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衛輝比干廟。

　　《中國影像方志》節目組 供圖

　　▲陝西韓城司馬遷祠。

　　在中國，有句話叫“國有國史，地有方志，家有家譜”，國史、方志、家譜，這些典籍資料共同記錄了中華民族的奮斗史。而地方志承上啟下，記錄了各地的歷史變革、文化傳承、地理風物、風俗民情等，形成了獨特的方志文化。目前正在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熱播的《中國影像方志》打破自古以來用文字記載縣志的方法，創新採用了一種以紀錄片影像記錄縣志的新手段。

　　《中國影像方志》總導演羅安向《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介紹：“作為大型文化影像工程，《中國影像方志》試圖從中華文明的角度解讀地方志，從地方志的角度彰顯中華文明，以局部展示整體，以地方表達中國，從而為時代謳歌，為人民立傳，弘揚中國5000年來的優秀文化。”

　　讓縣志走進百姓視野

　　我國自古就有著獨特的方志文化，用地方志的形式記錄各地的歷史變革、文化傳承、地理風物、風俗民情等。每隔幾十年，各地都會續修地方志，記錄這些年來當地的發展和變化。地方志文化和鄉土文化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佔據著重要地位。

　　2015年，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決定打破自古以來用文字記載縣志的方法，開創一種以電視記錄縣志的新方法，以鏡頭作筆，為中國所有的縣和縣級市撰寫百科全書，並上升到國家文化影像工程的高度來傳承方志文化。最終由中央電視台立項，並成立《中國影像方志》項目組，2017年3月樣片通過。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我每到一個新地方，都會先讀當地的《地方志》，以了解其歷史和文化血脈”，並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盛世修志是方志文化的傳統，地方志是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記錄著中華民族的奮斗史，《中國影像方志》項目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這個重要時點上，選擇全國2300多個縣作為拍攝對象，就是為了全方位記錄中華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全面反映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壯舉，通過聚焦中國各地的歷史變遷和建設成就，記錄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弘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各地方的故事生動傳奇，風土人情各具特色，《中國影像方志》將各個色彩斑斕、風格各異的縣市拍攝記錄下來，做成一幅拼圖，拼出來的，是一個從歷史深處走來、走進新時代、走向偉大復興的完整的中國。

　　據統計，自2017年年初以來，央視科教頻道和央視網組建《中國影像方志》融媒體團隊，一體化策劃、一體化執行、一體化傳播，取得了很好的傳播效果，成為現象級融媒體文化節目。從4月份開始到12月9日，《中國影像方志》共播出42集。截至12月11日10點，節目在多終端覆蓋人數累計超過35億﹔全網視頻播放次數超過2.15億，獨立訪問人數超過1.2億﹔微博話題閱讀量超過1.1億。

　　《中國影像方志》在央視網、央視影音、中國廣電IPTV、互聯網電視等央視新媒體終端，視頻收視次數超過1.1億，獨立訪問人數約6900萬﹔外宣方面，海外社交平台《中國影像方志》相關帖文總瀏覽量超過1250萬，獨立瀏覽用戶約820萬人。

　　用歷史眼光去選擇

　　一個縣，在中國的版圖上，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對於紀錄片《中國影像方志》來說，要在40分鐘裡講清楚一個縣的上下五千年，厘清這個地方的前世今生，考驗導演的並不是藝術觀，而是歷史觀。導演們要讓每一個縣都有鮮明的特色，尤其是相近的鄰縣，要做到類型、風格不同，絕對是一項非常有挑戰性的工作。

　　為了確保《中國影像方志》的科學性、嚴謹性，突顯其史料價值，項目組在策劃選題時，堅持辯証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的創作原則，與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密切合作，有非常扎實的學術支持和非常嚴格的史學標准，用歷史的眼光去選擇、判斷、取舍。節目中採訪的人物大多是當代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証人，每一期節目文稿都會請地方志指導小組的專家進行審核，所有的創作人員都是帶著一份敬畏感與使命感在工作。這是一份對歷史負責、對時代負責、對子孫后代負責的敬畏和使命。

　　“在拍攝前，通常要去各個地方踩點，我們要想明白四件事：一是，這個縣的主題是什麼？哪方面是獨樹一幟的？二是，是什麼因素造就了這個獨特性，究竟是地理位置、地形特點、民族原因，還是文化傳承？三是，這個因素還在哪些方面影響了這個縣的發展，帶來了什麼樣的后果？是如何影響的？四是，這個縣的當代發展，有哪些事件？要敘事，講故事，解讀事例的來源，找到其獨特性。”羅安表示，《中國影像方志》的導演們弄清楚、想明白這四件事，節目的主題和架構就基本出現了。通常這個過程都需要團隊集體的智慧，更需要文史專家、方志學指導的傾力相助。

