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國學術話語的傳播困境

馮建華

2018年03月23日10:54  
 

摘 要:學術傳播能力建設是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重要內容,也將是展現中國大國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的重要端口。中國學術話語要走出 “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傳播困境,一個關鍵前提是要把握學術傳播的特點與規律。基於此,本文試從五個層面構建學術傳播的“辯証觀”,力求為破解中國學術話語的傳播困境提供一種思路或視角。

關鍵詞:學術傳播﹔話語權﹔中國化﹔傳播困境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然而,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大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

學術話語是國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化軟實力構成的核心要素。當今中國的人文學術和社會科學在其快速擴展進程中,正在遭遇到學術話語上的真正困難——這種困難並不是個別的或偶然的,毋寧說,它們是整體性的並且是關乎本質的。①因而,如何看待並破解學術話語面臨的“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傳播困境(其實這種困境在國內同樣存在),讓世界不僅知道 “舌尖中的中國”,而且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和“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是當前亟待思考的一個重要學術命題。

學術話語在傳播中產生、延伸和轉化。究其根本,“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除了與其源頭即原創學術生產力不足有關,還與學術傳播能力滯后密切相關,而要提高學術傳播能力,首要前提是認識並遵循學術傳播的特點與規律。

在本文中,學術傳播是與科學傳播(科技傳播或技術傳播)相對應的概念,泛指通過報刊、互聯網等媒介進行的以人文哲學社會科學為客體對象的傳播活動。它大體上可分為兩個范疇:一,作為知識的學術傳播,主要指以知識傳承、信息分享為目的的傳播,如關於學術講座、研究動態、課題成果的報道等﹔二,作為話語的學術傳播,主要指多元主體在不同媒介(或公共空間)發表的有針對性的學術觀點或論述,其背后往往有著特定的價值指向。

隻有把握學術傳播的特質,學術話語才有可能做到有效傳播乃至精准傳播。理解學術傳播的維度有很多,本文試著從五個層面對學術傳播予以分析,以此嘗試構建學術傳播的“辯証觀”,力求為破解中國學術話語的傳播困境提供一種思路或視角。

傳播立場:把握學術與政治的關系

正確把握學術與政治的關系,是做好學術傳播的“看家本領”。否則,學術傳播將可能迷失方向,誤入歧途。

在學術傳播中,講政治是根本,學術為本是原則。人文社會科學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屬性,很多情形下,學術與政治很難切割開來,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別是對於重大敏感的理論和現實問題,能否處理好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將直接決定學術傳播的成敗。對此,我們應該掌握兩條基本原則:

第一,政治問題學術化表達。學術性或學理性是學術傳播的本質特點。遇到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學術傳播必須增強戰略定力、站穩政治立場,主動發聲,敢於亮劍,積極投身宣傳思想領域斗爭第一線。但是,對於如何發聲,怎樣亮劍,當力求選擇學術的方式和視角。這也正是彰顯學術傳播價值之所在。一旦學術傳播混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新聞傳播或政治宣傳,其存在的意義將大打折扣。

近年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非常復雜,一些錯誤的社會思潮暗流涌動,此起彼伏,競相發聲。在此背景下,一些學術媒體展開了對西方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西方新聞自由等錯誤思潮的辨析或批判。對於這些錯誤思潮的批駁,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秉持學術文本的原則,做到有理有據,有破有立,重在啟發讀者認識與思考,而不能採取指責謾罵式的表達方式,給人強詞奪理之感。2016年9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在評論版推出“思潮辨析”系列專題,每期通常邀請三位知名學者,以記者訪談的形式,圍繞錯誤思潮的思想脈絡、理論根源、歷史背景、現實影響等問題展開討論。為改變“刻板說教”的面孔,版面設計成圓桌對談的形式,通過營造直觀的學術討論場景,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例如,針對“歷史虛無主義” 思潮,共策劃推出四個專題,分別為《虛無主義的起處》(2016年9月6日)、《史學思潮的背后》(2016年9月20日)、《歷史假設的邊界》(2016年9月27日)、《史料運用的規則》(2016年10月11日)。其中,《史料運用的規則》這個專題,共凝練出四個核心觀點,分別為“考辯史料真偽和價值是治史之基”、“把握主客觀平衡變史料為歷史証據”、“審視史料背后的歷史‘語境’”和“警惕史料運用中的陷阱”。作為單元標題,這四個核心觀點赫然醒目,起到了綱舉目張、聚合版面之效。從實踐效果來看,這種“組合拳”式的學術傳播,既以學術性為基礎又不乏針對性,對讀者產生了較強的吸引力乃至沖擊力。

與此相對照的是,有一些學術傳播文章顯然很難有“理”可言,或即使有“理”在情感上也讓人難以接受,必將自我陷入“說了傳不開”的窘境。學術傳播隻有體現出精深獨到的專業水准,才能贏得尊嚴和認可。學術傳播的角色定位,不是宣傳式“告知”政治,而是引導公眾更好地“理解”政治。

