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互聯網已經告別了以簡單普及為主的粗放擴張，走向與其他行業精細融合的時代。政府提出“互聯網+”，代表互聯網作為一種高速增長的基礎設施這一事實，被抬升至國家戰略的高度。防止“互聯網+”概念泛化的關鍵，在於洞察它所指向的真正發展方向。

　　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互聯網+”一詞。3年來，互聯網怎麼加，加什麼，加的結果是什麼，引發了各界的熱烈討論。關於“互聯網+”的概念辨析、政策內涵以及各類企業、機構就“互聯網+”政策的積極表態，一時之間統統涌入公眾的視線之中。但是，在言必稱“互聯網+”的熱潮背后，“互聯網+”的邊界卻日漸模糊，越來越像一個“筐”式概念，這將影響其在實踐層面的落實。

　　防止“互聯網+”概念泛化的關鍵，在於洞察它所指向的真正發展方向。有別於上個世紀90年代引進之初的情形，中國互聯網已經告別了以簡單普及為主的粗放擴張時代，走向與其他行業更加精細地融合的時代。當前，“互聯網+”至少指向三個維度：互聯網作為基礎設施的增長、互聯網與其他行業的結合以及互聯網對社會文化深層結構的變革。

　　（一）

　　互聯網首先是一種高速增長的基礎設施，是所有試圖憑借互聯網有所作為的力量必須仰賴的基礎。對於勢在必行的產業結構升級，互聯網構成一種佔主導地位的生產要素。“互聯網+”絕不是空頭支票和概念炒作的原因也在於此。因為，作為基礎設施的互聯網，極大地依賴政府的介入和規制。沒有高速運行、穩定安全的網絡，就沒有基於網絡的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政府提出“互聯網+”，代表著互聯網作為一種高速增長的基礎設施這一事實，被抬升至國家戰略的高度，這意味著切實的資金跟進和政策支持。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互聯網正在通過拓展自身的方式拓展著我們對於基礎設施的認知。我們不能夠僅僅把互聯網視作一種有關通信的基礎設施，盡管互聯網是這樣起步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作者杰裡米?裡夫金認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關鍵技術有三個，分別是通信、能源與交通技術：如果沒有通信，我們就無法管理經濟活動﹔沒有能源，我們就不能生成信息或傳輸動力﹔沒有物流和運輸，我們就不能在整個價值鏈中進行經濟活動。所以，通信、能源和交通將是“互聯網+”的主戰場，中國需要在保持移動互聯網領先地位的同時，大力拓展能源互聯網與交通互聯網，極大地降低制造業、服務業的成本，從而拉動經濟增長，也使個體的創新、創造成為可能。這種創新、創造有賴於人們像通過互聯網近乎免費地生產和消費信息一樣，借助能源互聯網廉價地生產和消費能源，借助交通互聯網提升物流效率。

　　（二）

　　“互聯網+”與經濟增長的勾連，不僅僅在於互聯網作為基礎設施本身走向完備和豐富時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更在於互聯網滲透和進入傳統產業的各個環節之后產生的增值，這也就是我們常提到的“互聯網化”。互聯網目前更多地作用於輕量級的第三產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但是消費端迅猛而深入的變革並不是互聯網化的全部。除了高科技行業，各個重要行業都沒有跨越向線上轉型的早期階段。事實上，大約一半的中國中小企業才開始利用互聯網進行採購、銷售和營銷等活動。在重工業部門，傳統的生產方式仍然佔據主導地位，產能過剩、盲目投資的情況大量存在。這意味著最激烈的變化將發生在中國經濟中比較“沉重”的那些部門，比如實體制造業以及大量的中小企業身上。

　　另一個需要澄清的誤區是，“互聯網+”不是簡單地使用互聯網作為一種生產工具，不是單純的流程再造和運營效率提升，而是徹底的頭腦變革。例如，對於制造業而言，他們所需的變革並不是上線網絡平台和使用聯網的辦公系統，而是全生產過程的互聯網化，其背后是固有觀念的破除，是思維再造體現出的戰略創新、組織創新和流程創新。“互聯網+”帶來的革命需要創造力被鼓勵和激發，從而為產業帶來嶄新的面貌。如果沒有這樣的前提，那些“大門口的野蠻人”，即那些看似與制造業完全無關的人，可能通過創造性破壞，以保守思維不可預料的方式倒逼行業變革。最簡單的例子是，當下的互聯網公司正在用扁平化的組織結構沖擊著既有的繁復的科層體制。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被稱為中國經濟新常態之下的新引擎。在“互聯網+”政策的激勵之下，開放平台將為那些有創造力的人提供新機會。這種機會，可能是商業的，也可能是社會的。但是無論是哪一種，個體創造力因為工具的可接近性正在走向越來越盛大的解放之中。在經濟之外，“互聯網+”可能造成的社會和文化的微妙變化，也是需要不斷接受新挑戰的未知領域。

　　（三）

　　“互聯網+”與政府政策創新的關系值得深入思考。政府固然是“互聯網+”最有力的推手，但同時，相對於快速前進的互聯網，政府職能的轉變滯后也可能成為“互聯網+”推行過程中的障礙。龐大的科層體系對創新的迅速轉化的滯阻以及政府如何、何時能從監管走向治理與服務，考驗著政府部門的執政能力。因互聯網的去中心化特征，“互聯網+”本質上要求市場導向和深化對外開放。開放並不僅僅是對外的，也是向內縱深發展的。深化國企改革，尤其是行政壟斷的經濟部門的改革，是其題中之意。這些部門中，相當一部分被稱作國民經濟的命脈。“互聯網+”的推進並不等於私有化，而是將“游戲規則”統一。不能因行政高牆庇護落后，導致影響國家發展戰略實施的消極后果。

　　另一大挑戰則來自制度配套建設。“互聯網+”對資本市場、金融體系和法律制度等都提出了要求，歸根結底，這些要求都指向政府必須從全局式的“監護人”走向法制化的治理者角色。在“互聯網+”的語境之下，政府需要將注意力著重放在社會力量難以真正推動和促進的重量級經濟部門上。一方面用政府的指導創造改革的氛圍，一方面加強市場導向，引入互聯網這一動力引擎展開雙重變奏，進行產業改造和權力置換。

　　（作者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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