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個人還是平台，不論有意還是無意，隻要進行著“一對多”的傳播，就天然具備了公共屬性，理所應當遵規守法、謹言慎行。對於一些人在直播平台公開發表戲謔英烈、褻瀆國家的言論，決不能“大棒高高舉起，輕輕落下”。如何讓價值與責任更好地融入技術，是風頭正勁的網絡直播行穩致遠的“生死一問”。

連日來，網絡主播頻頻上“熱搜”：前有虎牙平台主播公然侮辱國歌被拘留，后有斗魚主播大放厥詞“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侵略中國”被禁封。據不完全統計，今年7月到10月，幾乎每個月都有網紅因言行失范觸犯眾怒的事件發生。丑聞密集涌現，已不能將之視為個例，更不能再等閑視之。

一曲《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於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最危險時刻”，唱出了中華兒女不屈不撓、救亡圖存的“最后吼聲”。而日本侵華歷史，更是全體國人刻骨銘心的民族屈辱與傷痛。可以說，怎樣對待國歌，怎樣對待日本侵華歷史，都是大是大非問題，都涉及到不容觸碰的底線紅線。一些成長於太平盛世的“80后”“90后”主播，享受著前輩們拋頭洒血換來的歲月靜好，卻戲謔侮辱國歌、消費民族傷痛，既是無知，更是無良。

再從身份特性來說，網絡主播在公開直播中語出驚人，不僅有違職業操守，更讓負面效應直線上升。不管個人還是平台，不論有意還是無意，隻要進行著“一對多”的傳播，就天然具備了公共屬性，理所應當遵規守法、謹言慎行。這些當紅主播，粉絲人數動輒千萬，在某種程度上儼然一個個小型媒體。如此信口雌黃，且他們的擁躉之中，大量都是同齡人和未成年人，無法想象將荼毒多少人的價值觀。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一些人在直播平台公開發表戲謔英烈、褻瀆國家的言論，決不能“大棒高高舉起，輕輕落下”。

嘩眾不一定能取寵，違法必須受到嚴懲。回顧過去發生的多起案例，事件處理的“標配”是輿論譴責、平台封號、網紅致歉。然而，次次拙劣不堪的行徑，篇篇話術雷同的致歉，讓人們的包容指數不斷降低。且不說很多錯誤無法道歉了事，更遑論其錯誤言行早已流布網絡，造成了實質影響。對於這些惡行，如果說之前我們苦於無法可依，那麼如今《英烈保護法》《國歌法》等一系列法律已經出台與完善，就應該及時祭出法律武器。也惟有依法亮劍、嚴懲不貸，蠢蠢欲動者才不會肆無忌憚，網紅口中的“下不為例”才能化為“絕不發生”。

也要看到，直播平台也非“中立港灣”，主播不過是前台的表演者，平台才是后台的責任人。丑聞頻出，我們在聲討“有毒”網紅的同時，更不能忽視了直播平台的失責。而這也是一個契機，敦促各方面好好審視野蠻生長的網絡直播。短短兩年多，這個新型娛樂形式憑借“有個性、很直觀、互動強”的標簽，俘獲眾多年輕擁躉，斬獲不少資本青睞，已經成長為一個新興業態。面對網絡直播“繁花盛開，雜草叢生”的二元局面，我們既不能將其一棍子打死，也不能置之不理，加強規范引導、加大整治力度方為長遠之計。

有人說，技術決定了一家網絡平台的起跑速度，價值觀則決定了它最終能跑多遠。如何讓價值與責任更好地融入技術，是風頭正勁的網絡直播行穩致遠的“生死一問”。在筆者看來，一個重要方向是主播和平台要從“顏值直播”轉向“價值直播”，在抓住互聯網創新契機的同時，做到懂法守法，使網絡直播成為主流價值和時代精神的出口。以更大視野來看，這也是任何新興媒體形態都要謹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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