第二,學術問題不能政治化。學術問題不能政治化,是學術傳播必須堅守的底線。學術討論和爭鳴是推動學術發展不可或缺的手段。對於正常的學術討論和爭鳴,一定要遵循平衡守正的傳播立場,不能過多地偏向一方,或用一方來壓制另一方,更不能上綱上線,演變為政治攻擊或政治批判。否則,帶來的殺傷力是致命的,不僅僅敗壞學風和文風,窒息學術討論的氛圍與空間,一旦被別有用心之人利用,更有可能影響黨風國紀,后果不堪設想。這種教訓在歷史上並不少見,發人警醒。

對於在學術傳播中如何把握學術與政治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我們指明了總體方向,確立了根本遵循。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地指出,要正確區分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不要把一般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也不要把政治問題當作一般的學術問題,既反對打著學術研究旗號從事違背學術道德、違反憲法法律的假學術行為,也反對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混淆起來、用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對待學術問題的簡單化做法。②

傳播題材:把握冷與熱的關系

及時捕捉熱點,主動引導輿論,是傳播的基本法則。學術傳播要贏得社會關注,同樣應該如此。但與大眾化的新聞傳播相比,學術傳播具有特殊的一面。學術是坐冷板凳的事業,很多研究領域並不為普通大眾所熟知,從事這一領域的學者更是默默無聞,一般較難成為社會熱點。因而,學術傳播既要跟蹤社會熱點,但又不能一味地跟著社會熱點走,亦步亦趨,而是需要傳播者走近學者,用心感受學術“冷板凳”的溫度,特別是要關注那些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瀕危學科、冷門學科。通過專業化傳播,使這些“冷”學術適度“熱”起來,以更好地造福人類社會。

另外,對於學術領域的一些所謂大眾化“熱點”,在傳播過程中應適當做些“冷處理”,不能一味趨熱求新,盲目追著學術熱點或“學術明星”走,否則將很可能助長學術泡沫的形成,乃至敗壞學術風氣。受整體社會環境影響,學術領域難免夾雜浮躁功利之輩,導致學術有時變得真假難辨。因而,學術傳播者要抱持理性審視的眼光,把更多的心力用於發現真知、傳播真知。自古聖賢皆寂寞。知識的傳承與創新從來不是聚光燈下的事業。學術傳播者對此要“冷暖自知”,不為外界喧囂所干擾或誤導。隻有以學術為本,學術傳播才能傳之有“理”,傳之久遠。

傳播節奏:把握快與慢的關系

快中取勝是傳播的基本規律。但從本質上而言,學術與現實,學術與政治,都應盡可能保持一定距離。因為學術人物與學術成果很多時候都須放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由歷史和后來者加以評判。對於那些尚無定論特別是具有爭議的問題,則更是如此。因而,與快速反應的新聞傳播相比,學術傳播往往需要有意慢半拍,待時機成熟,再適時推出具有高度專業水准的傳播產品,以達到“一錘定音”之效。

現實中,學術傳播為了求快而陷於被動境地的教訓可謂不少。例如,在多種因素驅動之下,一些學術媒體急於刊發總結“地方模式”的理論學術成果,一旦該地方主要領導出了問題,發現是政績包裝的產物,其損害的不僅僅是特定個體的聲譽,更讓學術公信力蒙羞。

學術傳播隻有在專業和深度上下功夫,才能化被動為主動,把時效帶來的所謂“劣勢”轉化為優勢。學術傳播的價值功能,主要在於激發公眾尋求新知識、新觀點,獲得思想上的共鳴,而不是“快餐式”的信息消費或娛樂消遣。學術傳播一旦陷於后者,離真“理”就越來越遠。隻有在快慢之間掌握好節奏,學術傳播才能更好地揚長避短,才能不僅傳得“快”,而且傳得“穩”。

傳播媒介:把握新與舊的關系

新媒體賦予學術傳播新的特點和意義。學術傳播由過去的學術機構處於主導地位,進入到“以學者為中心”的時代。③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學術類微信公眾號早已超過500 個,其中2014年3月1日創建的微信平台“學術中國”,經過一年多的發展就聚集了50多萬訂閱用戶。④隨著新的傳播渠道的開辟,依靠期刊體制建立和維護的以紙本學術期刊為基點的學術傳播秩序遭遇了最為嚴峻的挑戰,學術傳播的失序已不可避免。⑤且不論這種論斷是否理性客觀,有一點可以肯定,基於互聯網的新媒體所煥發出來的快速聚集人氣的學術傳播力,是在傳統媒介環境中不可想象的。

“內容為王”是學術傳播的根本法則,但在眾聲喧嘩的新媒體時代,如果不借助新型傳播媒介,學術傳播將可能更加難以走出專業“小圈子”,被淹沒在紛繁復雜的信息海洋之中。真“理”一旦隻能掌握在少數人手裡,“說了傳不開”或許就是其必然結果。

