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劉燕南

《法制日報》記者 趙 麗

《法制日報》實習生 林靖耘

數據造假影響收視率市場健康

記者:近日,光線傳媒總裁王長田針對收視率造假在微博中寫道,部門不治之由屢屢傳出:無法律法規可依、抓不到証據、缺乏權力手段、掀開蓋子恐傷害電視行業、市場行為政府不便干預、利益集團太大扳不動等。與此同時,數百位行業資深人士的聲討,又一次撕開了收視率黑產的遮羞布。

朱巍:這種現象主要是市場的副作用。收視率是評定一個作品好壞的具體標准,而這個具體標准統計的方式目前沒有公開透明。現在數據不能公開,就一定會存在所謂的收視率造假,這種造假是針對這種不透明的數據來說的。

劉燕南:電視業的迅猛發展呼喚加強收視率監管。如今收視率已經深度滲入電視領域從宏觀決策到微觀管理的幾乎一切方面,不僅是市場的晴雨表,也是電視劇交易的“通行貨幣”,而且時常與從業人員的業績、收入、晉升和評比等直接挂鉤,在電視業和從業人員的生存與發展中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人們對收視率調研的關注已經從技術層面轉向市場層面,數據市場的亂象,對數據的誤用和濫用等做法,已經嚴重影響了收視率的信譽和市場健康。

記者:收視率造假不僅嚴重損害電視劇產業的發展,而且對社會誠信造成極大傷害。造假背后是一些人利益膨脹的結果。因此,治理收視率造假就必須斬斷利益鏈條,瓦解利益勾連,這樣才能釜底抽薪。

劉燕南:2009年3月,中國廣播電視協會受眾研委會組織制訂的《中國電視收視率調查准則》正式推出,這是在我國大規模開展收視率調查十幾年后,由行業協會推出的第一個規范性文件。准則是參考和借鑒國際通行的《全球電視受眾測量指南》(GGTAM),並結合中國國情的產物,不僅對數據生產方提出了應該遵守的標准,規范其行為,讓人們“有法可依”,同時也對數據使用方提出了規范要求。然而幾年過去,准則遭遇的可以說是“有法可依”卻“無人執法”、幾乎被虛置的窘境,數據亂象愈演愈烈。

法律規約和監管機制尚不健全

記者:准則也好國標也罷,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規章,相對軟性而非剛性。要將寫在紙上的准則或國標落到實處,關鍵還是要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有一個相對剛性的機制和機構去付諸實施,否則准則或國標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就會大打折扣。

劉燕南:准則的制定和推出,無疑是在為中國收視率調查“立法”,為市場轉型中建構和適應新的游戲規則奠定基礎,為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而積極作為。

當然,准則本身也有一些待改進和完善之處。比如,缺乏對違規者進行懲戒的條例和措施﹔對樣本戶合作的規則也強調不多﹔有關數據交易方面的規范更未見著墨﹔要真正成為權威性標准,在“立法”層級上還需更進一步等。這些都需要在實踐中逐步改進和完善。

記者:2012年電視劇《大祠堂》的出品人王建鋒在微博上舉報過收視率作假、2016年電視劇《美女私房菜》也因收視率問題被撤檔,這些事件都曾報案,但最后都悄無聲息。

朱巍:收視率的調查並不是一個難題,現在的問題是,獲取數據的渠道有了,但電視台可能出於商業利益的考量,同時由於數據獲取的過程不透明且數據也不公開,人為地做出模糊化處理。這樣可能為相關方面帶來更高的廣告收益,因為根據不同的收視率收取的廣告收益不同。

劉燕南:收視率造假風波之后,很多人都提到了調查公司的獨家壟斷問題,需要強調的是,這些並不是促成收視率造假的直接動因。獨家壟斷和數據造假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只是客觀上讓造假行為更加方便一些而已,收視率造假說到底還是利益的驅動。

另一方面,由於收視率市場的法律規約和監管機制不健全,且訴訟或問責的時間和人力成本太高而成功案例較少,往往令人卻步,致使違法違規幾乎“零風險”。一些人做了違法違規之事,既未受到法律的制裁,也無問責機制的處理,沒有受到任何懲罰,也無需承擔任何后果,這就很難避免還會有人前赴后繼、變本加厲地繼續造假。很顯然,法規和監管機制的缺失,與收視率造假現象的出現,不無關系。

記者:有資料顯示,一些所謂的專業公司會採用“跟蹤、竊聽、行賄”等手段干擾收視數據的採集,甚至已經到了產業化操作的地步。

朱巍:這屬於非法經營,已經涉及刑事法律的范疇。人為地鼓勵這種收視率造假其實是雙方都不滿意的一個潛規則,最終受害的是整個產業還有用戶。機頂盒目前是非常容易得到統計數據的,不應該把這個數據當作商業秘密。現在很多地方想要取得這個數據,但需要付費購買,甚至花錢都買不到,一些機構把這個數據當作一個級別特別高的商業機密進行保護。這個數據應該公開透明,並且不允許更改,也不應該作為商業秘密,而是向社會公布。

創新監管機制是大勢所趨

記者:收視率造假嚴重損害社會風氣,影響產業健康發展,應該針對收視率造假行為制定出台有針對性的法律。與此同時,加強日常監管,真正運用法治手段消除收視率買賣和作假的頑疾。

劉燕南:在我國,迄今尚無有關收視率的法律法規出台,監管機制也裹足不前。由於收視率調查公司的運作基本上是不公開、不透明的,收視率的生產基本處於“半地下”狀態,社會對它的知曉度非常低,這是收視率調查的一大特點。

遵守行業規范適當保密是應該的,但是在一些非保密領域,應該向社會公眾有所交待,尤其是向公正、客觀、中立的第三方監督和審核機制開放,以對調查方的運作進行有效監督和評鑒,規范市場秩序。在加強法律規制的同時,對收視率調查實施有效監管,有利於防止篡改數據、污染樣本戶等現象發生﹔有利於督促調查方密切測控樣本數據,強化數據異動的應急處置機制﹔對幫助調查方成長、不斷改進調查質量也有一定促進作用。

朱巍:最后還是要靠自律。目前依靠人為地將一些統計數據神秘化,變成一種風氣問題,經過這一次曝光、嚴懲之后,哪個平台做好了老百姓是能看到的。未來發展方向可能是我們在收看電視劇時,同時在線人數有一個直接顯示,不能造假。然后由第三方監督用戶量,這個第三方可以是行業自律協會,靠自律來解決而不是光靠政府。

記者:的確,在我國建立健全收視率相關法規和監管機制是當務之急,也是一項全新的嘗試。探索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法規和監管之路,需要借鑒和參考他人的先進經驗,也需要勤學篤行,不斷創新。

劉燕南:中國收視率調研和應用的現狀表明,市場的健康和有序,僅靠數據生產方的承諾、自律和自証是不夠的。一些電視台等數據使用方也通過組成用戶委員會對調查公司行使某種審核監管職能,但是就目前的亂象來看,效果不理想。由此,借鑒國外經驗,建立獨立權威的收視率調研第三方監管被提上議事日程。

目前,對收視率調研實行第三方監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已經達成基本共識,從混亂走向有序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隻能也必須在發展中不斷探討和解決。總之,在我國建立收視率調研第三方監管機制是一項全新的嘗試,這種“前所未有”意味著,它注定要經歷一段艱苦的摸索過程。第三方監管在國外又被稱為“吹哨人”,作為我國監管收視率調研的一個新角色,“吹哨人”同樣需要社會的支持、寬容和監督,先有再好,而至不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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