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出版基金辦樣書庫

國家出版基金規劃管理辦公室主任陳亞明

　　去過國家出版基金規劃管理辦公室樣書庫的人，都會感到強烈的震撼：一排排頂天立地的書架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少數民族文字版）》《中國歷代繪畫大系》、“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大中華文庫》《大辭海》《大飛機出版工程》《北斗系統與應用出版工程》《中國文化發展史》《杜甫全集校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研究》《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東京審判出版工程》《中國邊疆研究文庫》……一部部厚重的精品圖書如星辰閃爍，熠熠生輝。

　　這裡有5000年優秀傳統文化的梳理和傳承。這裡有時代最具力量思想者的集結，探尋當代中國的發展之途，更為解決世界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裡有最新的科技創新。這裡輯錄了歷史的鐵証，任何謊言在它面前都蒼白無力。

　　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似乎看不見摸不著，卻是一個國家和民族進步的力量本源。

　　資金扶持 變成榮譽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化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全國580多家出版社，除少數幾家公益性出版社之外，都已逐步完成轉企改制，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但另一方面，“一些大部頭的書，包括文化傳承類的書，很多年都出不來。因為它們投入比較大，出版周期也很漫長，卻可能沒什麼收益，單一出版社做不了這個事情，需要站在國家的層面來做好。”國家出版基金規劃管理辦公室副主任祁德樹回憶。比如《儒藏》、“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需多年編撰，《大中華文庫》要把中華傳統經典翻譯成十幾種文字，是全國30多家出版社齊心協力才能完成的項目……

　　由此，經國務院批復，2007年設立了國家出版基金。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杜甫全集校注》，對杜甫的全部存世詩文進行匯集、校勘、編年、注釋和匯評，規模大、編纂難度高，加上主編去世，立項30多年都沒能完成。2012年獲得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后，加快了出版進度。2014年1月，共計12冊、680萬字的《杜甫全集校注》正式出版，代表了我國當代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學研究的水平。

　　1991年，《中國飲食文化史（十卷本）》正式列入中國輕工業出版社的選題計劃。就在書稿陸續寄到，編輯出版進入實質性階段時，由於市場大潮的沖擊，這部看起來“明顯賠錢”的學術著作被迫下馬。2012年獲得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出版后，得到了學術界、飲食文化界的高度評價，中國農業科學院原院長盧良恕院士和歷史學家李學勤教授評價該書，“填補了中國飲食文化無大型史著的空白”。

　　作為出版行業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大的政府基金，國家出版基金運行10年來，共遴選資助了3300多個優秀出版項目，其中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1000多個。截至目前，已有2300多個項目推出成果，其中近500項成果獲得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出版政府獎等國家級獎項。

　　因為嚴把入選關、優中選精、公平公正的評審立項機制，國家出版基金從原來的資金扶持，變成一種榮譽和品牌出版的認可，出版機構都以出版項目入選國家出版基金資助為榮，認為體現了自己精品出版的實力。

　　評審立項 機制嚴格

　　最開始，國家出版基金強調資助項目的重大文化價值、文化傳承價值，進一步修訂的時候，把體現國家意志、推動文化發展、提升文化軟實力、扶持精品生產，作為宗旨。如2018年是全面貫徹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基金辦去年在制定基金申報指南的時候，就體現了這些重要訴求。還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比如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領域，代表國家水平的項目，就是出版基金資助的重點。“申報國家出版基金項目一定要站在國家層面。”國家出版基金規劃管理辦公室主任陳亞明強調。

　　每年上半年，基金辦發布下一年度資助項目申報指南，明確資助項目的具體范圍、重點、形式、出版介質以及申報數量、成稿率等要求。

　　出版單位填報項目申請書、提供樣稿，首先經過當地新聞出版行政管理部門的審核，再上報基金辦。基金辦年底前組織完成下一年度資助項目專家評審工作。專家從出版國家出版基金專家庫隨機抽取，每個項目，至少有5到7位專家背對背的評審，獨立寫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具體評審意見。2/3以上專家認可了，才能進入學術專家和出版專家組成的復評環節，終評由出版專家和財務專家重點評價其出版價值並提出擬資助金額。另外還有基金委部門聯席會議、基金委會簽，從申報到評審，一共9道門檻。嚴謹規范，成為資助項目質量的重要保証。

　　基金委成員單位會簽后，通過媒體向社會公示﹔公示期滿后，經基金委批准，通過媒體予以公告。

　　項目立項以后，要和出版社簽一個協議，明確雙方的責任義務。從協議書簽訂開始，就進入到項目的監管階段。當年能夠完成的項目，經費支付一定的比例，等項目全部完成，結項驗收合格以后，才能撥付尾款。對於跨年度的項目，首撥款隻有30%或者20%﹔續撥款根據基金辦要年度檢查其完成情況后下發，最后還要留一部分尾款。“國家是在用納稅人的錢支持我們的文化發展，必須把它用好。”陳亞明說。

　　在出版基金辦，每一個環節都要按制度來執行。如果出版社來談業務，一定要兩個人同時接待。“盡可能把各種權力都放在監督之下。”陳亞明說。

　　鼓勵原創 助推精品

　　盡管一部《國家出版基金管理制度匯編》已經厚達297頁，基金辦依然要根據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形勢、新要求，進一步完善評審立項機制和項目管理機制。比如為了體現公平公正的原則，每個出版社最多可以申報3個項目，但社與社之間出版能力確實存在差異，量的增長基數做大和申報質量如何同步提高？“怎麼在‘高原’的基礎上推出更多‘高峰’產品﹔從高速發展轉變為高質量發展，推出傳播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的優秀出版產品”，這都是國家出版基金辦近期考慮的重點。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文化的創新，包括傳統文化，也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否則，得不到老百姓的認可。國家出版基金在鼓勵出版創新創造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第一，面對出版單位申報大項目較多的現象，限制集結類、拼湊類項目的申報，要求出版社申報項目中有一個必須在50萬元以下，鼓勵原創的中小型優秀項目申報。“資料的集結整理當然有其傳承的價值，但思想性的創新和創造，相對來說可能會少一點。維特根斯坦的書，幾萬字，就把他整個思想體系建立起來了﹔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實踐論》，是他最重要的兩本哲學著作，篇幅也不大。再如航母的電磁彈射技術，如果用文字表述出來，也不會是大部頭。由此來看，中小型項目中，原創的價值，新的出彩的東西，可能會更多些。”陳亞明分析說。

　　第二，為了保証時效，重點主題出版項目，特別是列入中宣部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主題出版重點項目的，可以先出版后資助。

　　第三，基金跟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有很好的銜接。凡是列入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的項目，在同等條件下，基金鼓勵專家給予重點關注。

　　“十年，只是一個新開始。”陳亞明謙虛地說。國家出版基金不僅僅要助推精品出版，寫就一部中國出版精品史﹔他們的期待更在於，為這個進入復興進程的民族和國家，提供文化和精神的基石與標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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