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旋律影視作品的價值解碼與精神扶貧

鄭向陽

2018年11月20日13:58  來源:今傳媒
 

亞當·斯密曾認為,社會上,除乞丐以外,沒有一個人願意全然依靠別人的施舍生活。西方有一句名言,對於一個處於極端飢餓的人來說,除了食物,沒有別的要求,而當他一旦酒足飯飽,就會有無數的欲望。古語亦有雲,“暖飽思淫欲”、“飢寒起盜心”,雖有失偏頗,卻折射出一個道理,即人在填飽肚子之后,隨之而來的就是對精神需求的滿足,對物質的需求是暫時而有限的,對精神的需求卻是長遠而無限的﹝1﹞。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要舉措的“精准扶貧”,單純依靠物質資助是不夠的,還需要不斷滿足精神的追求。長期實踐証明,隻有具備了飽滿的精神狀態和樂觀的脫貧意識,才能充分調動脫貧攻堅的主觀積極性。 因此,“精神扶貧”理應成為精准扶貧過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環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非物質作用。“扶貧必扶智”“既扶貧又扶志”,全面貫徹精准扶貧政策,不是一味地同情與物質的幫助,而是在尊重和維護貧困對象的人格和權利的同時,把智力扶持、能力培養作為精准扶貧的首要工作,把挖掘內部潛力、增強自身實力作為脫貧攻堅的長效策略﹝1﹞。

目前許多地方已經認識到了“精神扶貧”的重要性,並付諸於實踐,陸續啟動“精神扶貧工程”,但卻收效甚微。一方面,是因為“精神扶貧”是一場持久性戰役,它不像物質扶貧那麼立竿見影、立見成效,而是需要滴水穿石、久久為功的韌勁,它是一場持久戰,除了需要信心和勇氣以外,還需要有恆心和耐力﹝2﹞﹔另一方面,目前的“精神扶貧”還存在認識膚淺單薄、形式簡單粗暴、過程有始無終等現實困境,僅僅滿足於動員、走訪、宣傳等淺表方式,還沒有精准把握每位扶貧對象的心路歷程,進行有針對性的心理疏通和精神引導,使精神扶貧做到對症下藥、務實有效。直接說教式的思想價值宣傳與科學文化普及,已經難以適應新時代的精神扶貧要求了,不但難見成效,而且會產生嚴重的逆反情緒和應付心態。找到一種“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的精神扶貧方式,已是當務之急、迫在眉睫。

平時上網沒條件、看書沒文化,而閑暇之余看電視是目前貧困農村地區主要的精神娛樂方式。電視作為一種跨民族、跨文化、低門檻、無障礙的傳播媒介,在貧困地區的傳播范圍和傳播效力是其他媒介難以比擬的。鑒於此,借助於影視作品尤其是主旋律影視作品的傳播影響力和潛在感染力在貧困農村地區進行精神扶貧,不失為一種成本低廉、行之有效的精神扶貧方式。而這種精神扶貧方式的關鍵就在於如何正確地解讀主旋律影視作品的精神內涵、價值核心以及教育意蘊。既不能走純娛樂式的解讀路線,也不能走純說教式的解讀路線﹔既要以理服人,又要以情感人。

一、“新主旋律影視作品”的價值解碼

“新主旋律影視”起源於20世紀末,2006年10月,時任國家廣電總局副局長趙實在全國電影創作會議上提出,一切反映真、善、美的優秀影片都屬於主旋律影片﹝3﹞,弘揚真善美、鞭撻假丑惡成為主旋律影片的重要功能。至此, “突出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的含義才真正被廣大電影人和藝術家解讀。2013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做好新時期的意識形態工作,要“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新主旋律影視的重要任務。“新主旋律影視”的發展,除了在價值觀念與審美取向上的嬗變外,在表現形式與運作方式上也進行了全新的嘗試和有益的探索,採用融合類型策略,把主旋律影視的精神訴求與類型電影的商業追求實現了完美的融合和無縫的嫁接,進行吻合時代潮流發展和多元文化表述的革新,進一步拓展發展空間、搶奪傳播陣地,不斷滿足大眾借助影視作品來比照、詮釋與反思現實世界的心理要求。因此,項目的選材范圍相對比較寬泛,涉及重大革命歷史題材與一般歷史題材、農村題材、軍事題材、都市親情倫理題材、時政題材等多種類型,包括電影、電視劇、動畫片、紀錄片、專題片以及網絡視聽作品等多種樣式,每種題材和樣式精選幾部進行重點解讀。比如從電影《十月圍城》《辛亥革命》《建國大業》《唐山大地震》《湄公河行動》,到電視劇《奮斗》《潛伏》《偽裝者》《士兵突擊》《人民的名義》以及專題紀錄片《永遠在路上》等等,不僅在思想上樂觀向上、積極進取,而且在藝術上精湛完美、卓有成效,主旋律影視大有突破重圍、強勢歸來的態勢,主旋律的“梧桐樹”不斷引來“金鳳凰”,主旋律影視創作進入了最具活力的發展時期。

新主旋律影視是區別於傳統主旋律影視的一種新發展模式,是在深刻總結以往主旋律影視經驗的基礎上,在積極弘揚主流價值觀的同時,巧妙地運用市場化、類型化的手法對歷史事件、著名人物等進行描寫和敘述,通過政治、市場雙重宣傳策略實現口碑和市場的雙贏,在實現既定宣傳目標的同時,憑借新穎的藝術表現、精彩的視覺展示、嫻熟的商業包裝實現類型的突破和模式的革新,改變了傳統主旋律影視宣傳主流意識形態與弘揚核心價值觀的說教式、生硬式基調,使得市場與大眾更容易接受與傳播。新主旋律影視是主旋律價值訴求與類型化商業運作融合下的新嘗試,這種新模式的崛起和演變是社會經濟發展和大眾觀影追求的必然選擇,擺脫了以往僵化教條的主流價值觀宣傳模式,更多地運用類型電影運作的親民化、市場化、商業化等手段來滿足人民群眾吸取有益營養營養與踐行主流價值的需要,這無疑對於利用影視作品來增強主流價值觀的傳播效果有重要意義﹝4﹞。比如《建國大業》就是這種理念變化中的產物,是一部成功地將主旋律與商業運作有機結合起來的標志性作品,開啟了主旋律電影的新時代,成為了主旋律電影的新標杆﹝7﹞。

主旋律影視作品作為一種客觀存在,每個國家、民族、時代都有,也都需要。像好萊塢電影,就是典型的美國精神和美國文化,可以看作是美國的“主旋律”。在我國,主旋律影視是一個特定概念,1987年3月,時任國家電影局局長的滕進賢在第一次全國電影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加強我國電影創作,突出主旋律,堅持都氧化,自此,“主旋律”一詞開始產生。這一時段的主旋律電影承擔著宣傳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政治功能。但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以內,由於主旋律影片片面強調價值宣傳和精神教化的功能而忽視了藝術呈現和娛樂大眾的需求,導致人民群眾缺乏觀影欲望和消費動力。而新主旋律影視作品大大拓展了題材空間,跳出以往“領袖不食人間煙火”“英雄自帶完美光環”的狹隘套路,把領袖人物還原成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把英雄人物塑造成有情有感的社會人,實現國家意志、主流價值和商業精神的巧妙嫁接和有效融合,以人為本,以情系之,以情感之,給人民大眾帶來全新的審美體驗和觀影享受,從而為中國主旋律電影搶佔市場、收復陣地奠定了夯實的基礎、提供了充實的經驗。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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