在媒介選擇運用上,隻有處理好“新”與“舊”的關系,學術傳播才能跟上時代發展和媒介變革的步伐,更好贏得未來。在這方面應該防止兩種不良傾向:既要認識到紙質書刊出版(舊媒介)是學術傳播的基本形態,又要防止固守舊媒介的保守思維﹔既要充分發揮新媒體對於創新性學術觀點的擴散優勢,又要遏制其可能帶來的學術傳播碎片化傾向。學術傳播隻有掌握“新”“舊” 媒介特質,使其發揮各自傳播優勢,相得益彰,才能構筑多層次、立體化的傳播網絡,更好適應分眾化的傳播趨勢,使“理”不僅“說得出”,更能“傳得開”。

傳播視角:把握內與外的關系

學術無禁區,傳播有立場。中國參與國際學術話語權競爭,必須把握好內與外的關系。在互聯互通的新媒體環境下,內外有別的觀念和區隔不斷弱化,這反過來對傳播的主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傳播主體性是構建國家、民族和身份認同的核心要素,而話語權則是主體性的重要體現。學術傳播是通過一套特定的話語和話語規則實現的,其價值目標是話語權的構建。究其本質,話語權是指引領掌控認知與輿論的權力。它直接脫胎於法國哲學家福柯的著名論斷:話語即權力。在全球化時代,誰的話語體系更具道義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誰的觀念和主張就能傳播得更為廣泛深遠,進而在話語權的爭奪中取得優勢地位。

傳播是雙向的社會互動行為,其價值不僅僅在於分享信息的行為,更在於共享這個行為所表征的文化,以此在傳受雙方之間構建共通的意義空間。由於歷史文化背景不同,中外共通意義空間的構建往往會經歷一個沖突與融合的過程,其最終形成的比例構成,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傳播勢能的動態較量。

在傳播視角上平衡內與外關系,是積蓄傳播勢能的重要入口。過多偏向於任何一方,都將影響到學術傳播的效果。隻有樹立內外兼備的傳播視野,提升融合內外的傳播能力,中國學術話語才能真正確立自己的價值坐標,不僅只是“走出去”,而且能夠“走進去”。具體言之,一方面學術傳播要緊跟國際學術前沿,推動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體系新范疇,採用國際普遍遵循的學術規范和話語方式,從而便於傳受者識“理”懂“理”﹔另一方面,學術傳播要注重聚焦內生性的中國問題,特別是那些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創新性學術成果。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國學術隻有在最具優勢的本土問題上發出最強音,才能更好更快得到國際學界的認可和尊重,才能有“理” 走遍天下。如果一味照搬西方話語,人雲亦雲,其帶來的可能結果就是逐漸失去學術創造力,最后隻能運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從而出現“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尷尬與無奈。

一定意義上講,學術傳播的理想目標是在推動構建哲學社會科學創新話語體系的過程中,實現學術話語的“中國化”與“走出去”。為此,通過平衡內與外關系,學術傳播者應努力找到最佳傳播支點:既要心懷天下,不斷拓展國際傳播視野,努力推動學術話語“走出去”﹔又要腳踏實地,深入聚焦中國原生學術,不斷促進學術話語“中國化”。事實上,在學術傳播實踐中,“中國化”與“走出去”完全可以做到相互相成、相互促進。如果把“中國化”視為學術話語之“源”,“走出去”就是學術話語之“流”。沒有“中國化”之“源”的滋養,“走出去”之“流”就會失去動力﹔沒有“走出去”之“流”的激蕩,“中國化”之“源”就會失去活力。

學術傳播能力建設是繁榮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重要內容,也將是展現中國大國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的重要端口。中國學術話語傳播困境的形成,與很多主客觀因素有關。從大的方面來講,學術話語傳播力的實質性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與社會的整體進步,如國家綜合實力、學術發展狀況、社會文化水平等。從小的方面來講,學術傳播新型平台建設滯后、專業人才隊伍缺乏、體制機制不活等因素,也多少制約著學術傳播能力建設的進程與力度。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撇開這些難以掌控或一時難以解決的內外因素,當下能做也是急需做的,就是從理論層面辯証把握學術傳播的特質。這既是探索學術傳播之路的基石,又是破解中國學術話語傳播困境之前提。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報編輯中心副主任)

(本文原載《新聞與寫作》2017年第9期)

注釋:

①吳曉明:《論當代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自主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

②新華社:《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談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16-05/17/c_1118883394.htm

③張攀:《新媒體時代的學術傳播》,《中州學刊》,2014年第7期。

④郭澤德、趙瑞交:《移動互聯網情境下學術傳播路徑創新——以“學術中國”微信公眾號傳播實踐為例》,《中國出版》,2015年11月下。

⑤朱劍:《構建互聯網時代學術傳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學術期刊發展戰略為中心》,《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 年第2期。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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