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就此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40年來，改革開放的大潮洶涌澎湃，出版業對外開放的歷程如其中浪花一朵。今天，站在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回顧出版業對外開放的歷程，總結其主要成就，從中可以獲得許多啟示。

歷程： 經歷四個發展階段

出版業對外開放大致經歷了重啟、探索、開拓、創新四個階段。

1978年—1991年是重啟階段，以從人員走出去到出版物引進來為主要特征。

由於十年“文革”，我國出版界與外界的交流合作幾乎斷絕。改革開放大政方針確立后，我國出版界重啟對外開放大門，從1978年年底開始，我國出版界相繼派員，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進行訪問交流，參加國際出版會議和國際大型書展，與國際出版界進行交流。

同時，出版業開始注重開展版貿輸出，但不管數量還是規模都無法與引進相比。所輸出的圖書大多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醫藥、烹飪、武術、養生等內容。而一大批國外科技出版物以及教育、商業、法律類圖書涌入內地。這些出版物對於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

1992年—2002年是探索階段，以從合作出版到放開印刷發行市場為主要特征。

這一階段，一批中外合資印刷企業、中外合資合作的音像制作、光盤復制企業相繼獲准成立。許多國外科技、醫療、時尚、生活類期刊通過合資方式進入我國市場。

進入新世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出版物市場進入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的階段。按照有關承諾，入世后我國將在發行領域，一年后開放書報刊零售市場，兩年后全面開放出版物批發市場。隨后，有60多家外資企業在我國大陸設立辦事機構。

2003年—2012年是開拓階段，以從“讓我走出去”到“我要走出去”為主要特征。

改革開放初期，乃至在相當一段時間，由於政策支持力度不大，出版單位實力有限，境外經營成本高、利潤低、風險大，外向型出版人才缺乏等因素，不少出版單位走出去的積極性不高。

2003年以后，國家有關部門加大了政策的支持力度，通過重大工程給予專項資金扶持，這使得出版單位獲得極大的支持，激發走出去的內生動力，對外開放的積極性和自覺性得到很大的提高，由過去的“讓我走出去”轉變為“我要走出去”。

2013年至今是創新階段，以從聚焦歐美主流市場到實施“絲路書香工程”為主要特征。

2014年年底，為配合“一帶一路”建設，“絲路書香工程”獲批立項。我國出版走出去的目標對象，不再僅僅集中於歐美主要發達國家，而是也更加關注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絲路書香工程”實施后，在英文版權貿易不斷增長的基礎上，其他語種特別是小語種版權貿易實現較快增長，語種結構不斷改善。一批解讀中國夢、傳播當代中國核心價值觀、發出中國聲音、講述中國故事的主題圖書、文學圖書、少兒圖書、歷史類圖書、對外漢語教材等類型圖書佔據了重要位置。

目前，至少有16家出版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分支機構或引入本土化運作機制，通過當地的翻譯、出版人才來推廣我國優秀的出版物。

成就：從走出去到走進去

出版業對外開放40年來，我國輸出了一批講述當代中國故事的圖書，版權貿易逆差大幅縮小，在國際社會的傳播力影響力顯著提高，扶持出版走出去的政策措施體系也逐步完善。

一是對外講述當代中國故事。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所輸出的出版物偏重於武術、中醫、飲食、旅游等傳統“四大件”，對當代中國文化介紹和闡釋不夠。

隨著近些年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在想什麼做什麼、中國為什麼能、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等相關主題，日益為國際社會所關注。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一批宣傳推介我們黨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展現中華文化獨特魅力的主題圖書走向世界。莫言、曹文軒、劉慈欣等一批優秀作家，憑借其代表作走出去，獲得國際大獎，走進國際文學舞台中心。這些出版物講述了中國的精彩故事，介紹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國人民精神面貌發生的深刻變化，描繪了中國的未來發展走向。

二是出版外貿逆差大幅度縮小。

經過40年對外開放，我國出版對外貿易取得了長足進步，從1997年（1997年以前，國家沒有完整的出版物的進出口資料）到2017年，我國圖書、報紙、期刊累計出口由496萬冊（份）增加到2172萬冊（份），金額由1210萬美元增加到7831萬美元﹔版權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版權輸出從569項增長到13816項，版權貿易逆差大幅度縮小，從7︰1縮小到1.3︰1。

三是國際書展傳播力影響力顯著提高。

自1986年9月，由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承辦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以來，截至2018年已舉辦25屆。經過40年發展，它已成為穩居世界第二的國際書展，其影響力日益提升，充分發揮聯接中外、溝通世界平台的作用。

國際書展中國主賓國活動更加活躍，初步形成了上下聯動、多方協作、共同推進的良好格局。除此之外，出版界還加大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書展的參與力度，先后參加了伊斯坦布爾國際書展、新德裡世界書展、開羅國際書展等。

四是政策措施體系逐步完善。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3年出版業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來，原新聞出版總署於2007年出台了扶持出版走出去的8項政策措施，於2011年還專門制定了出版業“十二五”時期走出去發展規劃，並於2012年又出台了《關於加快我國新聞出版走出去的若干意見》。2006年原新聞出版總署與國務院新聞辦共同制訂“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2008年與5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中外圖書互譯計劃”，2009年接連實施了“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重點新聞出版企業海外發展扶持計劃”“邊疆地區新聞出版走出去扶持計劃”﹔2010年再次推出了“中國出版物國際營銷渠道拓展工程”，這些政策措施，對於出版對外交流合作，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性。

啟示：正確處理四大關系

回顧40年出版業對外開放的歷程，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出版業取得的成就，從中可以獲得一些啟示。

首先，應正確處理好數量與質量的關系。

實施對外開放，核心是傳播中華文化。如果偏離了這一核心，數量規模再大，也毫無意義。因此，應始終堅持把內容建設放在首位，突出思想內涵，讓海外讀者通過我國出版物，了解中國歷史、現實和文化，增進對我國制度和道路的認識理解。

其次，應正確處理好中國內容與國際表達的關系。

目前，我們的出版物有許多的內容非常不錯，但問題在於不善於國際表達，這無疑成為制約出版業開展對外交流合作的障礙。因此，應認真研究海外讀者的文化背景和閱讀習慣，把他們看得懂、能接受的國際表達貫穿於對外交流合作的全過程之中。

再次，應正確處理好對外宣傳與對外傳播的關系。

以往在對外交流合作中，有些出版單位往往從自身願望出發，傳達自身主張，常常是“我要說什麼”，而沒有關注於海外讀者想看什麼、聽什麼。應強調把自身的主張和受眾的需求統一起來，不僅“我要說什麼”，更傾聽受眾“要知道什麼”“想知道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講故事是國際傳播的最佳方式。應組織各種精彩、精練的故事載體，把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中國力量寓於其中，讓海外讀者想看愛聽、有思有得，增強對外交流的針對性、有效性。

最后，應正確處理好政府與企業的關系。

政府的作用在於總體設計、政策扶持、資金投入，企業應是對外開展交流的主體。要激發出版企業的積極性、主動性，自覺把推進出版走出去的國家使命與企業做大做強的發展需求結合起來。民營文化企業不具官方色彩，具有市場意識強、在海外受到的限制也相對較少的特點，往往能夠起到“國家隊”起不到的作用。目前，應盡快形成政府主導、以國有文化企業為主體、多種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對外開展交流的新格局。

（作者系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2017中國出版走出去成果展精選了500種近年來在國際上出版的中國優秀圖書，讀者在書架前駐足。

在2018年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中外出版人在會場進行版貿洽談。

（本版圖片均為本報見習記者楊志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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