　　《中國影像方志》始終追求的是生動的講故事的語態。故事講得好不好，就要看故事中的人和事件有沒有曲折性、有沒有細節描述。“策劃選題時，我們會著重看這個故事能不能提供給電視觀眾新鮮的信息，是否具有典型意義、社會普遍性、群眾關心度，有沒有擊中觀眾興奮點的情節。”羅安說，《中國影像方志》現在最難的是記與記之間要有邏輯關系，每一個縣要梳理出一條主線，並用這條主線去結構全篇，不能是一盤散沙。

　　導演們在創作時，需要不辭辛苦，去找、去挖、去查、去問，採用各種手段，找遍相關史料，探索相關的故事線索。材料採集回來后，還要沉下心去思考、去梳理、去結構、去設計，用生動的故事去呈現一個縣最鮮明的文化特點。

　　把握好古今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講過，發展文化有“三來”——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把握好“古”和“今”的關系，這成為《中國影像方志》創作的一個關鍵點。項目組在創作中力求在歷史中尋找當代故事的文化根源，以確定“來處”，同時在當代故事中努力發現其歷史文化的創新發展，以尋找“去處”，在“來處”和“去處”中梳理建立每一個縣鮮明的文化精神坐標，夯實文化自信的基礎。

　　《中國影像方志》特別重視史料的准確性和嚴謹性，不能出現任何疏漏、差錯。對於模糊不清的內容，會反復核查。比如陝西洋縣被當地百姓譽為蔡倫故裡，這個說法准確嗎？哪些文獻証據與文物証據証明蔡倫來過洋縣？《史記》中有沒有過記載？在每個編導工位上，總能發現《詩經》《楚辭》《二十四史》《后漢書》《左傳》等史學著作，這是編導們隨時需要查閱的知識寶庫。

　　導演們在策劃選題和寫稿時也常常與史學家進行溝通，確保講述的每一個歷史故事都真實可靠。項目組定期還會對一些常見錯字和錯音進行梳理，為了減少唱詞錯誤率，組內人手一本《中國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

　　方志姓“方”，靈魂在“志”

　　紀錄片與影視劇不同，它不能編故事，必須是真實地、客觀地記錄，不能隨意使用再現鏡頭。在拍攝過程中，攝制組遇到的困難不勝枚舉，羅安介紹，在《浙江卷·嵊州篇》的拍攝過程中，編導剛到拍攝地，就趕上了當地洪澇災害，於是攝制組決定先拍攝嵊州市區內的鏡頭，一方面是為了不耽誤拍攝進度，另一方面是為了等待天氣的好轉。6月份正是南方的梅雨季節，攝制組隻能隨機應變，將原來的許多室外場景重新設計，在場景中加入“江南煙雨”這個元素，將原來束手無策的拍攝環境變成了節目中的一個新的要素。

　　在《山東卷·長島篇》的拍攝過程中，全組人員多次被風浪困在海島上無法進行轉場。長時間出海拍攝，攝制組成員還得忍受暈船帶來的各種問題，甚至一邊吐一邊工作，最終克服種種困難拍攝完成。正是因為項目組的強勁策劃和攝制組的一絲不苟，使得《中國影像方志》持續受到廣泛好評，並且提供了值得總結的電視創作經驗。

　　方志姓“方”，靈魂在“志”。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時統宇表示，影視作品的接地氣不是一般的接土氣，更不是接俗氣，而是連接一個民族自強不息的底氣，弘揚舍我其誰的志氣。《中國影像方志》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啟示，“當一部影視作品勾起每一位國人鄉愁的時候，國家的前途、民族的未來就與個人的命運緊密相連，精神產品人文教化的功能也就得到了極大的發揮”。

　　近年來，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推出了以《中國詩詞大會》《綠水青山看中國》為代表的一系列現象級的文化節目，在收視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受到了廣大觀眾的歡迎。這說明在廣大人民群眾心裡，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懷著一種強烈的文化自信和精神渴求的，而這份自信和渴求，又恰恰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步伐密切呼應。《中國影像方志》的誕生，說明隻有創新，才能更好地運用電視這一現代手段，為我們創造出既有歷史厚度，又有審美價值的電視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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