。由於它對空間和時間沒有局限性,所以用戶在發布狀態之前,都會思索多久發一次狀態才更易被別人接受,什麼樣的語言最能傳達自己的想法等問題,這個滯后的過程就是用戶設計自我形象的過程。

當前台和后台顛倒時就會產生對個人不良的影響,例如任職於東北英格蘭區達拉謨市布隆方丹小學的潔瑪,因為兼職模特時拍攝的內衣照在臉書上曝光,被保守的學生家長檢舉而被學校開除。盡管她是一名稱職的教師,但是教師應有的端庄形象與內衣模特的性感形象間的身份沖突讓她飽受爭議,最后不得不以丟掉工作為代價。社交媒體用戶分享的信息中一般都透露出個人的身份標識和價值取向,久而久之便會造成對某個職業或不同年齡的刻板印象。一旦出現反轉,尤其是正面形象被顛覆便很難被外界接受,當個人發布狀態時就會再三思索,甚至為了維系人際交往關系發布違心的內容,自我表露的真偽便影響了隱私悖論行為的判斷。

(責編:馬瀟(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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