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在西安這座城市的市民，對安全感的要求似乎十分苛刻，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西安那檔叫《問政時刻》的電視節目那麼火。印象裡，這檔節目近些年至少兩次“轟動全國”。一次是2017年2月的環保局專場之后，戶縣環保局原領導班子被集體免職。還有一次是2018年4月，教育局在節目中收獲了突破天際的低分21.89分，現場市民觀眾對整改成果都不買賬，追問“既然能改好，早干嗎去了？”

1月8日，《問政時刻》播出2019年的第一期，針對的是黑臭水體污染問題。節目中一條短片裡，藍田縣的水務部門把澇池污水裝車運到河堤路上隨便倒掉。這跟“加蓋式治污”，望之好似一對異性兄弟組合。

現場的觀眾看了，明顯淡定不能，徑直出言諷刺：藍田縣處理污水，“很有高招”嘛。聯系到教育局專場中那句“早干嗎去了”的靈魂追問，你有沒有感覺到，這節目其實就是政務版的吐槽大會？

電視問政是嚴肅的節目，沒有編劇精心編排段子，觀眾的追問明顯帶有情緒宣泄色彩，但都是真實痛點的反應，可不是啥節目效果。這麼嚴肅的問責，節目現場很少有人笑得出來，卻莫名散發出一種綜藝類般的喜劇感。這種“喜劇感”，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場景，讓荒唐充分暴露。

拿西安最近的這期問政節目來說，高陵區的環保局長和水利局長，對轄區內污水滲坑的數量，半天都沒核對出一個統一的口徑。雖然水利局長確鑿明示，鑒定標准很直觀，看著黑聞著臭的就算，但我聽了半天，也沒搞明白為什麼兩個單位給出的數據差異那麼大。

平心而論，這期節目裡，兩個市級部門的一把手表現不算囧，特別是環保局局長劉軍，態度很誠懇，講話也比較實在，但整場看下來，各區縣水務與環保部門的負責人，還是時不常冒出官話套話來。

這種狀況，在其他地方的電視問政節目中也多有暴露。最典型的是去年底湖北仙桃市的一場節目裡，局長們不正面回答問題，甚至情不自禁做起了工作講話，惹得台下的市委書記給主持人遞紙條，直言局長們“令人生氣”。

類似的場景，擱在辦公室、會議室裡，雖然也叫人厭惡，卻很難像在舞台上一樣，渲染出諷刺的戲劇效果。更重要的是，曝光的亂象、佛系的治理與某些官員的套話疊加，意味就更加深長，亂象背后的懶政、怠政、形式主義，不經意就露出了馬腳。

電視問政的鏡頭所對准的，多數都是地方的痼疾。按說問題顯而易見，但每每在電視問政的鏡頭前，主責的官員們都免不了暴露過長的反射弧。各自領域的亂象，原本應該是監管部門去發現和查處的，卻被調查記者“截了胡”，著實尷尬得緊。西安有個自媒體對此批評得很形象，有些公職人員就是“給一鞭子挪一步”。

老實講，各地的電視問政節目，其實也是“一鞭子”，隻不過抽得更疼而已。

我的一個前輩做過某地問政節目的嘉賓，就他現場的感受，那些官員的緊張都不是虛的，因為他們也不知道，分管工作中的哪一點過失將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揭露。好些地方主政官員，對電視問政節目都給予了非同一般的重視。壓力的傳導，直觀得不能再直觀。這貼合了當下社會治理、作風建設的大形勢，那些“為官不為”的官員們，恐怕以后的日子會越來越難過。

給相關部門和公職人員加壓，確實能帶來風氣的轉變、行政效率的提高。可是，痼疾之所以頑固，是因為其特殊的生存土壤。就說西安教育局的整治，關停校外培訓機構多少多少家之類，看起來成果卓著，可是一時關了，就等於治好了麼？

再說地方環保治理，這塊工作總給人一種一面佛系、一面苦情的觀感。佛系自不必說，問政節目裡就已經充分暴露，但另一方面，好些環保官員、環保執法人員也有苦難言。近日，陝西漢中一個村支書，為了制止非法採砂，險些被打瞎了眼睛。前不久，還是非法採砂，河南信陽一個副區長在執法時當場失態，現場給人“判刑”。這兩個一體兩面的故事，充分說明了盤根錯節的地方生態。如果不能改變治理思路，做系統的、全局的考慮，那麼加碼的壓力，也可能只是變成基層工作人員升級的焦慮，卻無法抵達根本。

一個西安的朋友，向我強烈推薦當地交警部門的公眾號，市民可以方便參與互動，還能隨手拍、曝光交通違法。據他觀察，長久令人頭疼的道路秩序問題因此大有改善。電視問政有著強烈的視覺沖擊力，以及立竿見影的短期效果，它有諷刺喜劇的效果，意義更多在於暴露和警示。社會治理終究是深入毛細血管的細活兒，普通人的安全感和獲得感，也許並不在那些驚心動魄的整改裡，而在可以隨時參與的細致入微的日常。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