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傳統犯罪相比,網絡犯罪有個突出特點,就是不受地域限制。在近日舉行的網絡犯罪的打擊與治理論壇上,業內專家介紹了如何開展國際合作更好打擊網絡犯罪。

執法機關開展國際合作

網絡犯罪的跨地域性給打擊與治理網絡犯罪帶來了諸多挑戰。

“網絡犯罪的跨地跨境實施、犯罪人員的跨地跨境流動、網絡資源的跨地跨境使用,使得網絡犯罪相比於傳統犯罪更易於逃避監管。”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法制工作處處長李菁菁說。

李菁菁通過自身偵辦的案件進一步分析了網絡犯罪跨地域的危害性,“當前我們有些周邊國家和地區開設了賭場,並且通過網絡向境內提供網絡投注,實施視頻賭博服務。每年因為網絡賭博向境外流失的資金數額較大,同時,有些境內人員為了逃避打擊潛逃到境外,甚至在境外披上合法外衣,建立了規模較大的犯罪基地。近期我們偵破了幾起境內人員潛逃至境外實施犯罪的組織,再把這些人遣返回境內。隨著網絡犯罪跨地域越來越普及,這樣的情況會更多出現”。

李菁菁認為,當前在打擊治理網絡犯罪過程中,還是沿用過去的傳統執法協作機制,包括司法協助渠道,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打擊與治理網絡犯罪的實際需要,由此導致了在偵辦跨地跨境網絡犯罪過程中效率較低、成本較高、時效性較差。要想遏制網絡犯罪跨地跨境高發、頻發的勢頭,僅僅靠刑事打擊遠遠不夠。

“來自法院系統和檢察院系統的專家也多次提出,對網絡犯罪要進行綜合治理。要遏制網絡犯罪,不能把刑事打擊放在最前沿,刑事打擊是最后的防線。要真正遏制網絡犯罪,徹底根除滋生網絡犯罪的土壤及其利益鏈條,必須立足於防范為先、打防結合。”李菁菁說。

長期以來,針對打擊與治理網絡犯罪,執法機關注重於開展國際合作。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副處長趙憲偉介紹,上合組織成員國2001年在上海成立以后,在2002年,上合組織檢察院系統就已經成立了總檢察長會議這樣一個層級很高的檢察機關組織會議,每年一次,到2017年已經是第十五次。

在第十五次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檢察長會議上,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表示,上合組織各成員國地緣相近,交往歷史悠久,是興衰相伴、安危與共、同舟共濟的命運共同體。中國檢察機關願與各成員國檢察同行一道,攜手並進,強化合作,擴大懲治網絡犯罪成果﹔加強聯動,標本兼治,鏟除網絡犯罪生存空間,共同維護本地區繁榮穩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據了解,上述會議主題為“打擊利用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犯罪”。會議中,各方主要討論了對利用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跨國犯罪的預防和調查、協調立法打擊利用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犯罪、打擊利用網絡實施極端和恐怖主義行為等。

網絡恐怖主義危害大

在各種各樣的網絡犯罪中,網絡恐怖主義是一種比較特殊的犯罪形式。

今年6月,趙憲偉曾經代表中國檢察機關參加了一個共同打擊網絡恐怖主義犯罪活動的國際合作經驗交流會。

“網絡恐怖主義和網絡犯罪是什麼關系?我想肯定是交織在一起,或者說網絡恐怖主義更多是以犯罪形式出現,是一種犯罪,而且我認為這是具備普通管轄關系的一種犯罪。”趙憲偉說,在有的國家看來,網絡恐怖主義是濫用現代信息技術開展傳統恐怖主義行為以及惡意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實現網絡恐怖主義。可以理解為,一種是針對網絡的犯罪,一種是利用網絡的犯罪。

“有的國家還提出,網絡恐怖主義是要完成政治任務和社會任務,也就是說網絡恐怖主義和通常意義上的網絡犯罪還是有一些區別的。網絡恐怖主義分子有著獨特的政治目標和社會目標,不僅是利益或者經濟層面的需求。所以說網絡恐怖主義是人類文明共同的毒瘤,因為有著政治的訴求,為了實現更大的攻擊目標。”趙憲偉說。

近年來,不同國家都面臨著網絡恐怖主義以及網絡犯罪的威脅。

據趙憲偉介紹,作為此次會議東道主國,俄羅斯面臨的網絡恐怖主義形勢比較嚴峻。俄羅斯75%的恐怖主義都是通過互聯網傳播,而且大量通過游戲的方式進行,包括顛覆政權、宣揚恐怖主義的網絡游戲。

“這種游戲帶來的刺激感和對青少年的鼓動性,造成很強負面影響,非常危險。”趙憲偉說。

雖然南非不是上合組織成員國,但也介紹了一些獨特的現象。

“南非主要面臨的是金融聖戰威脅,主要是針對金融機構、証券平台實施金融聖戰,不是以追求利益為目的,而是破壞經濟和金融秩序,帶有政治和社會目的的行為。這種網絡恐怖主義活動在技術層面做得非常細,包括運用一些專業領域的人才能經常接觸到的幾款軟件。”趙憲偉說。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上合組織成員國中,印度在應對網絡恐怖主義以及網絡犯罪方面顯得比較特殊。

“印度的IT產業和技術比較發達,產生的問題也多於其他國家,再加上印度社會問題比其他國家復雜,所以在印度看來,任何針對網絡的黑客攻擊、非授權訪問等一系列行為,都是網絡恐怖主義。因此,印度針對網絡恐怖襲擊,在司法應對、執法建設、專業研究方面的做法都具有借鑒意義。”趙憲偉說。

據介紹,印度從1978年開始,就已經把信息技術數據建設以及未來可能會面對的信息攻擊、數據安全風險等考慮得比較全面。

“根據參加會議的印度副總檢察長介紹,他們在司法、執法等各方面已經開展得非常深入了。從司法層面來看,印度政府為了加大反恐效率,不需要授權就可以攔截私人電話,就是說除了監聽之外,如果認為通話內容可能涉及宣揚或者傳播恐怖主義信息,可以主動切斷電話。包括在法庭証據使用上,如果警方通過特殊手段截取了電話內容,可以在法庭上作為直接証據使用。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這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國的適用是有前提的,需要在庭外核實、質証以后才可以作為証據,印度走得比較超前。此外,在印度政府看來,黑客攻擊、非授權訪問等都可以視為網絡恐怖主義,懲罰直接提升到了無期徒刑,懲罰措施相當嚴厲。”趙憲偉說。

圍繞打擊網絡恐怖主義以及網絡犯罪,近年來印度頻頻推出一些有特點的舉措。

“印度2013年建立了中央監控系統,這是橫跨在很多執法部門之上的監控系統,也就是說其信息是高度集中,而不是分散的。2014年又成立了國家情報網絡,覆蓋面更廣、集中度更高,效率也更高。此外,2014年印度專門倡導實施了一項計劃,就是有效利用基於空間技術的內部安全保障計劃,這個計劃依托數據研究機構,通過監控社交媒體與犯罪有關的新聞,可以對犯罪模式進行識別、預警以及對警力資源重新部署、對犯罪熱點進行深入分析等。這些做法都為世界各國提供一個很好的參考。”趙憲偉說。

建立網絡犯罪綜合防治體系

隨著網絡犯罪日益增多,深入開展國際合作打擊治理網絡犯罪已經成為各方共識。

“加強對網絡犯罪的源頭治理在世界范圍內已經形成共識。鑒於網絡犯罪跨地跨境特點,在對網絡犯罪進行打擊治理的過程中,越來越關注和強化互聯網企業在預防犯罪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主動作用。要遏制網絡犯罪防止其跨地跨境蔓延,對網絡犯罪進行源頭治理、綜合治理,就要進一步凸顯互聯網企業防范發現網絡犯罪的責任,建立網絡犯罪綜合防治體系。”李菁菁說。

李菁菁建議,建立一套跨地跨境防治網絡犯罪的制度和體系,既能解決跨地跨境問題,還能解決場地管轄權問題。通過警方合作、司法協助等多種渠道,對網絡犯罪採取綜合施策,對境外網絡犯罪從法律上採取有效措施以及緊急處置措施。

“網絡犯罪跨國跨境非常多,所以打擊網絡犯罪依靠一國來做成效不明顯。實際上,中國警方跟世界上很多國家的警方在打擊網絡犯罪上都有合作。我想,可能網警和世界各國警方的合作僅次於刑警,我們與三四十個國家警方都合作過。我相信隨著形勢的發展,這種國際合作會越來越多。”原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巡視員顧堅說。

就打擊網絡恐怖主義,趙憲偉建議,盡可能統一有關網絡恐怖主義信息的識別,特別是在法律層面。因為上合組織是基於反恐需要的國家間政府間組織,對於恐怖主義信息的識別,地區與地區之間不一樣。在有的地方是恐怖主義信息,在別的地方不一定是恐怖主義信息,這樣就對彼此之間的工作交流產生障礙,影響法律協作的效率。

“比如有的候在我國某地發現一個恐怖主義組織,需要盡快獲取其他國家關於這一組織犯罪分子的基本信息,有的國家可能有這方面信息,但是法律協作效率比較低。另外,我們建議在上合組織成員國框架內建立打擊網絡恐怖主義犯罪專家交流機制,加強對網絡恐怖主義現象的研究。通過國際間專家交流常態化,拓展視野。”趙憲偉說。（記者 杜曉 實習生 史欣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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